标题生不逢时尚倾国

　　《宋云彬杂文集》里《沈雁冰》一文中有一处括注说，“这里需要特别声明：那时候昆明《扫荡报》总编辑高紫瑜，副刊编辑吕剑，都是前进青年，所以昆明《扫荡报》作风和各地的《扫荡报》不同。”(页448)读了这条括注以后，胸中久蓄的一个疑团霎时消散。这是意外收获，自然愈加欣悦。原来以前看《龙虫并雕斋琐语》，对于其中十七篇《棕榈轩詹言》，注明都曾发表于昆明《中央日报》，总觉得纳闷。因为《詹言》正象《琐语》的“出版说明”所说，是一组“文词犀利，痛斥时弊”、“议论持平，讽喻巧妙”的杂文，如何竟能见诸《中央日报》？现在有了宋先生这条括注，虽则讲的是《扫荡报》，与《中央日报》丝毫不相干，却让我顿悟自己的孤陋褊浅。我的疑惑岂非生于认定“天下乌鸦一般黑”的死脑筋乎？
　　我拈出一条括注来絮叨而不及正文，颇有些郑人买椟的味道。不过从这里倒也可以省识杂文的特色，它往往如散珠走盘，转侧闪光。杂文信息多，知识广，而又生面别开，片语居要，牖启思考，使人每能有所触发。《宋云彬杂文集》正是使我喜欢的这样一本书。
　　宋先生降生于一八九七年。他说，“辛亥革命时我已经十多岁了，当时情形还历历如在目前。”(页77)在《辛亥革命与袁世凯》那篇文章里，他就写下了一件生动的往事：
　　当时我们读过种种革命的文告，也读过《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知道从此中华民国的人民都享有平等自由之权。而且事实上已光复的几个省分，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等，确实很自由。记得当时临时政府的内务部忽然颁布一种《报律》，第二天上海各报都刊登着一篇同样的文章，题为《掷还内务部所定<报律>议》孙大总统看见了，便下令取消这个《报律》。
　　真是闻所未闻！只怪我涉猎不广，从不曾在近代史的讲义上读到过这样的记载。可是孙中山的容止识度在这里岂不灼然可见，栩栩如生？而且我们还能进而想见民国初建时全社会意气风发、人情振奋、敢议论、敢指斥的昂扬志概，实在读之神旺。
　　其时宋先生方届舞象，《报律》的存废于他可谓如风马牛之不相及。但时过三十年，直至宋先生临写那篇杂文，此事竟依旧“历历如在目前”，看来已经烙上宋先生的心版，拂拭不去的了。我以为，恐怕也正是此时的革命风会，开始塑捏起宋先生一生的风骨来。
　　宋先生是文史学者，在他的文章中常被提到的也多属术业专精的学者如章太炎、吴检斋。但这也如鲁迅说过的，恐非因为他们是学者，却为了他们是有学问的革命家的缘故。因之在论议这些学者的时候，每有独见。在《杂抄三则》之三《章太炎的<谢本师>》一节中，宋先生写道：
　　章太炎受业于德清俞曲园(樾)。太炎加入革命党，反对清廷，曾受俞氏呵斥，他撰《谢本师》一文，起而抗辩。……当时清廷的专制淫威，可以使人遭灭门之祸，他既加入革命党，公开声讨清廷，深恐因此而连累到他的本师，特地写这篇文章替他的本师预作开脱地步。当时他们师徒之间，一定相视而笑，莫逆于心的。
　　耆硕并世而不获接席交言，读了上面那样的文字，殊憾自己的福薄缘浅。宋先生这番论议显然可看做他本人执守的动定进止之体用。杂文最不能隐匿作者的性格，读其文而兴仰慕尚友之想，是杂文经常会引起的反应。
　　这个集子共收文九十七篇，篇末大都注有写作年月，始自一九三四年，终于一九六五年。其中一九三八年以前的仅存二篇，一九五七年以后的又只得四篇。书前秦似的长序说到，“到了一九五六年前后，对于诸如有些干部搞浮夸风，搞一言堂，公然破坏文物，轻视知识文化等等‘左’的流风，云彬又有了不能已于言者，在一两篇文章中提出了一点意见，不料竟以此贾祸。”所说的“一两篇文章”，今存集中，不难指认，重读一过，感叹如何！
　　宋先生的文章，我以前读得不多，偶忆《文史资料选辑》中尝有《开明旧事》，此集未收，检一九八五年出版为纪念开明书店创建六十周年的《我与开明》，竟也未收，但有吴甲丰先生忆念宋先生一文。重读吴文，弥益怅惘，文中引宋先生集龚一绝云：“夜思师友泪滂沱，无故飞扬入梦多。各有清名闻海内，侧身天地我磋跎。”秦似在序中说，宋先生下放到湖北咸宁时，已经七十多岁，“在那儿，扛大粪走不动，被踢倒在地踏上一只脚，是经常的事。”病倒后经千方百计设法接回北京治疗，“直到他逝世，整整九年闭口无言。”论宋先生的遭际，磋跎两字实不足以尽之，而清泪结梦，殆为后之读者所难免。“生不逢时尚倾国”，读此书不禁想起林旭《晚翠轩集》中的诗句来。
　　(《宋云彬杂文集》，三联书店一九八五年十二月第一版，3.8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