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批评生理学》：职业的批评

　　我们的第二站是“职业的批评”。这是一片教堂高耸、宫殿巍峨的土地，到处是围绕着数十位大作家和数百部名著用卷帙浩繁的文学史、大部头的专论以及精细得近乎烦琐的考证建立起来的纪念碑。人们可以怀着崇敬的心情前来瞻仰，却很少能带着愉快的笑容与之亲近。它们太高了，累得普通人脖子疼。所以，蒂博代先生说：“平时住在教堂里和宫殿里不大方便。”
　　职业的批评又被称作教授的批评，因为它的代表人物是一些著名的教授，例如执政时期的拉哈卜，复辟时期的基佐、库辛和维尔曼，七月王朝和第二帝国时期的圣一马克·吉拉尔丹、尼萨尔和泰纳，共和时期的布吕纳吉埃、勒麦特和法盖。当然还有圣勃夫，他被许多人看作是三个批评领域的杰出公民。他们站在高高的讲台上，俯视着无知或少知的学生，总要对几百年的文学追根溯源，条分缕析，寻出个贯穿始终的线索来。在他们的手里，文学从此被划成了具有固定的规则的各种体裁，并且在演变中形成了自己的历史。他们是那些教堂、宫殿、纪念碑的建造者，其工具是历史、政治、道德、哲学、作家生平或“种族、环境、时代”。
　　在许多人看来，“职业的批评”这种称呼含有一种贬意，似乎教授的职业与批评自由是不相容的。过去法国的生猪市场设有“猪舌检疫员”，负责检查上市的猪是否有病。伏尔泰把职业的批评家比作“猪舌检疫员”，并且说：“在一位文学检疫员眼中，没有一位作家是十分健康的。”看来，把批评视同检疫，时时刻刻怀着“非我族类”的警惕，把求疵作为批评家的天职，并且形成一种习惯，对任何一部作品首先要闻一闻有无异味，这也是古今中外都有的一种传统。这种传统在法国可以追溯到十七世纪。路易十三的首相黎世留就要求文学批评要有“权威性”，所谓“权威性”，实际上是强制作家遵循体裁的固定规则和共同的美学标准，于是乃有夏普兰的《法兰西学士院关于<熙德>的感想》，教导高乃依如何写悲剧。夏普兰倡导一种“告诚的批评”，即：“批评乃是一种向作家提出有益的告诫的艺术。”那么什么人可以充当文学的告诫者呢？当然只有批评家，因为只有他通晓各种体裁的规则和标准。他要告诉作家如何把悲剧写得象悲剧，把史诗写得象史诗，把小说写得象小说，等等。倘若作家有所违反，批评家则出来大喝一声：“不行！”于是，高乃依只好在写作中乖乖地遵守“三一律”。这大概是“告诚的批评”最可夸耀的一次伟绩了。后来的职业的批评当然不完全是这种告诫的批评，但是它们之间的精神联系还是一目了然的。因此，蒂博代认为，自发的批评注重的是“作品和人”，职业的批评则不同，它注重的是“规则和体裁”。
　　当然，体裁及其规则的研究只是职业的批评的一部分，此类批评的全部，在现代是被称为“大学的批评”的。它采用的是一种以搜集材料为开始，以考证渊源及版本为基础，通过社会、政治、哲学、伦理乃至作者的生平诸因素来研究作家和作品的批评方法。这是一种实证的研究，其自然的倾向是条理化、系统化和科学化。它最擅胜场的是文学史研究，并且的确硕果累累，为世代学子所景仰。因此，蒂博代说，职业的批评“属于十九世纪文学中最坚实最可尊敬的那个部分”。无论圣勃夫的传记批评、泰纳的社会批评、布吕纳吉埃关于文学体裁演变的研究，还是朗松的文学史研究，都在人类对文学的认识道路上竖起了里程碑。这些人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阅读，有着丰富而确切的知识，善于条理化和系统化，虽然都程度不同地受到过科学主义的诱惑，但毕竟是为文学发展的历程理出了或隐或显的脉络。无论人们满意还是不满意，文学的过去不再是一团乱麻了，也许“理还乱”，但作为人类认识的一个对象，它究竟是有了一个可供把握的轮廓。这种批评不但取得了辉煌的成果，而且还形成了一种传统。这传统，在一些人看来，是已经僵死了，而在另一些人看来，还称得上健壮。后者的看法自然没有错，因为这是事实：传统的批评依然健在，它的代表形式之一的文学史研究依然很红火；但是，前者的看法也有道理，先不说近三十年来一些号称“新批评家”的人是如何指陈其弊端的，蒂博代就已经指出过职业的批评面临着什么样的危险，虽然他们的出发点和参照物并不相同。
　　蒂博代曾经指出在自发的批评中有一种不读而论的现象，而在职业的批评中也有一种类似的现象，即并非每写必读，而是依靠自己的回忆和笔记。蒂博代承认，他二十年前读过封特奈的全部重要作品，而二十年后的今天，他若写一篇关于封特奈的文章，却并不是重读其作品，而是看看别人关于封氏写了些什么，再加上自己记忆和曾经写下的笔记，就可写就一篇文章了。蒂博代的坦率并不会丢那些职业的批评家的脸，真正使他们丢脸的倒可能是有些人连记忆也没有，就是说，他们根本没有读过某人的书，却根据别人的议论来写旁征博引的文章。诚实使蒂博代看出了这当中隐藏着的危险，即：批评家所写的可能并不是自己的感觉，而是传统的看法，如此则非但新意难出，怕也离陈词滥调不远了。其实，批评缺乏新意并不是一件多么不光彩的事，老老实实地把别人的意见转告给不知道的人，也是一种正当的行为，不光彩的倒是没有新意却要装得颇有新意，而打开箱子一看，货色全是舶来品。我们当然需要有新意的批评家，但我们也需要虽少新意却多诚意的批评家，因为“文学贸易”(内销和外贸)也是要有人去做的。
　　职业的批评的第二种危险，蒂博代称为“迟疑症”。这是一种可敬的、却也是令人沮丧的危险。患有这种“迟疑症”的人，很可能皓首穷经，却终于没有一部作品产生。他们搜求材料，一定要找到最后一张纸片；他们探索渊源，一定要掘开最后一座祖坟；他们考察环境，一定要坐实最后一个细节；非如此则疑虑丛生，不能有一个字落到纸上。这种精神固然是可钦佩的，但是，上述种种，如材料、渊源、环境等，都是不可穷尽的，人们只能在相对的、有限的程度上做到所谓“丰富、翔实、准确”等等。任何以“穷尽”为条件的批评家，恐怕唯有投笔兴叹了，别无他途可走。蒂博代认为：“任何一本书都意味着一部分有意的疏漏……”这就是说，著作是人的精神劳动的阶段性产品，总是包含着充实、修正和发展的可能性，绝不会“止于至善”。总之，“一部批评著作如果是不完全的，能够引导读者去加以修正，才会是有生命的”。它将引起批评，参予对话，显露出一种向更高的水平运动的意向。蒂博代说：“迟疑症以草率从事为借口拒绝必要的急就，以不完善为借口拒绝进行有用的工作，这种迟疑症使许多人劳苦一生而毫无所成。”这真是个中人语，饱含着无穷无尽的辛酸和遗憾，足以为做学问者戒。“迟疑症”乃是一病，我想大概不会有人认为蒂博代这里是主张浅尝辄止，游谈无根，去精益求精之心而存哗众取宠之意。蒂博代本人的著作恰是被瓦莱里誉为“资料丰富，无所不知”的。
　　职业批评的上述两大危险，蒂博代认为，都是可以通过良好的教育加以避免的，但是有一种东西是教育无能为力的，这种东西叫趣味。“对文学史茫然无知的批评家绝无在文学史上留名的机会，而缺少批评趣味的文学史家则会跌进一种半死不活的学究气中”。趣昧，这是职业的批评最容易缺乏的东西。布吕纳吉埃把批评的行为规定为“评判、分挡、解释”。这就意味着批评者必须是饱读的、博学的、逻辑的。他读一本书，同时就想起了所有的书，舍此何以谈“评判、分档、解释”？他并且要熟知各种体裁的规则，否则何以指陈一部作品在哪里失足？他还必须要牢记理想的样板，不然他就失去了准绳。这些活动对已然经过时间筛选的作品还算有效，但是对当代活着的大量作品，却显得力不从心了，它无力把握那些为满足当代人的要求而写的变化多端、面目各异的作品，它缺乏必要的灵活性、直接性和微妙性，因为对待当代作品最要紧的不是考证、比较和探本溯源，而是“品鉴”。何谓品鉴？依蒂博代的说法，品鉴“是感到一种现时的乐趣，是生活在现时，是唤醒现时的一刻”。我看用一句古诗说得最明白：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花落空折枝。职业的批评重视的是历史，是评判，是分档，是解释，而对当代作品，它则要求符合传统并且能够进入传统的东西。使一位大学教授处理当代作家和当代作品，他多半要用对待古代作品和古人那样的方法来处理，其结果是十有八九要闹笑话。吉拉尔丹、维尔曼和泰纳不理解浪漫主义，布吕纳吉埃不接受自然主义，勒麦特和法盖不欣赏象征主义，其原因盖出于此。趣味本是一种具有强烈个人色彩的能力，理应细心培植，但在一些大学教授的跟中却成了一种需要遏制的怪物。布吕纳吉埃说得明白：“批评的目的在于教会人们如何违背个人的趣味来进行判断。”他的批评被称为“教条的批评”，于此可见一斑。此种批评似乎还没有绝迹，种种违情违心之论还充斥在中外文坛上。
　　批评当代作品特别需要一种活跃的、敏捷的、生气勃勃的趣味，而不是那种面向古代和死人的趣味；批评古代作品特别需要的则是“知识，经过消化的、准确的知识，能够确立并估价一位作家的历史地位和文学地位”。理想的批评当然是二者的完美结合，然而，蒂博代指出：“这种理想的批评恰恰不存在，只存在真实的、有血有肉的批评家，在其身上只有一种倾向占主导地位。”因此，面对不同对象的批评著作，应该采取不同的态度，而不能“唯我独尊”，把不同于己的批评赶出批评的殿堂，象在批评史上发生过的那样：职业的批评骂自发的批评为“无知”、“赶时髦”，自发的批评则骂职业的批评为“学究”、“为死人唱赞歌”。这里的确需要一种宽容的精神，岂止是宽容，更重要的是彼此承认对方也是批评共和国中合法的、积极的、有贡献的公民。当今是讲究民主和平等的时代，过去那种公开的指责奚落似乎绝迹了，但横亘在两种批评之间的鸿沟依然是很深的。我在前面引述的斯塔罗宾斯基的话就露出了端倪，很值得玩味。为什么教授出来写随笔(介于大学批评和报刊批评之间)要冒“某种风险”？这无疑是说，教授学者来写那种无须广征博引的评论有可能被人目为“有失身份”或者“不务正业”，而所谓“评论”无形中被从大雅之堂中轰了出去。斯塔罗宾斯基是此种随笔的倡导者，并曾荣获一九八四年欧洲随笔奖，他的那番话说得如此含蓄谨慎，可见两种批评之间的隔阂之深了。在我们这里，此种隔阂似乎也并不浅。例如，研究论文和书刊评论是有区别的，然而在有些人眼中，这种区别不是形态、方法、目标等的区别，而是价值的区别，前者有学术性，后者无学术性，仿佛前者是甲级队，后者是乙级队，文格上就高了一等，就是说，一篇很精采的评论其价值大约只与一篇很平庸的论文相等。论文再平庸也是论文，生下来血液就是蓝色的，其作者可以被称为或自称为“学者”；评论再精采也是评论，至多博得个“生动活泼、文采斐然”，究竟不是正途，摆脱不掉“无学术性”的劣根，其作者只能被称为“评论家”或“批评家”。当然批评家们也不甘示弱，他们会把那些“论文”骂作老气横秋的“高头讲章”。在他们看来，什么叫“论文”，也是很莫名其妙的，似乎文章题目的头尾有“论”字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志。还有长度，或称“份量”(这“份量”二字用得尤其妙不可言)，倘若文章不超过一万字，恐怕连作者本人说话的口吻都要低八度。当然，文章还要写得严肃，其实有些人并不知严肃为何物，不过是写得平淡、枯燥、古板罢了。人们实在看不出那种作家生平＋作品复述或者用语录开道、“局限性”断后的大文章有什么学术性，也许“份量”倒是有的。这些批评家未必不作如是想：此类文章的作手们不如到所谓“评论”的园地上去解放自己的生产力，倘若他们读书果真有所感的话，这样他们也许真会写出有学术价值的文章。
　　看起来，两种批评之间的争吵还要继续下去，但是争吵归争吵，隔阂却未必一定要有。这里用得着蒂博代的一段话，他说：“在把一种批评对它种批评的不知、斗争、讥讽和挖苦视作其生存之必须及其健康之证明的同时，敦请它们各自看到与邻居的界限并以宽容待之，我不认为是件徒劳无益的事情。”批评的形态、方法、目标可以不同，但价值不可以仅仅因此而不同，还是按质论价为好。
　　本世纪五、六十年代，“新批评”曾经对“职业的批评”发起过极猛烈的攻击，其实，按照蒂博代的划分，“新批评派”也是一种大学的批评，其主将都是些大学教授，他们的要求也许竟可以被看成是“职业的批评”的内部一种改革的呼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