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宋明理学的再认识

　　近读张立文著《宋明理学研究》，颇有所获。在近年众多的关于宋明理学的研究论著中，此书很有特色，别具一格，尤其在对宋明理学的价值取向和评价方面，有其独到之处。
　　何谓理学？学术界对此界说不一。有人认为“理学是思想史上的浊流”，理学家在政治上代表着豪族地主的利益；也有人认为理学是适应于高度集中统治权力强化国家机器、镇压农民反抗、维护封建制度的理论工具。这些说法不能说没有道理，但却不够全面。《宋明理学研究》一书则把理学的出现视为“一种新的社会思潮”，“是时代精神的体现”，是对于汉唐以来章句注疏和笃守师说的反动，是从“疏不破注”到“舍传求经”再到“疑经改经”的思想解放思潮的产物。因此，作者不是把理学的产生看作北宋政治改革运动的反动，而是看作与庆历新政的改革运动同步。“它对于汉唐经学来说，是思想领域中的革新运动。”该书认为：“理学的奠基者与张载、二程等，都是不满于当时积贫积弱的局势，要求革新，以图富国强兵的有识之士。他们与王安石的区别，是对革新具体政策、方法、步骤看法的不同。”该书把王安石视为理学形成过程中的一个环节，是有道理的。如果张、程属于理学的主流派，王安石的新学和二苏的蜀学则属于非主流派，但并非属于反理学的思潮。在这种思维视野下来研究理学，其价值取向、评价必然与以往有很大差异。
　　由此出发，作者把理学规定为：以探讨道体为核心的关于自然和社会统一性的学说；以穷理为精髓、对于自然社会现象背后道体(所以然之理)的体认，对于“圣贤气象”之理想人格的自觉，在实现所探索的“当然”和“所以然”之后，使理性精神扩展到一切方面；以存天理、去人欲为存养功夫；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实质，以“为天地立志，为生民立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积极入世精神，对自然和社会负有强烈责任感，人便是天地、社会的义务中心，而这又是人作为人而存在的价值；以为圣为目的，斥佛老为异端，是人生伦理道德修养和理想人格的完成，亦是最高理想境界。理学的这种内涵，反映了作为这个时代思潮的一些本质内容和特征。我以为作者对理学的这个规定是符合理学思潮产生的时代实际的。
　　此外，本书对理学的评价也是平实的、公允的。作者认为理学是中国古代理论思维合乎逻辑的发展，是历史的必然。正因为理学把哲学和伦理从更高层次和更深层次上结合起来，才使得理学在宋明以后的思想理论界获得主导地位；可以这样说，理学是人类认识史上的一个新阶段，是理论思维深化的表现，从本质上说，是一种理性思维，是哲学。它是古代哲学发展的高峰，并启迪了“近代新学”的兴起。同时，作者也指出了理学的消极方面，提出批判性地继承、总结性地创造的问题。在我看来，这是一种符合历史的、客观的评价。
　　(《宋明理学研究》，张立文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一九八五年七月第一版，4.5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