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的世界历史》作于一九五一——一九五二年，作者去世后由H ansSaner整理出版。这是一部探讨哲学史的内容、原则和方法的专著。这部著作不仅第一次显露了雅斯贝尔斯在十年以后才系统阐述的“世界哲学”的基本概念，而且更重要的还在于它为后来问世的三卷本哲学史巨著《伟大的哲学家》(Die　Grossen　Philosophen，一九五七)莫定了理论基础。
　　正象雅斯贝尔斯本人所指出的那样，“哲学史的总的观点属于当时当地的哲学研究的形态。哲学史的观点随着哲学研究的运动而变化。”(第89页)雅斯贝尔斯的哲学史观是他的存在哲学的基本特征所决定的。《哲学的世界历史》集中体现了作者按照自己的哲学观点、要求来改造哲学史的内容、原则、方法的努力，反映了他试图超越时空界限，在存在哲学的基础上，把东方和西方、古代和现代的主要哲学思潮统一起来，联成一个前后一致的巨大整体的愿望。而五年之后问世的《伟大的哲学家》，则是他根据在《哲学的世界历史》中建立起来的哲学史观写成的一部世界哲学史。关于雅斯贝尔斯的哲学史观，我们可以从他对哲学史内容的看法和他研究哲学史所遵循的原则这两个方面来理解。
　　一
　　雅斯贝尔斯是以存在哲学的哲学观为出发点来展开他的哲学史观的。他认为，“哲学是人们如何意识到世界和人自身的存在的方法，是人们如何根据这种意识在整体中生活的方法。”(第20页)哲学不是科学，不是知识体系，而是一种使人们意识到其存在的内心活动。因此，哲学只能意会，不可言传，根本就不是学习的对象。那么，怎么研究哲学呢？雅斯贝尔斯接着便引出了哲学与哲学史的联系：“只要哲学研究是存在哲学的研究，那么，它便是在掌握和探讨过去的存在思想的过程中发生的。”(第61页)虽然有不少人(如笛卡尔)曾经把历史歪曲为错误之史，从而对研究古代哲学横加指责，但是他们的思想的每一分支都处于它的魔力之下。这是因为存在哲学所探讨的是人如何达到存在的方法，而关于人的存在怎样由潜在展现为现实这一点，实际上是贯通全部哲学史的一个永恒的主题，是“永恒不变的哲学”(philosophicperennis)；历史上相继呈示着自己特殊外衣的各种哲学形态(包括存在哲学)都不过是这同一个永恒不变的哲学的不同的表现形式；它象一条无形的纽带，把无论是时间上还是空间上相距最遥远的人们都连接在一起了，把中国人与欧洲人，两千五百年前的思想大师与现代的哲学巨匠都连接在一起了。在这条纽带里，人们彼此都成了“同代人”，人们的思想也都变成了“同时代的思想”。所谓“同代人”、“同时代的思想”，就是指不同时代的人们都可以通过永恒不变的哲学而找到共同的语言，都可以(如果可能的话)实现思想的相互交流和理解。因此，所谓哲学史就是一行以展现这一永恒不变的哲学为自己历史使命的大哲学家们的序列，换句话说，就是永恒不变的哲学在不同时代展现自身的历史。每一时代的哲学，都不可能占有它；但作为它的一种表现，历史上出现的任何一个哲学形态都是自我完结的整体，都有其不可替代的存在权利和真实性。因此哲学史不同于科技史和政治史，它绝不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也没有一个达到自身完满的最终目标。
　　当然，这并不是哲学史的缺点；反倒可以说是它的一个优点，是它的自豪：要研究哲学，就必须研究哲学史，就必须考察哲学长生果这“永恒之物在过去的表现”，就必须从我们的前人身上“获得勇气”——因为我们遇到的许多问题，往往就是历史上出现过的问题，是先辈们有过答案的问题。反过来，研究哲学史，考察永恒不变的哲学在不同的时代的各种表现，这恰恰就是哲学研究本身。正象哲学研究意味着哲学体验那样，哲学史研究也并不是指把大量的传统文献掌握在手，按照既定的标准对它们进行选择、编排和评价，而是要求研究者亲自投身到哲学史这条总流中去，启开自己，体验这一总流，把握住自己所体验到的东西、在自身引起激动的东西、变得明朗和具有本质性的东西(第57页)。只有具备哲学体验的人才能在哲学史文献中获得要旨和真谛。
　　雅斯贝尔斯在表述了他对哲学史内容的看法之后，进而便提出了他的研究哲学史应当遵循的两个基本原则：
　　第一、“普遍性原则”：雅斯贝尔斯认为，永恒不变的哲学不仅是一切哲学产生、形成的基础，而且也是所有这些哲学形态能够相互联系在一起，构成一个普遍的统一整体的基础。这个普遍整体的存在，便决定着我们的哲学研究不可能仅仅局限在某一个时代、某一个地区，决定着我们不可能满足于一部西方哲学史，或者是一部东方哲学史，而应当象地理学家放眼宇宙，政治家放眼全球那样，打开一个无限广阔的视野；以无比深邃的目光，把握住具有全人类广泛性的世界哲学史的全貌。这个普遍的世界哲学史是可能的：因为哲学史就是伟大的哲学家的历史，伟大的哲学家的思想都是“本源性”的思想；虽然这些“本源性”的思想出现在不同的时代和地域(主要指欧洲、中国和印度)，但它们并不是毫无联系地并列在一起的，这些“本源性”的思想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相互接触、理解和交流，这一点就可以证明在它们中间存在着某种亲缘关系(第72页)。普遍的世界哲学史也是极其重要的：因为只有历史的总体形态才能提供可以映现人的存在的一面完整的镜子。
　　第二、“鲜明性、简单性原则”：要描绘普遍的世界哲学史，就必须涉猎伟大的哲学家们的大量原著。哲学史的原始文献浩如烟海，任何个人都无法通过自己的研究来理解它们的全部；但是，人们却完全能够也应当以敏锐的眼光在浩繁的史料中寻觅出“本源性”的思想、能够胜任无限发展的东西，也就是在哲学史中具有本质意义的东西；进而以鲜明的笔调勾画出哲学发展的基本脉胳，以简单的、浓缩的方法再现出永恒不变的哲学在各种哲学中的具体表现形态。显然，没有这种鲜明性、简单性原则，也就很难设想宏伟的世界哲学史的图景可以得到展示，很难设想“普遍性原则”能够贯彻和实现。
　　二
　　综上所述，雅斯贝尔斯哲学史观的特点，就在于它是通过“永恒不变的哲学”这一概念把存在主义的哲学主题变成了世界哲学史的唯一永恒的主题，把哲学即人学这一存在主义哲学观看作是一种世界范围的普遍和客观的历史现象，这显然不符合人类哲学发展史的真貌。然而，应当指出的是，虽然在历史上，哲学的重点总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而进行着转移，但是对人的研究和探索却一直都是古往今来恒常的、最重要的哲学主题，任何一个伟大的哲学家都没有也不可能回避它。哲学忘记了人就不再是哲学，这就象文学忘记了爱情、理想、幸福和光明就不再是文学一样。当然，人是一个诸复杂因素构成的有机整体，这就决定了对人的认识必然包含着多层次的广泛的内容。在历史上，对人的研究的侧重点，总是随着时代而发生着变更。人具有理智；当人类控制自然的愿望仍严重地受到自身能力的限制，时代在召唤人们运用知识和智能来提高自己在自然界中的地位的时候，人的理性便赢得了最高的颂扬、鼓舞和荣誉；人的认识能力、认知结构便当然地变成了哲学研究的焦点——这是近代西方哲学的图景。近代哲学通过自己的研究成果有力地推动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激励着人们信心百倍地发挥出自身的潜力，彻底改变为自然界所奴役的历史地位。但是，科学技术的巨大发展和人们控制自然的能力提高只是显示了人类理智的力量，却不能满足和替代人类的其他精神需要。因为人不仅具有理性，而且也富于情感和意志，不仅要求改造世界，而且也要求改变人际关系、实现人的自我更新。
　　在当代西方世界中，“经济巨人”与“精神侏儒”所形成的强烈反差，交通通讯极为便利与人际情感联系极为困难所构成的尖锐矛盾，人们征服自然、物品丰足的欢歌笑语与人性异化、精神空虚的悲啼哀号所合成的刺耳旋律……，这一系列似乎反常背理的现象深刻地告诫人们：人类理智的片面发展，并不能替代人的情感的丰富和意志的强化；哲学要想保持自身的尊严，就不能仅仅着眼于人类认知功能的研究，而应当把一部分视线投向人的丰富的内心世界，探索人的非理性的因素，帮助人们树立坚定不移的信仰，激发人们的高贵深厚的情感，修复人的伤残的心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给予现实生活中劳劳碌碌的人们以慰藉和希望。可以说，以人为中心展开哲学思维，这不仅是时代的产物，而且也是哲学发展本身的要求。可以想见，当我们的哲学重新抖擞着时代的风骚，通过自己在探索人类精神生活的奥秘中取得的累累硕果，向社会一切领域、向人们的思想和行动发散着哲学所特有的强大渗透力，并引导着人们建立起金面的、完整的、优化的情感网络的时候，那么我们不仅不必担心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严重失调的悲剧会在我国重演，而且还会欣慰地发现：我们正在为未来以群体智慧的合作为重要特征的和谐的、统一的、稳定和互补的人类整体的形成创造着某种必要前提。当然，在哲学开始对具体的、现实的人进行全面和深沉的哲学反思的时候，必然会意识到传统研究方法的缺憾与不足。正象实证主义思潮与自然科学发生着交汇，人本主义思潮与社会科学进行着融流(雅斯贝尔斯是从心理学的门坎迈进哲学的殿堂的)，那样，我们对人的探索，也可以和应该借鉴吸收文学、心理学、社会学的研究手段、方法和成果。需要指出的是：既然人是理性与非理性诸复杂因素的统一体，既然哲学不仅要把人的理智而且还要把人的情感、信仰、直觉和内心体验等复杂的内容纳入自己的研究领域，那么，我们就不难理解；哲学史不仅应当包括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史，包括人类对自身的理性力量和认知结构的认识史，而且也应当包括先哲们对构成人这个统一整体不可缺少的各种非理性的因素和成分的认识史。
　　其次，雅斯贝尔斯关于，“哲学史仅仅意味着哲学研究本身”的见解，为人们在更高的程度上认识和评定哲学史的价值和意义提供了某种理论依据。雅斯贝尔斯指出，人们总是把哲学史看成是不同的哲学体系之间依次替代的演进系统；看成是真理由片面达到完整所经历过的一连串环节和一长排阶梯；看成是被克服了的人类错误所构成的序列。而哲学史研究的目的不过在于借助对人类走过的歧途的认识来更好地提防歧途(显然这是指黑格尔的观点)。于是，人们可以自豪地说，我们比柏拉图、康德更高；过去的思想家虽然都是巨人，但我们这些麻雀却是坐在巨人的头上因而能够比他们看得更远。雅斯贝尔斯认为，这是一种对哲学史的虚妄的态度。恰恰相反，应该把哲学史中的每一种哲学，都看成是具有完整性和不可替代的存在权利的无价之宝(这使我们联想到名垂千古的文学作品)。依我们所见，雅斯贝尔斯对哲学史的这种“谦逊”态度倒是很值得我们借鉴。历史上的哲学家与现实中的哲学家一样，提出过许多问题，解答过许多问题，也留下了许多问题。有些哲学曾经风靡一时，但不久便销声匿迹。有些哲学，其初生的闪光甚至未曾触动过任何一位同代人的神经，但后来却成了一个时代的灯塔。我们研究哲学史的目的，不只是在于单纯地追溯“在我们这里达到了最高形态的人类认识”的历史轨迹，不只是在于专心地描绘哲学通过自身的顽强进取所留下的曲折蜿蜒的征程，而更重要的是在于：看到先哲们早就提出过、而我们却已经遗忘或者未曾想到的那些在今天越发显示着无限的价值和生命力的永恒真理；看到那些在过去鲜为人知、默默无闻，而在今天可以大放异彩的珍宝；看到那些本是珠矶但一直都被我们当成瓦砾的东西；发现和培养那些隐藏在哲学史这片无边际的荒野之中、为历史的尘埃所覆盖的可获新生的萌芽。哲学史上不乏“历史的发现引起哲学的突变”的先例。历史和现实都可能成为哲学活动的源泉。对现实的深刻反思不能代替也不能排斥对历史的深刻反思，不能排斥人们在历史中为哲学的发展寻找新的生长点。
　　最后，雅斯贝尔斯提出的“普遍性”和“鲜明性、简单性”这两个互为一体的哲学史方法论基本原则，则充分展示了作者勇于突破以往习以为常的研究方法和模式的创新精神。在全球的许多地方，都曾闪现过哲学智慧的火花，这些闪光点便决定着完整的哲学史的覆盖面。当然，西方哲学史和东方哲学史的分别研究绝非无关紧要，但是如果缺乏一个以世界为范围的宏观的、统一的综合，便难以形成一幅清楚的而不是模糊的、完整的而不是残缺的、正确的而不是歪曲的人类哲学发展图景，也就难以反映整个人类思维方式，情感方式的普遍特征，也不利于发现东西方文化融合的共同基础。当然，人们对哲学史全景的要求绝不会给那种习惯于繁琐注经式研究方法从而奢侈地空耗了自已大量宝贵精力的学究带来一丝的慰藉。恰恰相反，一幅鲜明、清晰、完整的人类哲学史全景，能够使人们更加深切地体会到哲学总是恒常地与人类最主要的问题联系在一起这个深刻的真理；同时也能给人们以某种启迪：哲学史家如果缺乏炽烈的时代责任感，不能适时地扩展新的领域、选择新的课题，不能及时地从哲学史思想库中提取精醇的养料，来滋润现实的哲学园地，不能通过自己的哲学史研究的耕耘来创造应有的社会价值，那么，史学研究就会失去自身的生命力。
　　(Karl　Jaspers，Welt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Mounich，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