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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 1979 - 2008 全部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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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杂志 1979 - 2008 年全部一万余篇文字,查询最少输入两个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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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近代中国人的环球之旅
栏目品书录
作者孙小著
期数1987年11期
  直到公元一千八百四十年,迈出国门去观察一下与我们的国度相异的世界者,实在也只有几个数的过来的人,而且其山其水仍然未脱东方的世界。公正地说,这倒无需我们过分地惭愧,因为直到十五世纪末,地球上的各族各国基本上还处在老死不相往来的阶段。但一经哥伦布亡命之徒般的冒险远航,这种互不相扰而又自成体系的格局即开始动摇。欧洲人及时地抓住这一历史的契机,资产者、传教士以及形形色色的冒险分子,从此纷纷出动,称霸海上、占山为王,而我们这个和平而又宁静的星球从此也就进入了一个动荡不安、鼎新革故的新时代。然而就在十五、十六世纪这世界历史发生重大转折的关键时刻,我们那些习惯于安土重迁且又迷恋于独尊一统的老祖宗,仍然是株守一隅、闭眼不看新世界,因而致命性地慢了一拍或一拍以上。尤其是在这以后的岁月,谋国者不仅未能有所醒悟,相反却继续关起门来做皇帝。这当然是可笑之至也可悲之至。但不要忘记,仅仅在十年前,我们尚不具备这样一种幽默感、痛切感,甚至有时还认为这是一种“光荣的孤立”呢!应该说,我们这个民族的真正惭愧就在这里。从这个意义说,钟叔河先生的经年之大业——编辑出版《走向世界丛书》、撰写《走向世界》专著,确是一项既恰逢其时又深谋远虑的硕大之文化工程。
  钟叔河先生的《走向世界》有一个副题,将其内容界定为“近代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但实际上并不仅囿于此,开篇三章不仅远溯了前近代的多少个世纪,而且明快直率地告诉人们,这一考察始则由西人或西儒的“自西徂东”,而中国人的“自东徂西”其实也导源或引发于此。樊守义、谢清高辈的西渡,一随耶稣会士抵达罗马、一随“西洋商船周历诸国”。樊氏有《身见录》一书传世,谢氏则因归国后双目失明,只好由他人代笔录其所历所闻,留下一本名为《海录》的书。尽管如此,此二人在中西交通史上的地位及其著作的价值,仍然有着破天荒的意义。
  然而,人们不无遗憾的是,这仅有的两本中国人的欧西见闻录,其中樊氏的一本却终未行世,并且直到一九三七年才被我国学者从罗马国立图书馆所发现。谢氏的《海录》也是迟至其身后二十年才有刻本行世。这样,直到十九世纪中叶的鸦片战争后,中国人要从自己的同胞那里来检验一下洋鬼子们的海外奇谈,就只能从一个瞽者的所述中去求旁证。指出这一点是十分令人扫兴的。
  的确,所谓纵向的比较还是不宜多搞。然而我们不能不看到,远足者大抵都是轻装起程,背着沉重的包袱去作环球旅行,至少尚无前例可循。因此,走向世界固然是时不我待,但临行之前,最好还是把那个“传统”的包袱清理一下,在这方面,我以为钟著所述郭嵩焘、刘锡鸿之出洋经历即可资说明。
  郭嵩焘、刘锡鸿二人是中国首任出使大英帝国的正副使臣。刘氏从一八七六年底由上海出发到一八七九年一月离英返国,为时不过仅仅两年,但他对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典型国度——英国——的认识,有了令人惊叹的深化。人们知道,近代中国人对西方的认识,首先看到只是其船坚炮利,因而师夷之长技具体就落实为坚我船利我炮。但郭氏在其未跨出国门之前,即能洞悉其弊。在英国实地考察后,他首先认识到民主政治的极端重要性,指出要建设一个强大的国家,“非民主之国,则势所不行”;其次则看到了教育在近代社会中的关键作用,坚信“人才国势,关系本源,大要莫急于学”;再次,为探西技、西政之本源,郭氏还有目的地考察和研究了西洋的历史和文化。从希腊先哲泰勒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到近代科学的先驱培根、伽利略和牛顿,无一例外地作了热情的介绍;郭氏其人由于对西方的历史和文化、对当时的西方社会有了不含偏见或不囿成见的了解和认识,自然主张实行开放的政策,主张向西方学习。
  而刘氏则以反对所谓“用夷变夏”为其一以贯之的指导思想。因此之故,他的英伦之行中的所见所闻即别有一番独到之见。为读者便,这里不妨录示一二以玩其味。例如就农业机械他认为:“夫农田之以机器,可为人节劳,亦可使人习逸者也;可为富民省雇工之费,亦可使贫民失衣食之资者也。”就火车他又议论:“火车之不能行于中国,犹清静之治不能行于欧洲,道未可强同也。”但是最妙的,还、是他在女权问题上的强词夺理。当有人提出:妇女亦人也,何独幽诸室而不出?他回答:“君何不云,胸吾体,背亦吾体,何为胸则前而背则后乎?以胸阳而背阴也。头吾皮肤,少腹以下亦吾皮肤,何为头则露而少腹则覆之乎?以头阳而少腹阴也。”(参阅《走向世界》第十四章)至于他攻击郭嵩焘的“三大罪”(即所谓“披洋衣”、“为小国国主起立致敬”、“听音乐仿效洋人”),则进一步说明了他是个典型的思想麻木、僵化且又不明大势的自大狂。于此可知,要走向世界,首先要消除心中的偏见。
  近代的科学和文化的发展使我们看到,我们这个小小的星球实际上是个不可分割的系统。而科学和文化本身的发展,同样有赖于人类交往的不断扩大。钱钟书先生说的好:“‘走向世界’?那还用说,难道能够不‘走向’它而走出它吗?”
  (《走向世界——近代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钟叔河著,中华书局一九八五年五月第一版,〔精〕5.2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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