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年多前，在国外收到《新华月报》文摘版与《读书》的创刊号，惊喜若狂，好似获得了难得的珍物。不但是两个刊物的内容丰富、言之有实，而且作风大改，四人帮时期
漫的八股文章浓厚气味已大为减少，因此读了津津有味。这个感觉，好象是在炎热的天气下，在干燥的沙漠中，突然吹来一阵清风，下了一阵凉雨，其令人爽朗的程度，真是难以形容。
最令人兴奋的当然是内容。单是看了目录，若干篇文章的标题已使我在这个身在异乡的爱国者大为感动。
如文摘版的《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等，《读书》的《读书无禁区》等，都足以表明我国在四人帮粉碎之后得到的言论自由的程度。我甚至自豪地向美国舆论界的友人解释这些文章标题的意义。他们惊喜的地步与我差不多，但特别是惊。因为他们都知道，在四人帮掌权的十年期间，要看到这类文章，那怕是那样的标题，也是绝对不可能的。
报章杂志等宣传工具的权力是无限的。使用得坏，害国祸民。使用得切当，保障了国家人民的精神健康。这类话是普通常识，我当然用不着在这里罗嗦。但我是想用这段关于我对《新华文摘》版及《读书》出刊的兴奋与感动，引到我这篇对于美国舆论界权力与它对国家社会影响的报告。
我的灵感起自一本美国今春出版的轰动文艺界的新书。此书名《现存的权力》(The Powers That-Be)，作者是大卫·哈巴史丹(DaviaHalberstam)，由克脑夫书局(Al-fred A.Knopf)出版，所论的是美国新闻舆论界四个巨大公司：《洛杉矶时报》，《华盛顿邮报》，《时代》杂志，及哥仑比亚广播公司。
我行文至此，首先必须作一些解释：(一)这里所说“舆论界”一词，其实是英文字media的代名词。在现代社会中，“舆论界”不仅是报章杂志，但也包括广播电台。事实是，就传播广泛程度而言，电视新闻(观众每天数千万)的一言一语远超过报章上的一字一句。(二)美国大报与电台众多，读者第一个问题也许是：为何这书不提及美国舆论界势力最大的《纽约时报》？回答是：十年之前，一本专论《纽约时报》之书(书名《王国与权力》TheKindom Anad The Power，系前《时报》记者盖·塔里斯Gay Talese所作)已出版，脍炙人口，因此现在作者写此书时，故意不包括《时报》。
作者哈巴史丹也是一个前《时报》记者。他是哈佛大学出身，加入《时报》后，当时越战正盛，他被派到越南当战地记者，认为美国的干涉没有希望，连续发表不少篇实地报道，批评美国的行为好似陷入沼泽泥坑中，越久越不能拔足。美国民间当时反对越战的情绪热烈，与哈氏的文章不无关系。他曾于1964年获普列兹奖金，成名后离开《时报》，自行写书，最出名的书是《最优秀的与最聪明的》(The Best AndThe Brightest)，讽刺当时在肯尼迪总统及强森总统的内阁充满最优秀与最聪明的人士，但竟因越战一事搞得一塌糊涂。那本书当然列入了最佳畅销书目。
话说，哈巴史丹如何心血来潮写了现在这一本也列入最佳畅销书目的新书呢？原来那是远在1973年，他因推销《最优秀的与最聪明的》的平装本(美国书局因要多销书，常催作者游历全国各地，在当地电视台的节目中现身说法，对本人的书广作宣传)，到了洛杉矶，在一个旅馆中休息时，突然来了一个灵感，要写关于一个广播公司，如何利用新闻节目，影响美国总统行政的书。越想越有意思，他就挑了一个广播公司(哥仑比亚)及三家巨报：《洛杉矶时报》，《华盛顿邮报》，《时代》杂志，准备做些研究工作，报道这四个舆论界的巨子如何影响美国政治与社会。他将这个书的大纲交与书局，立即收到二十万美元的定率。
他花了五年功夫做研究工作，飞行全国各地，与约一千个有关人士交谈纪录。二十万元花得很快。但《现存的权力》自从出版后，也由每月读书俱乐部购得发行权，出价三十万元，进益由作者与书局对拆。
这本书不但是一本有关美国过去三十年来的新闻事业的历史记叙，而且也涉及美国一般生活、政治、社会的现象。四个老板，《洛杉矶时报》的张德勒(Otis Chandler)，《时代》杂志的鲁斯(Henry Luce，已故)，哥仑比亚广播公司的配莱(William Paley)，《华盛顿邮报》的葛兰姆夫人(Katherine Graham)在美国政界的势力极大。张德勒是代表美西的，鲁斯(及其后代主编人)代表美东，葛夫人是美京当地的权威人士(她也是《时代周刊》对敌《新闻周报》的老板)，配莱是美国广播界的第一名要人。
当然，美国是一个资本主义自由企业的制度，与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有极端的不同。舆论界的权力在美国也有所不同。无论是报章电台胡说八道，政府很难控制。但是在电台方面，政府可以吊销照会。美国广播电台网(Network)全国性的，只有三家(即哥仑比亚广播公司，国家广播公司，美国广播公司)，所以盈利极大，怕政府干涉，说话就自动小心一些，但也有时借机会批评政府。三家之中，哥仑比亚新闻节目最佳，影响也最大，这是哈氏写书挑了这家的原因。由于新闻广播的普遍，有几个广播员身价与电影明星一样，年薪高达数十万元。他们在实地采访新闻之时，便生了一种畸形现象，往往他们的采访对象，无论是一个市长或参议员，在收入与身价上不如他们自己(记者)的高，看了有点寒酸相。
在报纸方面，也差不多。名记者薪水很高，社会地位也高。例如《纽约时报》已退休的名记者詹姆斯·雷士顿(James Reston)，是舆论界数一数二的人物，即连总统与内阁高官，也要让他一分。雷氏虽已退休，仍在《时报》写时论专栏，是各界重要人士所必读的。他所写的，往往可以左右美国政策。而他如果打一个电话给高官显贵，高官显贵受宠若惊，必然回电。象雷士顿这类人士虽身在民间，能够达到这样崇高的地位，当然有其理由。主要是学问博达，但最重要的还是说话有常识，有理性，有负责性，诚心诚意，做民间的喉舌，向政府当局提供合理的意见。
一个报纸的社论是不署名的。它代表报纸的立场，也可能是代表报纸老板的立场。象《纽约时报》这样大报，社论是由社论委员会(Edi-torial board)集体写作，这个委员会中有各类专家，有的专于军事，有的政治，有的教育，有的劳工，社会问题，或黑白种族歧见问题，等等。社论委员会每天集会讨论当天重要新闻，决定写几篇何种主题。主题定了以后，大家就每一主题讨论，下得结论，取得一个立场，然后由专家就这个立场写述这个主题。完成的社论不是代表这个写作者的意见，而是代表委员会商定的意见，也就是报纸当局的意见。当然，报纸老板仍有最后取舍权。他如认为不妥，可将这篇社论抽出。但这种情形，特别是权威的《时报》，发生得极少。因为社论委员会要觉得不以为然，而这些社论委员是成名的专家，在社会上也有各别的地位。他们虽受老板雇用，老板在尽可能范围内，还是不去干涉，免得自讨没趣。
专栏作者是署名的，则有所不同。他所写的评论是文责自负，只要不造谣虚报，主编者或老板不能干涉。在时报社论版对页(Opedpage)中，共有五个专栏作家，每人每星期发表三篇。除了雷士顿是稳重的中间派元老外，另有二个是“开明派”(我认为liberal在这里应译为“开明”，不应译为“自由”)，他们支持政府的开明政策，却批评政府有时的保守政策。有一个是幽默专栏家，专门用幽默性文章来讽刺社会与政界现象，给社论版对页带来一些轻松风味。
但我在这里要特别提出的是：时报虽是“开明派”报纸，近年来也有了一个保守派(Conservative)专栏家，使这个报纸评论对社会与政府的影响，有一个相匀的对称。此公名威廉·萨菲(William Safire)，曾在尼克松总统白宫，代总统写演说稿(Speech writer)，思想保守，但文笔风趣。在尼克松被迫下台前一年，他由《时报》雇用写专栏，每星期三篇，每篇七百余字。《时报》出高薪雇他(当时是年薪五万元，现恐已加倍)，在当时曾引起本报各编辑及记者不满。一因出薪太高(一般《时报》记者初薪约三万元)，二是因为他是保守派。但是数年来，他的专栏写得精湛，轻松，一针见血，很受读者欢迎。而本报同人也开始对他的文笔钦佩。
这只表明，一个开明派的报纸，也可以容纳保守派的意见的。萨菲虽持保守立场，但他对政客们(无论是总统或内阁官员)的批评很有用。贪污的不敢贪污，撒谎的不敢撒谎。以《时报》的影响力极大的地位，用一个保守派的专栏家，督促民主党政府，实是一个妙法。
美国是用民间舆论来制止当权当政者越轨的。华盛顿一个著名专栏家杰克安德森(Jack Anderson)的专栏分发全国各报。他也是一个开明派，在政府中有内线，常获得政客们的无耻秘闻，公开发表。贪官污吏把他恨得要命，但也无法可施。专栏家要保持言之可信的地位，其消息必须正确，不可谰言造谣，才可获得读者信任。
美国政府有三个机构：行政(总统与内阁)，立法(国会)，司法(法院)，相互节制，各不相侵。但一般人视舆论界为无形的第四个机构，随时随地督促政府人员循规蹈矩，代表人民的言论。这种权力，其实并不小于政府的三个机构。
我对《新华月报》文摘版和《读书》之能够光明正大的公开讨论各种重要问题而庆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