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千载得失利弊之“异说”

　　异说者，异端邪说之谓也，或可引申为标新立异，世人评价《千百年眼》其书，此二义可谓兼而有之。乾隆年间，它被视为异端邪说，列入《全毁书目》；今天，由于它的新意，又得以重见天日，为世所流传。
　　作者张燧生于明万历年间，他以史论随笔的灵活形式，大胆地道出了他对有史以来各类文史典籍、史实人物的新颖见解，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首先，历代被视为儒家正统的汉儒、宋儒，在作者笔下一一丧失了尊崇地位。汉儒的解经，他认为或曲解了经典、或舍本求末，致使真义失传；董仲舒首倡的忠、质、文之说，他指斥为谬说，指出历史发展阶段是联系的，不可割裂。就宋儒的批佛，他写了《儒语似佛》、《佛语通儒》、《佛典辅儒教而行》，借此“以动异议者之皈依”。他讥笑宋儒的迂腐、形而上学，说他们“不知诲君之义”。在《程子静坐之说类禅》中，说：“程子见人静坐，便叹其善学”，这是明批禅而阴用之，他又举例说，孔门最善学的颜子，跟随孔子周游十余年，没有一旬半月的停留，这岂是“禅士蒲团工夫耶？”借以说明善学并非来自静坐。朱子的《纲目》，他认为多有“字义不明，文理不通”之处。宋君主崇礼儒臣，他比作“荡子之交狎客”。由上可见，几千年来的儒家思想权威，在这里失去了往日的神圣色彩。
　　作为封建政治统治代表的历代帝王，作者对他们的评论也多缺少敬意，大有“语多悖逆”之“嫌”。上自文王、周公，下至前代皇帝，多被贬以为非。如《唐、宋始祖之非》，条说，有天下者，必推一圣人为其祖，如唐代附会李姓的老聃为始祖等，他讥笑这种做法漏洞百出，不仅会遗笑后人，就是当世人也会“哗然以为不可，盖无以厌服人心故也。”他斥汉光武、唐太宗“以谶纬多杀不辜”。对史称节俭的汉文帝，他认为史所例举的节俭行为不象人主所为；又举出文帝“赐邓通以十数巨万，又以铜山与之”的事，反驳以往史家的说法。其他如《隋文帝滥杀》、《唐高祖杀降》、《玄宗惨刻》等等，都无情揭露了这些被史称为圣贤君主的残暴性一面。
　　作者并抨击唐宋以来左右封建文化发展的科举制不利于选拔人才。他举出裴度、颜真卿未获高中，李白、杜甫不在兹选的事例，说：“由此观之，谓科目尽足以得士，亦岂容遽信哉！”　 “剖其隐微、晰其源委”是作者探历史渊源、陈利弊得失的一大特点。秦之灭亡，作者认为不在于“兵驰”，也不在于未立扶苏，从而探究出更深刻的原因。孔明之不能统一天下，他认为是刘备临终不该说：刘禅“如不可辅，卿可自取。”这“是置孔明于嫌疑之地，欲变而择贤，则天下将以昭烈之言而疑己，欲不变，则刘禅又不足与有为。”而“宜曰‘嗣子可辅，辅之，如不可辅，则择刘氏之贤者立之’。”这番言论未必正确，但却颇有新意。
　　比较相类的人与事，得出独特的结论，也是他的惯用手法。如比较汉和亲与宋岁币，虽都为国耻，但汉能因此发愤雪耻，扫平匈奴；宋却因此一蹶不振，直至亡国。汉文帝赐吴王濞几杖，可以柔之；而唐德宗对李怀光铁券之恩，却激怒之，在于前者推诚，后者猜疑。他还尖锐地提出，汉高祖与光武帝对功臣的诛杀和保全，不能简单地以优劣论之。比较张良与孔明的异同，也很有一番见地。
　　作者尤好为“惊世骇俗之论”，以推翻史家的既定结论。《文帝复行族诛之法》，否定了“史谓孝文时断狱四百，有刑错之风”这些对文景之治的赞誉。《李广无长者风》说李广计较小恩怨，所以此后多不振。《王猛死不忘晋》，说王猛临终嘱苻坚莫伐晋，是不忘诸夏，以图一效。以及《七国缓削则不反》等等。其中虽难免有偏执，虚妄之词，但亦不乏精辟见解。
　　作者深疾史家曲笔掩恶，为王者、尊者讳的修史态度。对史家称王敦为江左夷吾，以及极意苛谪王叔文等做法十分不满；尤反对以私怨修史，他斥欧阳修撰《五代史》时，诬宽以待民的吴越钱氏“常重敛以事奢侈”，是因为钱氏后代夺走欧阳修的一个爱妓而然，评论道：“挟私怨于褒贬之间，何异于魏收辈耶？”
　　正是这种力求标新立异，自成一家之言的精神，使这部书既遭禁毁之厄，又得流传之幸。
　　(《千百年眼》，〔明〕张燧著，河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七年一月第一版，2.7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