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召唤批判理性

　　在读《传统与中国人》时，我们能感到其中那咄咄逼人的气势。这里不能说没有感情的激愤，但更为重要的是贯穿始终的清醒、犀利、深邃的批判理性精神。惟其如此，才能避免浮躁的情绪影响，分清中国文化的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超越的，即其中的智慧和睿智不依时空条件而转移，而对人生有永恒的启迪；第二个层面是不超越的，即它的文化精神往下向人生落实时形成的一系列价值观念、思想方式、秩序制度、风俗习惯等等。”也惟其如此，才能把举凡礼治秩序、主奴根性、道德阴影、天朝心态，从制度文化到精神文化，从经典文化到文化心理，从意识形态到集体无意识积淀，统统置于严峻的批判目光之下，重新审视，认真清理，于繁富的史料中洞幽发微，于荒谬中抓住要害。
　　中国传统文化缺少怀疑精神，以至无法走出荒谬的戈壁，实现自身的转机。本书著者痛切地感到这一点，所以对明末清初开始觉醒、至“五四”臻于成熟的批判理性分外珍视。正因为认识到批判理性来之不易，书中对批判理性成长过程中的缺陷才给予了历史的宽容。例如对于洋务运动，无论是从政治角度还是从文化角度，历来评价不高，本书则从批判理性发展的长索上来重新认识这一历史现象，认为它虽失之直观与表面化，但技术、工艺层面的自我反省，依然值得肯定，因为它是民族自省的“一个真正的起点”。对于章太炎、邹容的理想主义色彩，在提出批评的同时，也给予了深切的理解：“对于一个苦难太深的民族，对于一个在向现代转化过程中屡屡碰壁失利的民族，渴望一次血的晨浴来自新自己种族的灵魂，这种心情是不难理解的。”
　　但是，历史的宽容并不影响批判的严峻。即使对于批判理性成长史上的光辉里程碑——“五四”新文化运动，著者也一扫传统文化中盲目崇拜历史、心造完美偶像的陈腐气息，对其批判传统本身予以深刻的反省，指出，在对传统文化特别是对国民性病态的反省中，也存在着一些弱点，诸如：(一)在必要的偏颇性的文化思潮中，有些先驱者由严重的自贱自虐心理生出一种彻底的悲观主义，觉得自己的民族百事不如人，进而导致“全盘西化”的错误结论；(二)缺乏创造现代经典的意识，因而在哲学、经济学、历史学、美学、心理学、社会学以及艺术方面缺乏经典作家与经典作品；(三)对民族病态以及整个传统文化的深刻认识和对人的自觉意识，还只是停留在少数人的范围内；(四)对民族弱点的思考过于匆促，对人及历史文化的形而上的思考也未能深入。当然，著者充分注意到这些弱点赖以形成的社会、文化的历史条件，并无苛责前人之意。但作为有志于弘扬“五四”、超越历史的后来者，作为严肃的思想者，如果不是勇于直面历史(无论它是屈辱的还是光荣的)，就不可能象书中这样沿着先驱者开辟的方向，“认真研究传统文化的历史运动过程以及它的整体性内部结构”，“揭示各种文化要素的演化过程”，寻找“传统文化转化为现代型文化的内部机制”。也正是在认真整理“五四”先驱者批判思路的基础上，著者对“五四”“全面反传统”一说提出质疑，认为：“与其说是反传统，不如说是改造传统，将新的文化素质注进原来的文化中去，进行文化的启蒙。”
　　改造、更新传统是一个异常艰巨的工程，因为传统有着十分顽固的惰性。正如书中所说：“伦理权力化与权力伦理化的顽强的互动，并不随革命消除了具体典章规矩而消失得无影无踪，相反，当你构筑某项自以为与过去毫无关系的新制度，创造某种前无古人的新设施的时候，伦理权力化与权力伦理化的互动就会通过人的活动渗透到新制度、新设施中。”的确，即以“官本位”来说，其阴影就笼罩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就连向来以超脱尘缘的山门中人也以“处级和尚”而沾沾自喜，甚至连列车车次的编号也要带上等级制的印痕。传统并非特权一样为某些人所独享，而是作为一种文化心理遗传基因存在于每个人的身上。当我们就其整体价值取向舍弃传统文化时，在实践方向上却与传统文化有着割不断的联系。这一无法避免的历史宿命决定了在艰难的现代化进程中，我们将永远需要批判理性。召唤批判理性的《传统与中国人》本身就是批判理性的结晶。透过这一晶体，我们看到了当代知识分子走出传统的阴影的坚定信念与坚实步履。
　　(《传统与中国人》，刘再复、林岗著，三联书店一九八八年五月第一版，3.5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