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书字”并非“度语”

　　任继愈《佛经的翻译》一文(原载《现代佛学》第一卷第七期，一九五一年三月号。后编入台湾大乘文化出版社《现代佛教学术丛刊》)将译经的程序分为十部，第四部为“书字”。原文为：“(四)书字。根据梵文原本，写成中文，但仍是梵音。这一职司也称为‘度语’。倘译主是外国人，而又不能十分通晓中文时，那未，书字一职绝不可少。”在这里任先生将“度语”与“书字”等同起来了，其职掌之职，自然也是根据梵文原本，写成中文，仍为梵音。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任先生所依据之书，大概是《佛祖统记》。《统记》卷四十三有天息灾述译经仪式：“第四书字梵学僧。审听梵文书成华字，犹是梵音。(Hrdaya初翻为纥哩第野。Sūra为素恒览。)”可《统记》并未列举“度语”之职。“度语”载于《宋高僧传》卷三论中：“次则度语者，正云译语也。传度转令生解，亦名传语，如翻《显识论》，沙门战陀译语是也。”可知“度语”亦即译语，传语之职。我们从《高僧传》卷一《支谶传》：“(竺佛朔)以光和二年于洛阳出《般若三昧》，谶为传言。”可知此职设置甚早。由“传度转令生解”可以知道它的任务是使主译所宣诵的梵文，让参译者均能透彻领悟。可见“度语”的工作已经进入翻译的过程了。从《高僧传》中我们还可以知道，担任度语之职的高僧，都是通晓胡汉两种文字的，如两晋六朝时被认为最理想的度语人才：竺佛念、法勇、宝云等都是曾西行求法的高僧。
　　任先生列举的十部中，有“笔受”一职：“(五)笔受。翻梵音为中国的语言。如梵文称‘纥里那野’，书字只写‘纥里那野’四字，笔受即翻成中国的“心”字；书字只写‘素恒览’，笔受即翻成中国的经卷的经字。”其实“度语”一职与“笔受”更相近些。《统记》卷四十三载“笔受”之职：“翻梵音成华言。(纥哩那野，再翻为公；素恒览，翻为经。)”尽管“度语”与“笔受”都是由精通胡汉两种文字的沙门担任，其中仍不无差别。“度语”是由于译主不懂汉语，只能由度语者将其讲述的梵文译成中文，这只是所谓“舌人的任务”。(如果译主精通胡汉两种文字，那么此职的设置全没必要。如罗什、真谛及玄奘的译场中，就没有此职。)而“笔受”则除了翻译成汉语的工作之外，还要笔录成汉文。(“度语”和“笔受”颇像德文中的　Dolmetschen　及übersetzen二词，即中文的“口译”与“笔译”。)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度语”和“书字”完全不是一回事儿，与“笔受”有相同之处，然也不尽相同。
　　古代译场的程序和名称不统一，及佛经翻译之严密，从中可略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