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音”
据白化文《读<学林漫录>》云，倪葆龄先生捧读吴小如《京剧老生流派综说》，寝食俱废，连呼“全是干货，全是干货！”
吴先生在本书中“综说”各个老生流派的创始人，旁涉其他行当的各个流派创始人，如武生行中的杨小楼，如“四大名旦”，指出诸位大师“无一不是京剧艺术发展史上的功臣，无一人是靠投机取巧行险侥幸来猎取他们的名誉地位的”。娓娓而谈，都极有见地。
作为一代典范，从“祖师爷”那几把这碗“饭”给“夺”了过来，吴先生常说，“生行有了余叔岩，旦行出了程砚秋，就给一些天赋缺陷较大的演员带来了‘福音’。而这个‘福音’之降临并非靠‘上帝保佑’，乃是靠自家的勤学苦练与坚持不懈”。
论从艺之正道，深入而显出，当放之百业而皆准。尤其有志于“夺席谈经”、“标新立异”之一代又一代新秀，似可深悟“柢固则生长，根深则视久”之常理。
“绣花针儿”
“用大刀阔斧的人也须要有拿得起绣花针儿的本领。”《郑振铎年谱》的编撰者陈福康君颇欣赏胡适之先生的这句至理之言。由《年谱》近八十页之《附录》，即可见陈君细针密缕之工力。
《郑振铎古典文学论文集》收编《长乐郑氏汇印传奇第一集序》，署“一九三四年七月七日长乐郑振铎序”。陈君据郑氏《日记》(一九四四年七月八日)“写‘传奇’序”，考订序署“民国二十三年”，影印署“甲戌八月印成”，云云，“当为迷惑敌伪”。
蛰伏孤岛时期，郑氏《日记》记有“至法宝馆”字样，惜语焉不详。《年谱·附录三·郑振铎研究资料选目》有吴岩《觉园》(载《散文》一九八○年第三期)条目，从篇名，读者当以为是览胜记游之作；“书迷”若非因“觉园”系童年之“百草园”，亦不会注意及这篇散文。其实这是吴氏回忆老师西谛先生“虎口夺书”，隐藏于觉园法宝馆之往事，时赵朴初居士就住在大殿楼上。从材料搜集力求“纤悉无遗”，亦可见陈君“有心”之一斑。
然细密之中，疏漏难免。如《年谱·附录三》录吴晓铃《西谛题跋·序》，且注明：“载一九七九年五月《读书》月刊第五期”。显而易见，这一“条目”误于“想当然”。《读书》月刊创刊于一九七九年四月，第五期于当年八月问世。年月日舛误，似为年谱编撰之忌；即系《附录》，亦宜细大不捐。
“不再买书”
为了抢救祖国的文化遗产，郑振铎先生“简直拚上了性命”(叶圣陶先生语)，有《西谛书话》(三联版)作证。先生跋《清代文集目录》云：
“予素志恬淡，于人世间名利，视之蔑如。独于书，则每具患得患失之心。……”
时“风雨如晦”，先生“不自量，遇书必救，大类愚公移山，且将举鼎绝膑”。
雄鸡一声，天下大白。先生却于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四日《日记》中写道：
“……先由我自己检查，……下午，整理自己的思想，下决心不再买书，并清理积欠，作为改造思想的基础。书籍亦是‘物质基础’之一也。”沧海横流之日，先生“赖有‘此君’相慰”；而今下与“此君”永诀之决心，悲夫悲夫！尚何言哉！
然而，据陈福康君编撰之《郑振铎年谱》，先生“下决心”两周后，十月八日，“在邃雅斋购得汲古阁刊本《唐人八家诗》，归作题跋。”这是先生购买的最后一部书。
一九五八年十月十八日，“中国文化界最值得尊敬的人”——郑振铎先生“乘风归去”……
“深赏”
四十年前，靳以先生为黄裳《旧戏新谈》初版叫“碰头好”。时黄氏“少年好事”，甚为得意地自制“宣纸大册”一本。“记得曾抱了去给叶圣陶先生看。他看了微笑说道，‘了不起，了不起’。今天想来，大约就像小孩子得到一件新耍货，来不及地拿去给大人欣赏，又不好谴责，只能‘唔、晤’地对付过去的情形。”
叶先生谦谦君子，至善至诚，其实并非“唔、唔”地对付过去。在先生一九四八年八月二十五、二十六日两天的《日记》中，即有读《旧戏新谈》的记载，且有评说，云：
“此书于旧剧甚为内行，而议论编剧与剧中人物，时有妙绪，余深赏之。”
“深赏”而见之于《日记》，无粉饰，有真意，弥足珍贵，黄裳氏有幸矣！
“至要”
周恩来《致王炳南》(一九五○年十一月一日)，仅四十二字，云：“外交部修建太费，必须节俭。东楼应停止装饰。西楼不得加修，只修补缮其破漏者。一切家具，不许购买。至要。”(《周恩来书信选集》第439页，中央文献版)
而对教育部党组所提追加预算事周恩来同志却“认为从教育的需要上和财政的可能上，进加经费……是应该批准的”。(一九五二年六月二十八日《致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同志》，第472页)
祖国灾难深重，付出了难以计数的“学费”，始得以豁蒙解蔽。新读总理实事求是，质朴无华的“至要”之信，倍觉亲切、深刻。
“虚谈废物，浮文妨要”(王羲之语)，道理是普普通通、明明白白的。时时有开除“球籍”之虞的祖国，勿弹老调，少唱高调，委实至关重要。
“情书”
“西子湖边飞来红叶”，总理却“未能迅速回报”，有负雅意，惟向在杭州病中调养的邓颖超同志认“懒罪该打”，盼“期满归来，海棠桃李均将盛装迎主人”。(第451页)这封“不像情书的情书”(邓颖超同志评语)，总理原拟请陆璀同志带到江南，且戏言“俏红娘捎带老情书”。(第453页)
三年后，总理折冲尊俎于日内瓦，趁信使返国之便，托同志们收集些院花，赠“热情和理智交织着”的邓颖超同志，“聊寄远念”。(第501页)
可惜，《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央文献版)仅“根据手稿刊印”了十一封《致邓颖超》，且未附邓颖超同志的信。
总理曾情长谊深地写道：“忙人想病人，总不及病人念忙人的次数多，但想念谁深切，则留待后证了。”(第453页)
“后证”，当有待于素雅的《不像情书的情书——周恩来、邓颖超通信集》早日面世！并望“三联”当仁不让，将《不像情书的情书——周恩来、邓颖超通信集》纳入出版计划。
《燕知草》题内话
于《晦庵书话·读余书杂<燕知草>》结尾，唐弢先生写道：“我记得平伯曾有诗云：‘君忆南湖荡桨时，老人祠下共寻诗；而今陌上花开日，应有将雏旧燕知。’抄在这里，或者可以算作书名的别一个注解吧。”
由“记得”、“别解”云云，可见唐氏写《书话》时未细检俞平伯先生原著。因为：
其一，朱自清先生序《燕知草》，第二句话即“破题”，点明书名“是从作者的诗句……而来”。
其二，《燕知草·月下老人祠下》“小引”就是唐氏所“记得”的四句诗。
又，郑逸梅先生近著《艺林散叶续编》，吉光片羽，引人入胜。惜第1162则误记俞氏诗“旧燕知”为“旧燕归”，又误记诗、谣、曲、散文集《燕知草》为“杂文集”。
“比较”
朱自清先生《失名<冬天>跋》尾注：“二一，一一，七，在上海。《诗》第一卷第一期。”此《跋》收入分类、编年的《朱自清序跋书评集》(三联版)，列于《<文艺心理学>序》(一九三二年四月)之后。由此可见编者以“二一”为民国纪年，即公元一九三二年。误。
查朱先生《年谱》(季镇淮编撰)，一九二一年辞扬州八中职后，先生就聘上海吴淞中国公学国文教员。经公学风潮，先生复至杭州一师任教。《跋》即撰写于上海，翌年一月十五日载《诗》月刊创刊号。
又，《萧乾小说集题记》系沈从文先生所作，文末写有“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三日”字样。《沈从文文集》(第十一卷，香港三联、花城版)亦收有此文，题作《<篱下集>题记》，纪年为公元“一九三三年”。亦误。
据《萧乾研究资料》(鲍霁编，十月文艺版)“著译年表、目录”，《篱下集》收编萧氏短篇小说凡十二篇，除却《蚕》作于一九三三年九月，其余十一篇于一九三四至一九三五年陆续面世；均见沈先生主编的天津《大公报·文艺》。《题记》云，“朋友萧乾第一个短篇小说集子行将付印了”。显而易见，一九三三年仅一篇《蚕》是不成其为“集子”的。“二十二年”当为“二十三年”之笔误或误排。(按，《题记》即“原载二十三年(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五日《大公报·文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