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读《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

　　近年来对“孤岛”时期的文学活动和出版工作，常有记述。实际上，当时的学术研究方面，虽不及文艺界那样活跃，但在一部分学者的努力下，也有些成果，西谛先生就是著名的一位。自然，西谛先生当时在文艺界也起着重大作用。这里介绍的暨南大学丛书《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就是“孤岛”时期出版的一部学术性的工具书。主持编纂工作的为暨大教授陈高傭，当时西谛先生正主持暨大的研究委员会。书无版权页，不能确知其出版年月，但从《缘起》推断，当在一九四○年。
　　全书共四册，线装铅印。起秦始皇元年，终清宣统三年。由于当时人力物力的限制，搜集的资料自很难完备，但二千年间中国的天灾人祸，大体上已有了一个轮廓。这是一种“啃硬骨头”的工作，我们今天各方面的条件都远胜当年，尤希望多出版一些无利可图却有利学术的“冷门”著作。
　　因为本《表》未录先秦，故拙稿于行文之便略补一二，又因旧时所谓“人祸”的含义颇为复杂，故拙稿涉及的只以天灾为限，同时还参考了邓云特的《中国救荒史》。
　　人类的童年是受苦受难的童年，人类的历史，实以人和自然斗争为序幕。当时我们的祖先处于手无寸铁的状态，半天狂风，数道洪峰(“洪”字的初义就是大水)，就不知夺走多少生灵。尚书·尧典》上说的“汤汤洪水方割(害)，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那种威力，犹可想见洪水发狂时的无情面目，使人和鱼几乎没有两样。神话中的女娲补天，传说中的夏禹治水，必是经受了大地震大水灾的幸存者对现实生活的掠影，经过历代的口耳相传，逐渐增添了故事性。
　　古人也把日食看作一种灾难，是上天对人的谴责和警告，因而赋以伦理上的意义，刘向即以春秋时日食三十六附会为弑君三十六之应。顾炎武《日知录》卷三十一说：“余所见祟祯之世，十七年而八食”。意思是，十七年间日食八次，说明朱明气数已尽，非亡不可(明亡于崇祯十七年)。但古人只记日食而不记月食，原因是日食表示阳弱阴强，所以是灾异的征象，异便是反常。凡是反自然的现象，古人往往认为会引起反社会的后果。如唐宪宗元和七年，长安积水丈余，毁损三座滑桥，南北水道交通断绝，于是放出宫女两百车，平民皆可择取。理由很古怪：水和女人都是阴性，“以水害诫阴盈也”(《旧唐书·五行志》)。为了消除“阴盈”现象，所以要放出宫女。反过来，要是没有这次水害，这两百车宫女只能老死深宫之中。我们的祖先，就是在这样荒唐愚昧的生活中过着日子。
　　其实，日食和地震、大水不同，它只是天文史上的资料而非天灾的特征。本《表》不列日食一项，足见二十世纪的受过赛先生熏陶的学者，对自然的认识毕竟胜过古人了。
　　本《表》卷一记汉高后三年夏，江水汉水泛溢，淹没四千余家。到秋天，伊水洛水又成灾。这以后，汝水、沔水也在泛滥，到汉武帝时河南濮阳的瓠子，前后两次为黄河所决。这就是灾害的积累性，这种积累性的形成，有地理环境等客观上的原因，但与封建统治者对人民疾苦的态度也有密切关系。这些主客观原因，非但不能根除灾害，甚至反使元气愈益丧失，危机愈益严重，影响了生态平衡，带来了歉收，疫病等连锁性的灾难。有的治河官僚，则象庸医投药，虽志在治病，结果却使病人丧命。《老残游记》第十四回《大县若蛙半浮水面，小船如蚁分送馒头》中那位史观察的废济阳以下民埝的创议，就是一个例子，因为他只是捧着一千九百年前一个汉代书生贾让的《治河策》。
　　鲧和禹是父子，鲧治水不力，被舜杀死，成为“四凶”之一，禹则治水有功，刘定公乃有“微禹吾其鱼乎”之叹。这虽是传说，但人的主观努力，却和事功大有关系。一切为人民造福治害的先人，总是永远为后人所歌颂，其遗泽也将与江河万古长流。王安石诗云：“恩泽易行穷苦后，功名常见急难时”，这也是深于治政者的感慨之言。
　　在旧中国的灾害中，蝗虫也是威胁人民生活的大敌。水旱二灾，在空间上到底还有一个范围，唯有蝗虫，凭它一双翅膀就可成群结队远走高飞，上穷碧落，人就奈何不得小虫。孙光宪《北梦琐言》记宋人比喻不肖子弟有三变，第一变变为蝗虫，因为他们会“鬻田而食”。本《表》中第一次记录蝗灾为秦始皇四年七月，这自是体例所限。实际先秦载籍中已有记录，所谓蟊贼之蟊，多半是指蝗虫。《诗经·小雅·大田》云：“不稂不莠，去其螟螣。及其蟊贼，无害我田穉。田祖有神，秉畀炎火”。末句是说用烈火除虫，也是先秦时除蝗的方法。但蝗是会飞的，火如何烧着它？旧注没有说清楚。到唐开元年间，姚崇为宰相，上疏除蝗，疏中即引《诗经》“秉畀炎火”语，后又举具体措施：“蝗既解飞，夜必赴火。夜中设火，火边掘坑。且焚且瘗，除之可尽”(《旧唐书·姚崇传》)。这或许根据飞蛾扑火的原理，但收效不会太大的。
　　不想就连这样可怜的办法，也遭到阻挠，一是汴州刺史倪若水：“除天灾者当以德，昔刘聪除蝗不克而害愈甚。”一是黄门监卢怀慎：“凡天灾安可以人力制也？且杀虫多，必戾和气，愿公思之”。他只想为蝗乞命，却不想一想因蝗灾而使百姓忍饥挨饿，真可说是“蝗道主义”。姚崇回答他们说：“纵使除之不尽，犹胜养以成灾”。又说：“若救人杀虫，因缘致祸，崇请独受，义不仰关。”史称姚崇为良相，就在为民除害上，确也表现出他的果敢负责的大臣风度。
　　由于要除蝗，就要出动大批农民，这样自必影响耕作，加上吏役趁此苛求骚扰，因而又给反对除蝗者以口实。白居易《新乐府》中的《捕蝗》，便是为了“刺长吏”而作，诗中说“是时粟斗钱三百，蝗虫之价与粟同”，因此农民自必捕蝗而辍耕。但他的结论是要求“以政驱蝗蝗出境”，也即效法唐太宗的吞蝗故事。此事也见于《贞观政要》卷八，据说太宗吞蝗之后，“自是蝗不为灾”。太宗的原意无非借此以“示恩”，但在民间，却因荒年之故，早在以蝗充饥。即使长安的蝗少了，那也是以邻为壑，蝗虫还是要在大唐的原野上择肥而噬。
　　大饥之年，人民不但以蝗充饥，甚至还吃人肉。本《表》中曾列历代人相食的记录，始于汉高帝二年的关中，下迄清同治五年，而在同治四年，皖南及句容等地，人肉一斤，价至一百二十文。“是岁江南旱，衙州人食人”，白居易《轻肥》中说的，原非诗人信笔虚构之词。《醒世姻缘传》第三十一回，有一段描写山东绣江县明水一带，因连遭数年饥荒，迫得人吃人的惨剧，读之尤为毛骨惊然。《醒世姻缘传》反映的是晚明的社会生活，而晚明正是各种天灾人祸最集中的时代，从本《表》中所列崇祯 一朝来看，十七年间，各地人相食的惨剧即达八起，如崇祯四年，南阳大饥，“有母烹其女者”。十年，“父子、兄弟、夫妻相食”。《凤阳歌》云：“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可见明朝自开国至亡国，一直与饥荒相终始。
　　读了这部《表》后，使我们得到这样一点认识：由于封建的生产关系束缚了生产力，所以自秦至清二千年间，尽管改朝换代，尽管也出了不少志士仁人，但因工业不发达，科学技术的发展就受到极大的局限，天灾也就不能消除，反而加重了积累性、连锁性。
　　然而水能覆舟也能载舟。大自然能为祸也能为福。人是永远无法和自然分离的，因此，只有多方面地掌握知识，认识自然的规律，请赛先生来制服自然，才能有效地防止灾难，逢凶化吉。
　　另外，本表第十册，还附录了李四光先生《战国后中国内战(意指“人祸”)的统计和治乱的周期》、竺可桢先生《中国历史上气候之变迁》两文。
　　李、竺两位，都是我国前辈科学家中的白眉，就其本行来说，一个专攻地质，一个专攻气象。这两篇论文，都是他们中年时写的。可是他们对中国历史知识又是何等淹博。竺文又引丁文江及美国学者亨丁敦的论说，说明南渡以前，我国文化中心在黄河流域，南渡以后，则移至长江流域，这和雨量温度风暴有密切关系。我们由此再想到过去所以称江浙为“人文渊薮”，这和地理环境及自然条件也有关系。
　　从李、竺两位科学家对中国历史的精通上，又看到一个共同点，即他们都有古汉语的深厚根柢，因而能读得通中国的古籍。当前我们的各项建设事业，都要求结合“国情”，体现中国化的特点。对于中青年的科学工作者，也希望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古汉语和中国历史多下些功夫，象这部《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看起来也许感到枯燥，但它对研究我国天文、地质，人口、疫病、水利、农业、虫害这些项目的学者，都提供一些历史的线索，并可以通过统计，探索规律，得到科学的总结。对于研究社会学者，也是很好的参考资料。
　　饱学使人充实，一棵大树的成长，除了阳光雨露，还得吸收各种养料。
　　今天的中国已不存在“人祸”问题，各种天灾也将在“四化”推动下逐渐克服，愿今后的中国多出几个李四光、竺可桢那样的学者，多出几部《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那样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