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是深入探索中国现实经济问题，越是充满了缺乏理论指导的困惑。为了解惑才斗胆涉猎近现代史。本打算通过资料研究，试着用中国人自己的眼光去对二十世纪的经济发展过程做点梳理，却不期然发现了困惑的原因。原来，自己在实地调查中形成的那点粗浅的感性认识无论在思路还是主要观点上，都难以归入两种相对立的主流理论。于是便加深了过去的不自信。也许就是这种不自信促使我把自己的认识拿出来给大家批评。
捧读史书，归纳心得，我把百年来中国人追赶工业化浪潮，以及先后发生的四次由政府主导的资本积累过程归纳为“一波四折”。
所谓“一波四折”
延续了五千年的厚重的中华农业文明史，翻到二十世纪，终于到了一个非改变不可的特殊时刻。但当她想要按照西方人的样子改变自己的时候，不仅已经工业化了的西方不愿意给她改变的机会，列强纷争下的世界割据也没有给后起者留下模仿“空间”。于是，中国人不得不在这一百多年里进行了四次以自我剥夺为主的复杂的工业化历程。每次都既有收益，也有成本。对这个资源严重短缺的人口大国而言，任何成本大于收益的制度安排都会引发社会动荡甚至革命。
一、中国的发展问题，基本上是一个资源禀赋极差的超大型农民国家，在周边地缘政治环境紧张的压力下，主要通过对本民族进行剥夺的内向型积累方式，追求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经验过程。
有鉴于此，我把百年中国的经济发展概括为四次工业化。即为：“洋务运动”及随后的工商业发展；民国初年大局甫定之后的“黄金十年”和抗日战争之后形成的“官僚、买办资本主义”；新中国建立后中央政府主导的国家工业化；其后是改革二十年地方政府主导的地方工业化。
二、任何制度安排都不过是宏观环境制约下要素结构变化的结果。由于政府面对高度分散且剩余太少的亿万传统小农进行工业化的资本积累，必然交易费用畸高。于是，凡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政府就失败，而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政府就成功，其所建立的制度就是总体收益大于成本的。简言之，清朝在安定了二百多年、政府已经不能更腐败的条件下采用加税剥夺的传统手段，民国在战乱频仍中也没来得及创造出相对有效的制度，于是都自亡于过量提取农业剩余引发的社会冲突。惟独新中国，利用长期战争对执政党和人民的教训以及战争形成的军事化集权体制，建立了必不可少的国家工业化的动员机制和组织，初步完成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下、以国家资本主义为手段的原始积累(参见拙文：《国家资本再分配与民间资本再积累》，《新华文摘》一九九三年十二月；《战略与管理》一九九四年第三期)。
进入八十年代以后，中国大陆的工业化发生了从一个中央政府演变为七万个地方政府(当时约七万，现在约五万)都进行地方工业资本积累的戏剧式变化。由此形成持续二十年的高增长。其中值得关注的是对“中央与地方关系”这种伪问题的证伪。中央政府在完成资本原始积累、实现初步工业化以后，倾向于强调可持续发展；尽管这与地方政府正在进行的资本原始积累之间，确实产生了几乎难以协调的矛盾。但这是一种没有明确是非对错标准的矛盾。可借鉴比较的是：一九五六年苏共完成工业化转向参与国际交换、而中国仍然在原始积累初期阶段，两党因此必然发生矛盾。
三、不同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产生不同的、正反两方面的制度经验。新中国通过建设高度集权的计划体制和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短时间完成了国家工业化的资本原始积累，初步形成了产业门类齐全、专业分工细致的“社会化大生产”，于是，必然要求市场交换及其相应的制度改变。因此，这两个阶段都是经济规律使然，本来无可厚非。真正值得下一代研究和借鉴的是：当年国家工业化的制度成本能否减少？
由于重工业的超前发展是在地缘政治关系压力以及人口与资源关系高度紧张的条件下发生的，必然产生“资本增密、排斥劳动”的内在机制；也必然由于长期就业不足而压抑城市化。进而，国家在“工农两大部类难以交换”的矛盾之中，不得不强化了城乡二元结构这个基本体制矛盾。
四、由于城乡二元结构和国家资本的部门垄断，迫使后人在市场趋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中面对区域差别扩大，以及资本异化于劳动造成的两极分化等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追求现代化进程中都会遇到的矛盾。上一代中国人在追求经济增长中产生并且延续下来的问题，已经命中注定要由二十一世纪的新一代中国人在资源环境更加恶化的国内解决。而且，既然百年来的四次工业化都必须搞资本原始积累，而且其后的工商业与金融资本收益，事实上都由政府或其部门为主来占有，我们当前面临的也就是“世纪难题”，因为矛盾总是往后积累给了后人。
五、求解“世纪难题”。在这个难题制约下，一方面使得“权=钱”、形成垄断的制度成本极低，因此任何类型的国家资本都趋向于追求垄断占有超额利润，于是必须在公平竞争条件下才有效的市场经济机制难以产生；另一方面，资本原始积累的苦难，却要由全社会、特别是工农劳动者承受。而其在高度无组织和劳动力绝对过剩条件下根本没有谈判地位，又使被剥夺者的自发反抗越来越趋向破坏性极大的“流氓无产者”行为。这个长期以来从根本上影响中国安定团结的最大的外部性问题从来就没有被认真提出过，更没有通过讨论影响决策，因此才有我们这百年痛苦的波折：要么被动地在外来势力干预下发生革命或分裂，要么不断形而上学地按照西方人放在河里的石头进行体制变革。
无论如何，百年来的波折使我们只能寄望于改良。其可行性在于：如果代表资本力量的团体和日益与其对立的劳动者都愿意接受过去的教训、并且都不想最终走向社会动乱或者革命，那么，在劳动者群体不可能正常释放压力的单极社会里，就只能由愿意维持长治久安的统治者对发展战略和制度安排进行调整，并由其他社会群体对之进行“议政”和必要的“舆论监督”。
二十一世纪的选择
我们有必要在国际竞争带来的危机和压力下，讨论以下选择的现实性：
一方面，首先要使民众“有恒产则有恒心”，如果愿意通过改革让劳动者占有大部分以他们的剩余价值形成的国家资产，实行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原则的“财产的社会化占有”；国家就能够以更低的制度成本顺利地推进大多数人拥护的政治体制改革，把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落实到经济制度上。
另一方面，把调整城乡差别和东西差距作为世纪之交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新战略确立下来；进一步使原来以国有为名的十五——二十万亿实物形态的资源转化为可进入市场交换的资本，并且对应增加至少十万亿货币发行，提高以资本实力为表现的综合国力，尽快把中国的经济总量提升到可以抵御各类国际或跨国风险的水平。
立足于这种弱化内部结构矛盾的“软着陆”改革，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人可以基本解决或者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后解“跨世纪难题”。
概念澄清
基于上述认识，我以为，应该澄清下面这些已经被人们长期认同的观念：
一、如果没有帝国主义列强入侵，中国也会缓慢地通过民族工商业的发展，逐渐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从现在我掌握的资料看，这个判断可能不足以成立。
首先，中国十九世纪民族工商业有所发展，但与已经工业化的帝国主义列强最初的贸易处于长期顺差“优势”的，主要是农村手工业生产的丝、茶、瓷等自汉唐以来延续几千年的传统产品出口；另一方面原因是占90%的农村人口剩余太少、商品化程度和收入水平低得不足以接受外国工业品。而贸易逆差又是十九世纪中叶帝国主义发动对华战争的原因。
其次，后来以瓜分资源和市场为目的的两次世界大战，中国由于仍然处于半殖民地的从属国地位，所以也根本没有真正参与过瓜分市场和资源，根本没得到任何西方战胜国都得到的、可以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实际好处；反而在战后仍然受制于美、苏两大帝国主义集团。亦即，如果没有革命、战争和建国后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推行自我剥夺的原始积累，中国是不可能在帝国主义列强干涉、特别是战后两个超级大国的挤压下发展资本主义的。
再次，“人口日益膨胀、资源过分短缺、市场空间狭窄”，是中国民族工商业进行资本积累的主要制约因素。工商业者规避风险的主要方式是“兼业”或“退出”。这使得完成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必须发展的重工业所要求的、立足于城市化的资本积累缺乏必要条件。
二、由于旧中国地主集中占有的土地高达70%-80%，造成广大农民贫困化，社会矛盾激化，这是中国发生农民革命战争的根本原因。我通过对一百年来各种农村调查的排序研究，没有验证这个论述(参见拙作《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二○○○年五月第一版)。
首先，旧中国的土地制度以“两田制”和“两权分离”为主要制度形式。在人口膨胀而土地资源不可再生的制约下，中国的土地占有关系不可能呈集中趋势，而是逐渐分散。除了地主实际占有土地约为40%(而非70%-80%)之外，各种用于社区公共事物开支的“公田”约占10%-20%。并且，正是在高地租的压力下，土地使用权才自然向富农、中农等最有可能产生“剩余”的自耕农集中。于是，土地使用权基本呈“正态分布”。这也是传统农业社会得以表现出“稳态结构”的内在机制。
其次，恰恰是工业化进程拉动了农业的商品化，使剥削率远高于地租的工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有了与地主经济相结合的历史机会，进入了高度分散、没有反抗能力的小农经济条件下的农业社会。所以，旧社会的主要矛盾不是地主过量剥夺农民，而是工商业和金融资本过量剥夺农村导致农民大量破产，是工业化必须的资本原始积累加剧了对农业农村的剥夺，导致了社会矛盾的激化。
三、新中国五十年经济发展的最主要问题是政府没有采取西方式的市场经济制度，而在错误意识形态的引导下实行了“赶超战略”和计划经济。而后二十年的经济增长，则主要得益于市场趋向的“渐进式改革”。
这个近年来颇为流行、几乎取得主流学者共识的观点值得进一步讨论：
首先，一百年的四次工业化都几乎是政府主导。都要面对如何从高度分散的小农经济提取剩余的问题，也就是说：谁能够解决政府与小农之间交易费用高到几乎无法交易的矛盾，谁就成功。至于使用什么手段，认同什么主义，那本来既是对成功者在未成功时的考验，也是后来被拿来保护成功者既得利益的派生物。
其次，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早在建国之初就明确提出了在城市发展民族工商业、在农村发展“富农经济”，进一步促进城乡市场交换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发展战略。他们认为只有在完成工业化、形成社会化大生产之后，“还在很远的将来(毛泽东一九五○年在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才有建设社会主义的条件。后来在一九五三年转变为毛泽东所说的“两翼”：在城市搞国家资本主义工商业和在农村开展“统购统销”、“合作化”，这种具有斯大林主义特征的制度变革被称为全面推行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这主要是被两个客观因素推动的：其一是外部的，抗美援朝导致地缘政治环境恶化，以及战争的现代化导致军队和军事工业的“全盘苏化”，随之被拒于西方市场之外；其二是内部的，土改之后产生了完全均平的小农经济，使农业失去了过去以自耕农作为规模生产主体和以地主作为规模流通主体的经济结构，导致工农两大部类无法交换、工业几乎无法进行资本原始积累。
再次，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从农村起步的，按照社区人口平均分配土地的“大包干”，是典型的大规模调整存量资产产权形态的“突变”改革。西方认为这是“私有化”，而中国则用“统分结合、双层经营”这样特有的政策语言，把它定性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城市改革由于至今没有这种惠及大多数的产权关系“突变”，及与其相应的特有政策语言，所以才邯郸学步，步履维艰。
最后，近二十年的经验证明：触动所谓公有制财产，必须对过去国家在进行原始积累期间、通过占有社会资源和大众劳动剩余形成的资本做合理分配，倘若在初始产权的形成过程中基本体现了“公平”原则，就能够形成“公共选择”的一致性，否则制度成本必然增加。如果今后的改革是在创造出新的增量的基础上形成新的分配机制，那么不论谁占有都不会引起大麻烦。但如果没有增量，不得不调整已经被部门或集团占有的存量，则必然引发冲突。这就是我们今天部门垄断资本与社会大众矛盾的焦点。
四、资本主义发展到金融垄断资本集团控制全球经济的帝国主义阶段，不仅没有走向腐朽、衰亡，反而在通过国际资本流动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同时，为产业升级进入以技术创新为主的知识经济时代开拓了宽广大道。这个能够以“看不见的手”自我调整的制度已经被证明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先进的、具有普适性的制度。中国只有在这种制度前提下纳入全球经济“一体化”才有出路。
当今中国，人们已经习惯了被外来的和尚“耳提面命”。任何人敢于对这种几乎已经被学术界主流认可的观点进行批评，都会由于“话语体系”不同而有自外于主流的风险。不过，我之所以甘“冒天下之大不韪”提出讨论，却并不是出于政治立场，或根据宪法和党章中的法理原则，而是基于近三年来对这百年经济史的资料整理和重新认识。
中国人百年来其实是在无数的教训中，被动地了解资本主义的本质属性的：一是，十九世纪中叶以来遭遇的侵略战争，本来就是资本主义这个饕餮创造的大生产和实质上反自由贸易的规律的必然结果之一。这属于过去的教训。二是，近年来人们对国际资本流动的破坏作用的简单认识，实际上是在金融危机发生、而庸俗经济学关于手段和技术的各种解释都实在难以自圆其说的“失语”情况下，才重新复习了“资本不能产生利润”这个简单常识。
最能够证明资本主义生命力的仍然是美国经济。不同的看法是，本世纪三十年代欧美传统制造业过剩引发的危机在美国这个资源宽松的大陆国家尽管尚有调整余地，但并没有产业革命；在欧洲各个资源有限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中则不可能出现任何产业升级。那场危机在最终通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战后重建予以缓解的过程中，历史地把美元推上了占全世界金融资本总量四分之三的统治地位，不仅使美国成为世界首领，而且各国以美元作为主要的储备和结算货币，导致这种绿色的纸币取代“金本位制”。同时也让美国有条件不断增发超过GDP增长需求的货币，把以金融为主导的第三产业比重大幅度提高到80%以上。因此，担任了“全世界的中央银行”的美国经济出现了“从纸到纸”的循环：美联储发行纸币支付巨额贸易逆差→各顺差国再以得到的纸币购买美国政府发行的低息债券→美元回流进入美国资本市场。这种伴随后发国家追求工业化而向全世界扩散的“从纸到纸”的循环，支撑了美国以资本经济为主的服务业进一步扩张。美国似乎并不真担心逆差，因为贸易逆差和资本市场相得益彰。事实上，逆差越大，资本市场收益就越高。美国历届政府作为核心经济政策、真正不遗余力维护的，是美元的强势地位。进入到九十年代以来，美国三分之一的家庭入市炒股，各种基金乃至于政府财政都参与金融投机，国民收入中资本收益已占60%以上，完全用于投机的外汇期货交易额数百倍于美国实际对外贸易额。这就客观上造成本来并不产生利润的金融资本脱离实物经济、不断在投机资本压力下推出新的衍生品交易品种、追逐只有“泡沫经济”才能提供的超额利润。其实这不过是金融资本的本质特征的正常表现，大多数心态正常的美国学者对此都有比较清醒的认识。
必须进一步提出的是，金融资本利润仍然只能从大多数制造业为主的国家的实质经济中攫取。这其实就是金融资本集团推行以资本自由为核心的全球“一体化”的目的。在资本的统治下，后发国家只能以自己有限的资源和廉价劳动力生产、杀价竞争出口，换得“绿色的纸”(美元)，再到美国的资本市场去买国债或股票(另外的纸)。这种“公平交易”一方面让发达国家制造出“现代化生活”的需求模式和满足这种需求的技术路线，以及“标准”、“信息”、“制度”等国际经济新秩序；另一方面也保证了20%生活在富裕国家的人口占有80%的资源和财富。因此，在金融垄断资本集团控制全球经济的帝国主义阶段，资本的寄生、腐朽的本质特性没有改变，并且因其与后发国家内部各种名义的垄断资本相结合而越来越在全球形成滥觞。
启示
中国人一百多年来从跟西方人牙牙学语，进步到“邯郸学步”，再进步到“摸着石头过河”。再前面，是资本经济的汪洋大海。难道，我们除了亦步亦趋就没有自己的路？本来应该有，既不同于西方，也不应该雷同于本来就是西方的另一种形态的前苏联。但历史不存在假设。现在，如果我们不能清醒地回顾历史，也就没有评价现实问题的依据和为了下一个世纪探辟新路的可能。
百余年来，中国的工业化真不容易，几千万人已经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中国人的真改革更是谈何容易。因为它常常与“车裂”高度相关。然而我们必须改革；倘若改革不成，则中国必然走向动乱。
我们都从自己亲身经历知道：无论是革命还是改革，往往都是逼出来的，都没有约定或事先设计好、批准了再干的。百年来的中国，从来没有英国式的通过贵族阶级“光荣革命”使统治者“自觉”让渡部分权利和利益的先例。更何况中国重视传统价值的贵族早已经在战争和革命中消亡，新贵族还正在自身形成之初的无序掠夺之中。
此外，传统知识分子作为“精神贵族”，在一九一九年和一九六六年两次文化革命中要么“失语”，要么自残。侥幸存活的，也在中国工业化进程中某些新生代知识分子制造的浅薄中只能明哲保身。其中，还多少有点“本土文化感”的人往往轻易地被主流所排斥。而且，常识告诉我们，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本来就没有任何真正的左派诞生的土壤。因为在劳动力绝对过剩压力下的分散劳动者没有与资本对抗的条件，知识分子于是便真如经常被毛泽东批评的那样，缺乏“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机会。除非出现外忧内患、国难当头、底层社会民族主义汹涌澎湃，而统治者又严重失策的特殊情况。这也是在中国能够产生堂吉诃德式悲剧审美的原因。
中国工业化派生的技术知识分子中，有少数人可以被戏称为：“有问题没思想，有技术没文化。”他们大部分在本质上与新贵族相似，而且这些更强调“学而优则仕”价值观的现代知识分子如果不是被逼急了，从来都主动地、拼命地与统治者(无论是谁)相结合。
大众当然不至于麻木到连自己被剥削都没感觉。但既然新生代知识分子放弃了社会责任，他们便难于有新的理念指引，于是有想法的往往回到传统之中去寻找；没有想法的就容易成为具有潜在犯罪心理倾向的“流氓无产者”。曾经被鲁迅浓缩为“阿Q”或被二十年代的智识人贬称为“二痞子”的此类人，就是中国自从一九八九年进入第五次刑事犯罪“高峰期”之后，便在峰值上长期下不来的客观基础。于是，理论界强调的“效益”与大众追求的“均平”之间，就越来越难以调和了。
但愿，当二十一世纪三十年代中国人口增长到十八亿、而资源却在已经过去的四次工业化的粗放增长中消耗殆尽的时候，后辈人能够因为比我们更聪敏而渡过难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