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一桩人类学公案

　　萨摩亚岛是南太平洋群岛中的一个，岛上栖居着一群有着棕色皮肤的波利尼西人。由于西方文化的渗透，萨摩亚岛上的土著居民成了全世界所有原始人类集团中开化比较早且开化程度较高的一个，也正因为如此，相对于其它原始社会而言，西方人对萨摩亚人更为了解。在这方面，一些人类学家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们通过长期的、艰苦的实地考察为广大读者勾勒出了一幅斑斓多彩的萨摩亚社会生活图景。
　　然而，奇怪的是，不同人类学家笔下的萨摩亚不尽相同，甚至存在着天壤之别。这种分歧使萨摩亚成了一个谜，人们不禁产生了这样的疑问：萨摩亚的真面目究竟是什么？应该相信谁？
　　最能使人困惑不解的是两本针锋相对的书，一本是美国著名人类学家米德(M.Mead)的《萨摩亚人的成年——为西方文明所作的原始人类的青年心理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周晓虹等译)，另一本是由弗里曼(D.Freeman)撰写的《米德与萨摩亚：一个人类学神话》。
　　米德的著作杀青于一九二九年，一时风行欧美大陆。米德虽然是个人类学家，但她具有很高的文学素养，她以她优美生动的笔触描述了萨摩亚的社会风貌。也许是这本书给人们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以致四十年以后当弗里曼摆出一系列事实，宣布米德笔下的萨摩亚纯属子虚乌有时，读者一下子惊呆了，他们很快想起了近年来有大量的萨摩亚人移居西方各国，尤其是美国，他们指望能从这些移民那里得到一个定论，但他们很快失望了，因为这些移民也是“当局者迷”，莫衷一是。针对这种状况，评论家们不无遗憾地指出：米德与弗里曼的根本性分歧，构成了一桩扑朔迷离的人类学公案。
　　比较一下米德的萨摩亚和弗里曼的萨摩亚是饶有趣味的。
　　在米德看来，萨摩亚岛几乎是一个人类的伊甸园：大人们不是懒懒散散地聚在水塘边垂钓取乐就是围坐在一起编织各种器皿，仇视、妒嫉、暴力与他们无缘；不存在严格的禁律，少年少女们可以在一起进行各种性尝试，他们不会像世界上大多数国度里处在青春期的年轻人那样深怀对社会、对长辈的不满，他们不会因为受到挫折而苦闷、焦虑、紧张或彷徨；人们在家庭之外很容易得到友善的帮助，对他人的任何戒备都是多余的；很少发生意外事件破坏人们安谧和谐的生活……如果说米德笔下的萨摩亚像一首田园诗，那么，弗里曼眼中的萨摩亚社会则充满了邪恶与病态，与米德的描述正好相反。
　　弗里曼坚信自己是个严肃的人类学家，他认为，米德笔下的萨摩亚是虚假的，而这主要归咎于米德两个致命的缺陷。其一是调查时间的不足——米德只用了九个月的时间，而他自己则在一九四○——一九八一年间先后进行了多次实地考察，累积起来，实际调查时间不少于六年。因此，弗里曼断定，在这么短的时间里，米德不可能保证她的调查做到深入细致。他指出：“在猎奇而且不辨真假方面，米德和走马看花的观光者没有什么两样。”(见《米德与萨摩亚：一个人类学神话》，哈佛大学英文版，第365页)虽然提出上述批评时，米德已经作古，但米德在世时也许已预料到将来有人要发难，她在自传《冬天的黑莓》中写道：“当我着手研究某个我一无所知的原始社会时，我首先要设法对该社会进行深入细致的了解，尔后再全神贯注于某个具体问题。但在萨摩亚，我却不需要这样。我发明了一种横向剖析的方法，这种方法在我们不能在实地呆很长时间，但又想对某原始部落作有声有色的动态描述时尤为有效。”我们且把米德的这段文字看作是她针对弗里曼批评的自我辩解吧。其二，米德是文化决定论的倡导者，这种信念成了有色眼镜，使她忽视了与她的理论有所牴牾 的事实。这样的批评是不无道理的。米德的一生是向当时甚为流行的“人类行为是本能和遗传决定”的学术思潮不断挑战的一生。米德坚持认为：“任何有关行为方式变异的讨论，都必须着眼于社会文化背景。”(见《三个原始部落的性别与气质》，浙江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第267页)带着这种信念，她只身来到萨摩亚，而发生在萨摩亚的一切又似乎证明了她的观点。在《萨摩亚的成年》一书中，贯穿着一个主题，即在一个人人随遇而安的社会中，所谓青春期的骚动是不存在的。她试图说明，青春期的狂飚式的心理骚动并不是人类普遍特性，而仅仅是在像美国这些为儿童设制了许多禁律的社会中才会出现。诚然，过分强调文化对人的制约性容易将问题引向另一个极端，赌气式的态度也会使观察缺乏公允性。在这方面，米德也曾受到了其他学者的批评。
　　身为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人类学教授，加上长达六年的调查，弗里曼的意见也带有相当的权威性，但要完全推翻米德的调查结论看来不那么容易，甚至根本不可能——这岂不意味着弗里曼笔下的萨摩亚仅是个神话。对弗里曼来说不太有利的是他的调查落后于米德的达十四——四十二年，米德当年所陈述的事实如今已成了土著人的回忆。尽管弗里曼花了很多时间对当年接受米德访问的老人重新进行了访问，并据此得出了“当时的萨摩亚决不像米德所描述的那样”的结论，然因为存在着如此大的时间差，这些回忆的可靠性难免遭到人们的怀疑，何况在米德当年的调查对象中，今天为她辩护的也不乏其人。J.肯尼乌巴哈就是一例。当年，他是米德的调查向导，现在他移居美国，担任了美国萨摩亚社区大学的校长。他相信，米德在书中的描述是真实的。他认为：“这本书的中心思想是正确的，这显示出她具有作为一个杰出人类学家对事物的非凡观察力。”就连弗里曼也承认：“我也曾遇到过一个萨摩亚老人，他强调米德的结论是符合实际的。”难怪有些学者对弗里曼的异议很不以为然：即便是同时调查，不同的人也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米德以女性特有的精细早已在她的自传中给自己安排了退守的余地。她写道：“今天，我在萨摩亚认识的姑娘们的儿孙们都进了美国大学，他们的同学恐怕怎么也无法将我书中的萨摩亚人和眼前的同窗好友相统一！”有些读者坚决站在米德一边，他们提醒弗里曼：社会是不断流变的，像萨摩亚这样一个日益受到西方文化浸润的社会更是如此，今天的调查结论不足以构成对米德的挑战！
　　看来，争论远远没有结束。米德已匆匆离开人世，她再也不可能慷慨陈词为自己辩护了。没有对手的争论总是让人感到某种程度的遗憾。对米德这样的一代宗师，人们更多的是崇敬和缅怀，他们从主观上也不愿意接受米德在说谎的说法。就此而论，是米德的声望使她立于不败之地。弗里曼的困难正在于此。他也意识到，在他面前的是座高耸入云的大山，决不是小丘。但他坚信，真理在他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