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祭书

　　时令还没有进入农历己未年的腊月，不知怎的忽然想到了“祭书”。过去时代的读书人，特别是藏书家，到了一年向尾的某一天，总要举行这样一种仪式。把自己心爱的书陈列在案头，藏书很多的，大抵只是选取少量有代表性的书本，多数还要用鲜花酒醴作供，可能还焚香，然后大礼参拜，口中念念有词，不外是“长恩默祐”、“子孙永宝”之类的虔诚吉利话。这样的仪式常常要请好朋友参加。仪式结束后就大家一起赋诗。会画的朋友也许还要画一张画，接下去就是吃酒，再就是将有关的诗文刻进自己的集子里去。
　　过去我经常从诗文、题跋里看到这种纪事，觉得很有趣也很可笑。买了几本破书，居然还要玩出这许多花样。地主阶级也确是空闲得可以。
　　这种仪式所反映的思想也是明明白白的。首先是“知识崇拜”。过去是只有地主阶级有文化，要占有文化就得依靠书本。因此书就成了他们稳稳站在统治阶级内部、对被压迫的阶级实行统治的必要武器、即宝贝。而对宝贝是必需表示充分的敬意的。
　　其次，在旧社会，书籍也和其他物质财富一样，流转无常，易遭毁失。一般的说法是书有五厄，什么水火兵虫之类。仔细想想，其实又何止于此。如果每种书印出以后，一本都不毁失，那就真正不得了，现有的图书馆无论怎样扩充也将装不尽，而善本这名目也就不存在了。经验教训了读书人，他们为了免除这种厄运也只能采取一种迷信的手段，祭。
　　我在这里讲起这样的故事，自然不是想来推荐什么封建迷信。其实用不着推荐，在我们这里，封建的事物还多得很，至少在目前，还用不着担心它会断种。同时，物质基础也到底不同了。把什么《基度山伯爵》之类供在桌上，对之顶礼膜拜的喜剧，用不着担心，是肯定不会出现的。
　　我的忽然又想起了祭书，自然也有自己的原因。那就是，最近我又时时想起了我的几本破书，情不能己，这才产生了这样古怪的念头。仔细回忆，在过去的十多年中，这样的念头确是从来也不曾出现过。不过近来不同了，又开始动笔写写文字，也必然要想到过去曾经思索、考虑过的一些问题。有时想有所引据，或企图更过细地加以钻研，或想为久已酝酿的主题搜寻较完备的资料，往往只能掷笔而起，叹口气完结。明明知道自己有哪些书，所需的材料就在某卷某页，可就是看不到、摸不着。明明知道这些书都安然无恙地放在图书馆里，“蓬山此去无多路”，但还是没有法子想。
　　已经是八年以前的事了。当时我正在干校里当泥水小工。一天，换上了劳动服正准备上工，忽然一位头头来通知了，要我马上回上海去，第二天一早到单位里去报到。这是出乎意料的，是吉是凶，完全不能预卜。但自己明白，八成不会是好事。第二天遵命去报到了，先是受到大声呵斥，坐在门外，接着那位头头出现了，简单地说了一句，“今天要按政策没收你的全部藏书”。这时我就立刻省悟，为什么采取了如此神秘而迅速的手段，那是防备我会进行私下的转移。
　　在这简单的宣布之后，就是立刻出动。三十多条大汉、两部运纸卡车，浩浩荡荡向我的住所开去。车上带了几捆麻袋，人们花了一个整天又一个上午，总算把我全部印有黑字的本本全部运走了。我这样说，是因为到底还给我留下了几卷高丽笺，有的还是乾隆时的旧物，就因为那上面没有字迹。后来我就拿来一张张都写满了字。明知自己不是书法家，也不配用这样的旧纸，但还是写了。我想，除了检查、交代、汇报之外，我还应该有些另外白纸黑字的东西。
　　在查抄过程中，还有许多有趣的细节，但在这里，略之。
　　我向另一位头头提出，是否留下一份目录呢？他向我大喝一声，道：“嚣张！”这是当时习用的词汇，我们都明白那意思。但今天出版的辞书里的解释却是不完备的，至少没有反映那特有的丰富而微妙的涵义。我想这是有些可惜的。
　　真是出乎意料。第三天，头头来通知了，决定要编一本目录，而且要我也去参加。我不明白，我的“嚣张”的建议是怎样终于被采纳的。但这种神秘的决策过程，也还是不去研究的好。
　　到了机关的一间大房间里，发现我所藏的白纸黑字的东西都堆在那里了。更出乎意料的是，发现了已经坐在那里的顾起潜先生。他是研究版本的老专家，是清代苏州著名藏书家顾氏秀野草堂的后裔。二十多年前就刊行了“明代版本图录”的，我过去在图书馆里也曾看见过他。我想，在当时，他应该是一名不折不扣的“反动学术权威”，可是竟被弄来参加审定编目的工作了。那细节，我自然也没有打听。
　　我的工作是编目，但只是一些被认为够不上善本资格的书才由我来处理。专家们自己动手的对象当然是不同的。我按照常规努力地编着，记下了书名，版本，册数，编成一种不折不扣的书帐。但到第三天上，头头来训斥了，说我在搞繁琐哲学，要我更加紧、简化地编。我想，单是杜诗，我就有十多种不同的刻本、抄本，用简化法怎么能行呢？但这样的“繁琐哲学”头头怕是不要听的，解释起来又太费口舌。因此什么也不说。这样，我自己只负责编了极小部分的目录。到了第五天，头头下令了，我还是回到干校去当小工。以后那些白纸黑字的事物的命运，就一些都不知道了。
　　这以后一晃就是五六年。说一些消息都没有也并不准确。曾经有好几次得到朋友通知，“写作班”里出现了我的藏书；图书馆里也有我的目录书在任人翻阅；甚至有些人从不知什么地方弄到许多画册在看，上面也有我的签名。这也是我的一种坏脾气，买到一本书，随手要写上自己的名字或题跋，有时还要钤印。因此也就成了这些消息提供者的依据。当时，听了这些消息，我也只是“一笑置之”。并不是真的看破了“红尘”，只是觉得愁眉苦脸或痛哭流涕都并不雅观也于事无补，还不如淡然处之的好。这也是我的一种坏脾气，二十多年前，一位头头就曾指出我这是“强颜欢笑”，自然就是不认识错误罪行的表现，因而给了我加重的处罚。
　　一直到一九七八年的年末，我才又去拜访了顾起潜先生。从他那里得到的消息是令人鼓舞的。他告诉我，我的藏书中间的线装书部分，都很好地保存在图书馆里，没有什么散失。同时因得到他的照顾，有些残破的书册，还修补装订过。只要等政策确定、发布，立即就可以发还。
　　此外，我还在另外的地方看到了顾先生手制的我的藏书中间属于“二类书”的一份详目，并奉命照抄了三份。我还好奇地打听过，怎样的书才算是“一类”呢？回答是并没有。我想，那大概是指宋板元抄之类的国宝吧。
　　我的几本破书够不上“国宝”的资格自然用不着多说。但对我却是珍贵的。因为它们被辛苦地买来，读过，记下札记、写成文字、形成了研究构思的脉络。总之，是今后工作的重要依据。没有了它，就只能束手叹气，什么事都干不成。
　　一年以来，也曾为此奔走过许多回，遇见过各种人物，经过的细节不想在这里细说了，总之是没有什么结果。人们的论调、手法，也都是极平常的，我们大家都非常熟习。如实写下，就难免要犯“公式化”的错误。在这里，我只想以一个遭受“四人帮”无情掠夺的受害者的身份提出一点卑微的愿望。何妨让我有条件继续工作下去呢？何妨落实党的政策使物归原主呢？今天，我能说出这些平庸的看法(在大批“资产阶级法权”的日子里，这就不只是“嚣张”而是反革命谬论)是不容易的，很需要一些勇气。因为想到古人祭书的故事，牵连讲了这许多废话，连我自己也觉得不免过于饶舌了。
　　一九八○、一、十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