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作家的心态

　　台湾作家三毛自杀，引起了一阵震动。由此联想开去，便觉得“作家与自杀”这个题目并非耸人听闻。据笔者粗略统计，《外国名作家大词典》(漓江出版社，一九八九年)中所列的一千五百三十四位著名作家，自杀的共有二十二位，即每七十位作家中便有一人自杀，这个比例无疑远远高于其他阶层。仅举其荦荦大者(括号内为自杀年份)，便有美国的杰克·伦敦(一九一六)、海明威(一九六一)，日本的芥川龙之介(一九二七)、三岛由纪夫(一九七○)和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川端康成(一九七二)，俄国的叶赛宁(一九二五)，苏联的马雅可夫斯基(一九三○)，德国的本亚明(一九四○)，法国的蒙太朗(一九七二)和奥地利的茨威格(一九四二)。或曰自杀乃懦夫之举，应属颓唐者流，那么以描写由《老人与海》为代表的“硬汉性格”而著称于世的海明威，写出受到列宁赞赏的小说《热爱生命》的杰克·伦敦，何以也要轻生？笔者乃庸碌之辈，吃不饱的时候会咬牙硬挺，如今吃得饱了更会自得其乐，故而对比我更能吃饱肚皮的作家竟然自杀百思不解，但倘若因此便有人说三毛不如笔者热爱生活云云，岂非荒谬绝伦！
　　作家自杀的原因甚多，例如马雅可夫斯基曾遭“拉普”的围攻，三岛由纪夫为鼓吹武士道而切腹，日本的太宰治于一九四八年殉情，德国的克莱斯特因自己的创作没有引起共鸣而于一八一一年投湖，俄国的迦尔洵因患精神病于一八八八年自杀等，涉及到政治、社会、环境、感情、疾病乃至创作等各个方面。如果从法国社会学的奠基人杜尔凯姆的《自杀论》谈起，则不免要举些例子，如从前的农村老大娘想象皇后娘娘吃的煎饼里一定有许多肉之类，来说明社会各阶层在文化、心理诸方面的差别，由此便涉及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若还要研究一些问题，例如为什么现代作家自杀的比过去多，则又要涉及历史的演变、社会的发展、生存环境的变化等等。凡此种种，即使写得出一部专著，也断难做到无懈可击，则区区一篇短文更无能负此重任。故这里只说“作家的心态”。因为在作家当中，像法国的莫泊桑、英国的斯威夫特、德国的荷尔德林、瑞典的斯特林堡等严重的精神病患者，以及美国的爱伦·坡等酒精中毒者或有自杀倾向者大有人在，是一种比自杀更为普遍的社会现象。
　　大致说来，自然科学固然复杂，但都可以依据内在的逻辑和现有的公式进行演绎和计算，所以技术人员注重的是有根有据、安全可靠。而作家则完全是靠自己的形象思维，即必须有异乎寻常的感受能力，或者说某种天赋，才能产生激情和灵感，才能把常人司空见惯的事物化为作品的题材。也正因为极度敏感，才可能产生超于常人的忧郁悲哀苦闷焦虑追求，“求之不得，辗转反侧”，离精神病也就为时不远了。善意的人会提醒我：创作要深入生活。千真万确，这是忘也忘不了的真理。我们看老舍的京味小说，赵树理的农村故事，哪一部作品里没有作家自己的影子？要作家去写没有体验的东西是写不出来的。另一方面，只有作家去体验生活才可能写得出来，否则的话，工农兵学商，三百六十行，千千万万的人一辈子都在体验着自己的生活，却不见有什么作品问世，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不是作家。
　　法国《读书》杂志(一九九○年三月号，第一八六期)发表了一篇名为《作家与抑郁》的调查报告。据专为作家治疗抑郁症的精神病学权威、七十岁的路易·贝尔塔涅估计，百分之九十的作家艺术家都有不同程度的疯狂、沮丧、悲哀或自杀倾向，典型的表现是躁郁症，时而才华横溢，时而颓唐消沉，这并非我们通常所说的发神经，而是创作过程中难以避免的(姑且不说是需要的或必然的)精神状态，或者可以说是一种职业病。这种病症只有在最严重时才导致自杀，而在通常情况下竟能砥砺文思(使人产生超常的感受能力)，尤其对诗人来说是如此。英国诗人艾略特在精神病院里完成了他的名作《荒原》，超现实主义诗人故意借助麻醉药物来达到下意识状态以进行“自动写作”，就是典型的例子。作家创作犹如分娩，要经历一番痛苦；一些艺术家披头散发，衣冠不整，状如疯子，或许都源于此。目前不仅精神病科医生对此习以为常，就连大部分作家也都坦然承认，不以为这是一种耻辱。被誉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法国作家”的马尔罗，两次荣获龚古尔奖的罗曼·加里(已于一九八○年自杀)都是贝尔塔涅的常客，而且都把他塑造成自己作品中的一个人物。
　　路易·贝尔塔涅指出，新闻记者出身的作家，每天受着要发稿排版的压力，好比头上悬着一把剑，加缪便是把写作视为苦刑。非记者出身的作家，也要受到合同的压力，一旦发稿之后，便会有一种空虚之感，总觉得自己没有写出想写的东西，就象一个人把信丢进邮筒后想再取出来一样惶惶不安。作品出版以后如果无人问津，他会精神崩溃，如果受到批评，更为郁郁寡欢、一蹶不振，所以马尔罗决心不看有关他的一切文章，莫里亚克虽然自己是一个严厉的批评家，却绝对受不了别人对他的批评。这方面剧作家比小说家更为敏感，英国剧作家约翰·戴维森就因为自己的剧本失败，而于一九○九年自溺而死。
　　以上所说都是外国作家。适逢《读书》杂志今年第三期出版，拜读了王蒙先生的《批评或有之隔》，才知道无论中外，“作家其实是很注意批评家的言论的”，故而才不揣冒昧，略作介绍，诸君姑妄听之。又，王蒙先生所说创作者们“常常在创作的过程中呈现出一种不十分自觉的被驱动状态”，似乎也可与本文所述的作家心态相互印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