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身兼两种角色：他既是偶像，又是个偶像破除者。在三十五年前的一九六六年，他发表了一篇题为《欠发达的发展》(
The Development of Underdevelopment)的开拓性论文，开启了一个新的激进的研究课题，也就是后来被称为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的依附理论。弗兰克对依附理论作出了丰富贡献，一跃而成为激进发展研究领域中的偶像之一。现在，弗兰克又以他的一本新书《白银资本》(
Re－Orient)再度开拓了一个新的疆域。这次，他对自己的盟友和论敌(其中包括昔日六七十年代的弗兰克自己)提出挑战，要求他们超越狭隘的欧洲中心主义思路，从一种新的视角出发研究世界经济的变化和连续性。这本书致力于偶像破除。弗兰克在书中抨击了现代世界经济史研究的传统框架，不管它属西方或非西方，左派和右派。他批评的对象包括马克思、韦伯、波兰尼、帕森斯、汤因比、金德尔贝格(Charles Kindleberger)、布罗代尔、沃勒斯坦以至于“大多数其他的现代社会理论家＂(《白银资本》英文版，XVI页，以下引文皆出于同书)如左派的安德森(Perry Anderson)和巴伯(Benjamin Barber)，以及右派的罗斯托(W.W.Rostow)、亨廷顿和福山。
《白银资本》的论题可谓直截了当。那就是：我们研究宏观的世界历史变迁，如帝国的兴衰、工业革命、东方的衰落和西方的兴起乃至英国殖民主义、美国革命等等，必须采取一种真正的全球视野(globalist perspective)。正如弗兰克在书中反复指出的，整体大于部分之和，只有结合整体才能理解部分。不过，要采取这样一种全球主义视野又谈何容易，因为大多数的现代社会科学，包括历史学在内，都陷入了欧洲中心主义意识形态的泥潭，而这种意识形态又乔装打扮成一种普遍科学。弗兰克力图揭穿欧洲中心主义神话的虚妄。尽管他主要依据二手文献，但他列举了大量的有力证据，说明一四○○年至一八○○年间的亚洲，特别是明清时期的中国和莫卧儿帝国时期的印度，在互相关联的世界经济中占据了支配地位。弗兰克认为，欧洲在近代早期的全球生产和贸易中只扮演了一个边缘的角色。与生产水平更高的亚洲相比，欧洲在一八○○年以前一直处于经济上落后的状态。然而，从一八○○年起，全球经济开始收缩，加上欧洲此间获取了美洲的白银，欧洲经济开始超过亚洲。弗兰克强调指出，欧洲的最终兴起并非由于其内部发生了什么异乎寻常的变迁，如所谓工业革命、近代国家体制的出现、欧洲资本主义经济崛起等因素。归根到底欧洲的兴起缘于全球经济的周期性变化，外加上其意外发现美洲黄金和白银的好运气。美洲的黄金白银使得欧洲能有效地加入亚洲贸易，乘上亚洲的经济快车并在后来超过亚洲。
弗兰克应世界史专家罗斯·邓恩(Ross Dunn)教授之邀于今年三月底来到加州圣地亚哥州立大学参加世界历史学会的一个活动。我有机会与他交谈，并邀他到我所教“国际政治经济＂研究生课上讨论他的新作(在他未定行程之前，我已经选定他的书作为课本)。在我跟他商量这件事时，他立即对课程名称中的“国际(international)”一词提出疑问，因为他不无道理地认为这个词假定了“民族国家”的先行存在，把民族国家当作基本的分析单位。我告诉他课程名称不是我起的，这样，他才“勉强”答应到我的班上讲一次，回答有关他的书的各种问题。
与弗兰克的对话既令人兴奋，又让人充满迷惑。他善于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经常使提问者陷于被动，然后简明地概述他对千年世界历史的解释。他充满自信地抨击欧洲中心主义，但同时又谨慎地，甚至不很肯定地阐述他的所谓人文中心主义(humanocentric)的全球视野。当我们问及此书的目的是否就欧洲中心主义模式提出了另一种“替代性理论(alternative theory)”时，他似乎有点被冒犯的感觉。他说他无意于在书中提出什么“理论＂，他只是想利用已有的方法分析这个真实的世界，而取欧洲中心主义论的历史学家们描述的是一个虚构的世界。他在书中的另外一个地方也强调，他的研究还处在初步阶段(341页)。按他的说法，要真正做到以全球主义视野来认识世界历史，我们必须站在一只三脚凳上，既要分析生态/经济/技术，又要研究政治/军事权力，以及社会/文化/意识形态之维。他说他在书中仅仅做了半条腿的工作。尽管弗兰克十分谦逊地对待自己的研究，但在我看来，他的最大贡献主要在两个方面：第一，视欧洲为世界一隅，而非中心；第二，放大世界体系。在下文我就这两点做着重阐述。
欧洲为世界一隅：
阿明(Samir Amin)说过，欧洲中心主义不单是西方人对其他民族的偏见和所犯错误的总和，因为“果真如此的话，那它就不过是一切民族随时都会表现出来的种族中心论的一般形式之一”。在阿明和弗兰克看来，欧洲中心主义是一种具有历史特殊性的知识体系，植根于权力和物质利益的一系列特殊组态。欧洲中心主义思维赋予西方以一种神定的历史命运感。欧洲的优越性体现在其自古以来科学、技术、工业、理性和经济制度的持续发展。它视欧洲经验为普遍原则，从一个居高临下的单一的视点来构想世界。这个视点就是欧洲。于是，世界被分成“西方”和“其他(The West and the Rest)”。一整套知识体系便围绕着这一系列二项对立的等级结构形成。而欧洲永远居上。如：西方“民族”/非西方“部落”；西方“宗教”/非西方“迷信”；西方“资本主义”/非西方的“小商品生产”；西方“技术”/非西方“手艺”；西方的“进步”/非西方的“停滞”；如此等等。
弗兰克在书中大力揭穿围绕这些二项对立结构而形成的欧洲中心主义的神话。弗兰克发现，制造这种神话的罪魁祸首是十九世纪的欧洲历史学家，尤其是马克思和韦伯。弗兰克同意布罗代尔的看法：“欧洲人创造了历史学家(而不是历史本身)，然后很好地利用了他们。”(2页)在这方面，弗兰克类似当年的萨义德(Said)，志在批判西方社会关于“东方”或“亚洲”的历史构造。所不同的是弗兰克这次针对的主要是关于政治经济的历史话语，他要用客观“事实”来检验形形色色的传统观点，以此达到揭露其“虚妄”的目的。弗兰克坚持世界体系的物质性，所以他绝不是那种把“知识”或“话语”当作分析对象的解构主义者或后现代主义者。弗兰克一次在餐桌上挑战在座的各位，说任何人也想不出哪一个“观念＂改变了世界。事实上，他会对任何人提出同样的问题。萨义德视知识与权力为一体，弗兰克则不然。他想提出这样一个论点：只要我们仔细分析各种客观的“因素”，并采纳一种真正的全球视野，我们就能获得关于这个世界体系的“真正的＂的知识。
在弗兰克看来，真正的全球视野意味着把欧洲置于一个恰当的地位上，那就是把它看成是世界的一隅，而不是中心。欧洲充其量不过是整个全球政治经济体系的一部分。它的命运与该体系五百年一次的周期性变化紧密相联。他指出欧洲例外论是根本站不住脚的。无论是资本主义，或新教伦理，现代科层制，还是威斯特伐利亚国家体系都不足以解释欧洲在一八○○年以后的兴起和现代世界体系的形成。弗兰克在课上表示我们应当彻底抛弃一系列以欧洲为中心的概念，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封建主义”和“国际体系”等等。在弗兰克看来，一直与我们相伴的是全球主义，而非资本主义。因此，我们必须把从欧洲的兴起出发，而后论及世界体系的相应变化这样一种解释框架彻底颠倒过来。也就是说，是全球体系的变化引起欧洲制度的演变和它近代的兴起。而在近代早期，亚洲还是全球最富活力的中心。东方与西方的易位是近代才发生在世界体系内的重心转移。弗兰克喜欢用一个比喻来说明他的论点：处在世界一隅的欧洲“并不是靠自己的经济靴襻把自己拽起来的”。实际上，它是“顺着亚洲的后背爬上去的，然后站到亚洲的肩膀上——而这是暂时的”。(4—5页)
弗兰克指出，超越欧洲中心主义并不意味着要回归亚洲中心主义，如中国中心或印度中心主义或其他任何形式的种族中心主义，如非洲中心主义等等。在弗兰克看来，其他形式的种族中心主义的害处只不过比欧洲中心主义稍小一点而已，因为它们不像欧洲中心主义那样被不由分说地强加给世界各民族。但是，它们也是不充分或不正确的。在这点上它们和欧洲中心主义对历史和全球变迁的理解并无二致。弗兰克的全球主义要求我们采取一种“能够涵括整个世界及其各个部分的宏观视野＂(338页)。这个宏观视野依然假设一个外在的阿基米德点的存在。在这点上，弗兰克在解释人类历史变化时有别于后现代主义者。但对弗兰克而言，这个阿基米德点不是处于世界一隅的欧洲、亚洲或非洲，而在这些地区之外的各个连接点上，用弗兰克的话来说，在“横向整合＂的各个节点上。
放大世界体系：
对弗兰克来说，抛弃欧洲中心主义的褊狭观念，采取一种全球视野，这意味着我们必须重新调整“世界体系”的大小，使之成为一个真正无所不包的全球体系。他试图放大“世界体系”。这使得他猛烈抨击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分析，指责它是欧洲中心主义的。世界体系论者通常认为，一个具有时空特殊性的近代世界体系仅仅存在了五百年。而弗兰克在其另一著作《世界体系：五百年还是五千年》(The World System：Five Hundred or Five Thousand Years)中直截了当地指出，这个体系实际上已经存在了五千年。他在《白银资本》中又重申了这个观点。在弗兰克看来，资本积累、贸易和增长早在近代以前就已经开始，并且出现在西方以外的地区。但是，如果我们以为弗兰克只不过是试图把沃勒斯坦的分析推到更早的时期，或将其投射到一个涵括整个世界的更大的地域范围，那就大错特错了。这种“外推”不只是时空的伸展，而让弗兰克踏上了一条新的思路。这个思路使得他对常规世界体系理论中的诸多欧洲中心论的假定提出质疑。正如弗兰克强调指出的，“世界体系并非诞生于一五○○年，并非出现在欧洲，也并非具有独特的资本主义性质”。弗兰克的“世界体系”不只出现在近代之前或欧洲之外，它的出现还制约着其内在组成经济体的兴衰。对弗兰克来说，因果之箭是由系统射向部分，而不是从部分射向系统。
尽管弗兰克是唯物主义者，但他也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欧洲中心论的偏见和其历史“阶段论”提出了尖锐批评。他拒斥这样一个观点：即认为历史是从一种生产方式过渡和转移到另一种生产方式。在这一点上，他与沃勒斯坦一派的世界体系论者完全一致。弗兰克相信历史循环论，这种循环产生于“世界市场的竞争压力和紧迫要求”(331页)。与此同时，他也拒斥这样一个观点：即认为一四九二年的质变导致以欧洲资本主义为中轴的近代世界体系的形成。在这后一点上，他又不同于传统世界体系论者。相反，弗兰克认为，贸易和贸易基础上的资本积累从来都是全球经济的组成部分。由于供需压力而产生的竞争构成了政治—经济变迁的微观基础。弗兰克在这里提出了两个观点：第一，他十分重视贸易，把它(而非生产方式)当成是资本主义的基础；第二，他提出市场理性追溯到近代早期甚或更早的时期。某些正统马克思主义者肯定会指责他是个新斯密主义者。对这样的指控，弗兰克会表示遗憾但不以为然。因为对他来说，这类指责只会在欧洲中心论这样一种意识形态语境下才可以理解，在现实世界中则毫无意义。他在课上提到，在贸易和生产(production)孰轻孰重的问题上，他与布伦纳(Brenner)的共同点比通常认为的要多得多。事实上，他在许多年前曾向布伦纳提议合写一篇论新斯密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其惟一目的就是把他们的批评者弄得摸不着头脑！
我们很难对弗兰克用通常的意识形态范畴或学科范畴来进行归类。尽管他是一位历史学家，但他却并不怎么尊重这个学科，而是在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和史学之间往复周旋。他甚至蔑视史学家奉若圣牛的档案研究。如果你以为他是个准马克思主义者、新马克思主义者或马克思主义修正者，他会告诉你，马克思主义者，包括马克思本人在内，都把世界历史完全搞错了。他是一位世界体系论者吗？也不完全是。他的一些最尖刻的批判正是指向布罗代尔和沃勒斯坦的。他甚至把批判的矛头对准过去那个曾写下许多论依附和欠发达理论文章的早期弗兰克，而这些文章今天已广为人知。他是如萨义德一辙的后殖民学者吗？他也许会告诉萨义德他所抨击的东方主义话语其实并不那么重要。对那些不够含蓄的后现代主义者，他很可能会重复克林顿的名言：“这是一个经济问题，真蠢。”把他归于任何现成的意识形态范畴——左的和右的——都无异于削足适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干脆把他当作弗兰克来接受。这位弗兰克永远都在外推思想和意识形态的设限，注入新的思想，为下一代学者提供新的范式。
若干问题：
最后，我想对《白银资本》提出一些问题和批评，以此结束这番评论。弗兰克在书中已经预料到下面的所有问题，但在书中没有提供令人满意的答案。结果，一方面他对各种因袭观点进行了精彩的批判，另一方面，除了呼吁从全球的、人文中心主义的视角来认识世界历史而外，他并没有提出一个轮廓清晰的解释历史变迁的模式。也许他根本无意于提出一个替代性理论或模式(正如他本人在课上所暗示的)，但是，他在书中确实呼吁建立一个“别样的、更现实的”和“更具有整体论视野的全球性社会理论”，从而克服欧洲中心主义(322页)。
第一个问题是：弗兰克的分析究竟是一种结构分析(structural analysis)，还是并发分析(conjunctural analysis)？这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问题，但是，我们应当弄清楚弗兰克框架中的因果模式。在结构分析中，推动一切事物的因果力量内嵌于结构——在这里即世界经济——之中。其余的事件和过程都是从该结构中衍生出来的。弗兰克强烈地暗示他的分析是一种结构分析。另一方面，并发分析重视存在于结构中的各种许可条件和限制条件，但把事物的变化归因于多种因素的同时出现，而这些因素未必全都导源于结构。在并发分析中，因果断定不是非常肯定。弗兰克在分析西方的“暂时”兴起时曾提及众多这类因素，例如人口变化以及价格、工资和股本之类的微观经济变量。弗兰克在课上指出，结构分析和并发分析并不相互排斥(对此笔者举双手赞成)，因为结构之不稳定缘于各种并发因素。既是如此，那我们应当如何确定并发因素和系统变化之间的因果关系呢？哪些并发因素会导致结构变化呢？弗兰克没有对这个问题给出明晰的答案。
我的第二个问题涉及“制度”(institutions)——例如“国家”和“市场”之类的制度——的作用。在弗兰克的全球视野中，这些制度因素究竟处在什么位置上呢？一方面，弗兰克似乎不承认制度在社会、政治变迁中能够自发地起作用。正如他在书中断定的，制度只不过是一些衍生物而已。它们能够促成变化，却不能决定变化。而另一方面，弗兰克试图证明，欧洲人依靠重商主义国家实力而获取的美洲金钱在西方兴起的过程中发挥了偶然但是关键的作用。现代国家体系碰巧首先在西欧得到了巩固，难道它在西方兴起的过程中没有发挥作用吗？国家的重要性何在呢？我们可以参照另外一个强大制度——即学术制度——来说明同样的问题。弗兰克正确地指出，历史学作为一个学科在很大程度上造就和传播了欧洲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就拿弗兰克的这本书来说，其本身就可以解读为一种干预，意在改变传统的历史观，塑造一种新的学术文化。如果弗兰克认为学术制度无关紧要，为何要写这样一本书来图谋改变它呢？换一个角度说，如果制度确实很重要，那它在弗兰克的全球主义框架中又处在什么一个位置呢？
最后一个问题与第一个问题不无关系：如果全球结构具有如此这般的制约力量，变化的可能性又在何处呢？偶然的机遇(如欧洲人碰巧发现了美洲的白银)是惟一道路吗？人的主观能动性在世界历史的变化中起什么样的作用呢？马克思说，人创造了自己的历史，但创造历史的条件却不由人来选择。我们都承认，结构条件具有制约性，因此必须重视它，但我们也同样相信，人“创造”自己的历史。弗兰克本人在预防女权主义批评时也提到人的能动性问题，他说他的理论并不讨论妇女本身，也不讨论男人。他写道，“这种结构分析似乎根本不讨论任何人”(40页)。平心而论，弗兰克可能无意于用结构分析来否定世界历史变化中人的能动性。他确实没有宣称他对全球体系的“客观”研究排斥关于个体、社区、文化过程、政治过程或其他“主观”过程的研究。但是，一个结构主义者如何把这些“主观”过程纳入自己的框架中，同时又不损害关于结构的效力的断言呢？
总而言之，弗兰克的这本书提出的问题比回答的问题要多。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这本书能够激发我们的思想。它促使我们革新方法，置我们的分析于一个全球的背景，超越以欧洲经验为中心的常规社会科学范畴和意识形态范畴。世界是一个整体，我们必须远离其组成部分(欧洲抑或亚洲)，从全球的视野出发重新调整我们的思路。
(《白银资本》，弗兰克著，刘北城译，中央编译出版社二○○○年版，35.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