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文求堂与《羽陵馀》

　　爱读中国古书的人，莫不知道近代北京琉璃厂的通学斋旧书店里出了一个自学成才的版本目录学家孙殿起，还于一九三六年刻印了所撰古书知见录《贩书偶记》，成为书目学名著。无独有偶，日本东京也有一位以经营中国古书而闻名天下的文求堂书店老板田中沃太郎，也于一九三七年自行出版了一本《羽陵馀蟫》。
　　关于这位田中先生，如今国内读者也许知道的不多，值得做一点介绍。田中生于一八八○年，比鲁迅大一岁；逝世于一九五一年。郭沫若曾说过这样的话：在二、三十年代，凡日本人中研究中国学问的，没有不知道这位田中先生的；恰如在当时的上海，凡研究日本学问的中国人，没有不知道内山完造的一样。内山书店专卖日本书，中国读者熟知鲁迅翁与内山先生的友谊佳话；而郭老与田中先生之间的深厚交情，恐怕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虽然现在知道的人也许不太多。我们只要讲一件事：郭老流亡日本期间撰写的《金文丛考》，《金文馀释之》，《卜辞通纂》，《古代铭刻汇考四种》及其《续编》，《两周金文辞大系》及其《图录》，《考释》，《殷契粹编》等煌煌巨著，都是由文求堂出资影印出版的。即凭这一条，我们中国读者就得好好感谢这位田中先生了。而且，田中与鲁迅也是故人，曾在日本出版过《鲁迅创作选集》，后来还曾派女婿到上海来请鲁迅去日本暂避中国当局的压迫。田中先生真是一位可以与内山先生相互辉映的中日友好的先驱者。
　　田中先生主持的文求堂，是近代日本首家汉籍专业书店。其后，虽有青木嵩山堂等书店也经营汉籍，但规模与品位均不能与之相比。即使在现在东京神保町书街有规模不小的内山书店、东方书店等，但它们卖的都是中国新书，也不象文求堂当年那样全是线装古书。田中先生曾多次亲赴中国学习和收购古书，与琉璃厂等地的书商、藏书家建立了良好的业务关系。虽然经他之手买去了不少中国珍贵的古书，曾引起一些中国学者的忧虑和不满；但是，他是通过正当的方法购买去的(当时中国政府没有禁止珍贵图书出口的禁令)，这与伯希和、斯坦因那样的骗盗中国文物古书者显然不可同日而语。记得鲁迅曾这样说内山：他卖书，也赚钱；但他绝不卖血。田中先生也是这样。令人感动的是，在三十年代以后，日本统治当局加紧侵略中国，田中先生则同情中国人民，那以后，他便不再来华收书。这大概是他作为一个日本人觉得愧对中国人，他不愿意乘人之危来收书。然而，即使在战争期间书源锐减的情况下，他也仍将书店开下去，同时还将经营重点转移到出版有关中国学问的书上去。战后，正当他为世界局势的巨变而想重新大干一番事业时，不幸被癌症夺去了生命。不久，他精心培养的接班人、长子乾郎也因病逝世，小儿子壮吉因年纪太轻，缺乏父亲经营第一流汉籍书店的知识，于是文求堂便只得忍痛关闭了。
　　田中先生生前长期结合书店业务钻研学习，从而在中国古籍的知识方面达到极深的造诣，闻名于中日等国学术界。例如，荷兰著名汉学家高罗佩博士便认为，田中先生虽然是个书店老板，但其学识绝对够得上大学教授的资格。田中对中国古籍的鉴定能力，是日本汉学界无人可比的。因此，日本第一流的汉学家，以及中国访日著名学者(如郭沫若、郁达夫等等)，都络绎不绝地进出于文求堂，竟使不少日本人称之为“文求大学”。著名的“东洋文库”的主持人石田干之助教授在一篇文章中便记录了当时一些学者中流传的话：“到东京的话，一是去东洋文库拜读，二是到文求大学听讲，二者都是绝对不可少的。”还有一种说法是：“如果上京，不去东京大学，也得去文求大学。”作为一家旧书店，能获得这样高的评价，恐怕古今中外罕见。
　　田中先生所著《羽陵馀蟫》，当时只是文求堂少量印刷后赠送有关学者、同行的非卖品；而且于一九三七年七月八日(芦沟桥事变第二天)付印，十二日发行，在当时两国交战的年头，此书之遭到冷落是不难想象的。现在又过了半个多世纪，它在本国也很难找到，更不用说在中国了。多年来，我一直想看看这本书名古奥的书，最近在友人张洁君的热情帮助下，借得田中先生哲嗣壮吉先生的珍藏予以复制，才详细了解了它的内容。
　　曾听人说，《羽陵馀蟫》四字是郭老所取，并亲题书名。今从影印字迹看，恐未必是郭老手书，但我相信这个古色古香的书名可能是郭老取的。唐代类书《艺文类聚》卷五十五所录隋·江总《皇太子太学讲碑》中云：“紫台秘典，绿帖奇文，羽陵蠹迹，嵩山落简”。“羽陵”乃古地名，后则借用为石室金匮、宛委二酉这样的藏书之地了。“蟫”即“蠹鱼”，也就是俗称的“蛀书虫”。田中先生以这样的书名，来表示自谦自嘲及对博大精深的中国古籍的感慨。此书印成后不久，郭老就秘密潜回祖国参加抗战，因此恐怕他未必看过。但是，它曾先在刊物上连载，郭老对此极为重视，今存一九三七年二月三日郭老致田中信中即提到过。
　　《羽陵馀蟫》不仅书名比《贩书偶记》要古雅得多，而且文笔也要生动得多，不像后者仅是纯粹的目录。它带有解题和读书笔记的性质。因为，那原是田中为当时《日本古书通信》月刊自一月至六月号所写的连载文章，目的似乎是现身说法，传授经验，以提高当时日本古书店同行的业务水平。田中是按我国传统的四部分类法，即经、史、子、集的顺序来写的。他在序中说，在这年元旦，他忽起意撰写这样一本“漫语”性质的书。虽然有关汉籍传来的卷次等，他已记不甚清，但凭着留在心里的印象，参考有关目录书，慢慢写出来，随写随刊。正当他觉得这样写下去似乎太长了，也许不适宜于刊物，这时恰好写完甲、乙(经、史)二部，于是便先将这两部分略加修订，出版单行本。可见，他本来应该再写丙、丁二部的，可惜后来没写下去。这也是因为战争的缘故吧。
　　书中所记甲部共八十九种，乙部共八十五种，数目自然要比孙殿起《贩书偶记》少得多。但在日本，已属难得。浅学如我，对书中提到的经、史类古书的版本等等，所知甚少，老实说也没有太大兴趣；但是，仍觉得有不少吸引我的内容。一是书中记述了不少在我国本土可能已佚而在日本却保存着的珍贵古籍，还记述了彼邦的一些汉籍古抄本等等，使我颇生感慨，并想这些对我国的古籍整理工作者必有参考价值。二是书中有时回忆起自己在清末民初逗留北京时收购古书的往事逸闻，颇为生动，具有文化史料价值，亦可作为谈助。三是从书中还可知田中先生绝非真的是一个“馀蟫”般的冬烘先生，他很注意吸收中国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新观点，如书中便引用了钱玄同、章太炎以及林语堂等人的有关论述。
　　最使我感到有趣的是书中谈到日本足利学校所藏宋版《礼记正义》的一节。田中不仅知道“上海潘氏也藏有一本”(按，指号称“今世百宋一廛”的潘宗周。潘氏即因宝藏有此海内孤本而名其室为“宝礼堂”。此书于解放初由其子潘世兹先生通过郑振铎先生捐献给国家，为书林一大佳话)；而且，因为涉及清末经学大师戴东原，忽引起田中先生谈到了郁达夫的历史小说《采石矶》。原文拙译如下：
　　郁达夫的短篇小说《采石矶》，是一篇颇为奇特的作品。叙黄仲则、洪稚存两人当安徽提督学政朱竹君的幕客，受到知遇；而其时名气甚响的考据大家戴东原，手持纪晓岚等要人的推荐信，从京师来到江南太平府学政衙门访朱竹君，更得竹君厚待；这且无妨，而戴氏又随随便便地说了一句黄仲则诗“华而不实”，终于使仲则大大地闹了一通脾气，满腹牢骚发为一首名诗，此诗后风诵于大江南北。这篇小说也有日译，在因整天考证考记而弄得头昏脑胀之际，读一读它倒是很有趣的。但这篇小说这样写戴氏是别有寓意的，好像是以戴东原影射胡适博士，而以黄仲则隐喻郁氏自己。
　　田中与达夫也是熟友。上面他对达夫小说的这一看法是对的，郭老在《创造十年》中便这样说过。看来，田中这位“救堂主人”(这是郭老对他的戏称，“救”即“文求”的合写；犹如鲁迅称内山为“邬其山仁兄”，“邬其”乃“内”字之日语读法)不仅对中国古籍很有研究，即使对中国新文学也是有所了解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