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宽容”与市场

　　读房龙的《宽容》一书，翻了一半，越读越气闷。这倒不是因为文笔。房龙的文笔，轻灵机智，风趣幽默，通俗而又颇有灼见，我是很喜爱的。只是看到西方从古代到中世纪，漫长的黑暗时期，仿佛永无晨曦，实在令人颓丧。
　　宗教法庭制定出一整套惩罚条例，消除所有的异端思想。异教徒不消说只有搞地下活动。科学家呢，穿奇装异服，屋顶上挂着鳄鱼，炉子里烧些气味难闻的草药，以便得到一种声誉，说他们是神经病患者，可以胡说八道，不必对自己的思想负很大的责任。马可·波罗是为了打发枯燥的铁窗时光，才向同牢的一位作家讲述自己的经历的。薄迦丘则只好采取迂回战术。教皇的龌龊统治和腐败受贿，引起宗教改革的热情，加尔文崛起。从前，他的信徒要被罗马判处用微火活活烤死，现在，他们获得了权力，也开始迫害异端了，塞维图斯和塞巴斯蒂安又被加尔文烧死。“宗教改革给世界带来了两个监狱而不是一个，制造了一本一贯正确的书，用来取代某一个一贯正确的人。”(P.240)
　　具有自由精神的人文主义思想诞生了，但宽容的外部环境久久没有出现。
　　曙光终于来临。没有想到，是国际贸易使得外部条件好转。
　　房龙说，生意益于宽容。
　　举个现代的例子，俄亥俄可以支持三K党，纽约却不行。纽约如果驱逐所有犹太人、天主教徒和外籍人，华尔街就会乱做一团，劳工运动冲天而起，一切化为废墟，不可收拾。
　　中世纪后半期正是如此。莫斯科可以大骂新教徒，但在国际商业中心的诺夫格罗德却需要小心从事，以免市场萧条。同样，意大利内地农业城邦国可以唱高调，但威尼斯、热那亚却不敢对异教徒施暴，否则，异教国家商人抽走资金，将使城市陷于破产。商业国家和城市的掌管人，通常都很尊崇既定事实，也知道自己的利益所在。只要是以经济繁荣为中心，就在思想上搞宽容。阿姆斯特丹是新教一元化领地，每到星期天，牧师在教堂高声叱责“淫荡的人”的罪孽。旁边小巷里，可怕的天主教徒在陋室里默默地做弥撒，外面还有新教的警长守卫，害怕狂热者闯入犯禁的会议，把有用的法国和意大利客人吓跑。
　　不要以为这些便宜行事的人，已经放弃了自己的信仰。他们仍然是忠诚的天主教徒或新教徒。不过他们知道，经商的异教徒，比罗马或日内瓦的空头许诺更有价值。他们想繁荣。
　　也有不少国家，如西班牙、教皇统治区等，无情地把信仰的敌人驱逐出去。结果，它们不是化为乌有，就是缩小到第七等国家。
　　市场要求宽容。宽容促进科技进步。科技作为生产力又开拓着市场。欧洲终于冲出中世纪漫长黑暗。
　　《宽容》后半部书，就不那么气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