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影响所及，即在《牛津英语辞典》中，可以找到“奥威尔式人”的一词，所举的例中则有美国作家玛丽·麦考赛和诺曼·梅勒的作品和若干出版物中奥威尔式人的言论和行动；另一种意义则指语言的败坏，意即为语言的倒置、消失等。将这二种含义连接在一起使用，则是奥威尔的一大成就。他从事写作的时期在三十与四十年代，正逢几个大独裁者当令之时，他撰写文章抨击这些独裁者和他们的主义。他认为全世界人民应当反对全能主义，而追求社会民主主义。但也可以说他的写作在于反对恶劣的语言，提倡平顺与真诚的文字。他那两部名闻遐迩的巨作《畜牧场》与《一九八四》，所写的就是这些全能主义者以文字与生活所造成的一切。他看到这些罪恶交织在一起：有害的政治恶化了语言，恶劣的语言赋予政治以有害的权力。如果我们要反对恶劣的政府，我们就得开始说平淡的语言，而不是装腔作势。
　　但是奥威尔所有的真理并不都是社会主义的真理；他首先是个人道主义者，然后才是个政治理想家，而且他在用政治术语表白之前，早已发展了一种受不公平待遇的感觉。也许他生来就是受不公平待遇的。他的父亲阿瑟·布莱尔在孟加拉当一名英国小官吏，经营鸦片买卖，生意兴隆。埃里克·布莱尔于一九○三年生于孟加拉，幼年忍受了一连串虐待——在自己家里，回到英国进入的英国小学，伊顿公学，以及后来他在缅甸成为印度皇家警察的一员。他由厌恶权力的行动从而反叛了自己的阶级，以及所有的权力使用人，进而同情被压迫与无权势的世界。
　　在现实里，他的思想引导他离开印度警察界，回到欧洲贫穷阶级的怀抱，以后又由于信仰共产主义而参加了西班牙政府军，反对法西斯蒂法朗哥的叛军，受了重伤，也对共产主义丧失了信心。他写了《在巴黎与伦敦之间来往》、《到维根码头之路》、《向加泰罗马尼亚致敬》诸书。这些书事实上不是他的自传，奥威尔写这些书完全适合于他进行论战和他的文学目的。也许就因为他不在写自传，所以他用了一个笔名；乔治一名为英国普通人名所常用，而奥威尔这一姓氏则是英国一条河流的名称。他笔下的苦难也是他亲身感觉到的，因此他叙述的都是真情。早年的著作中，还有《在缅甸的日子》、《一个教士的女儿》等，作为长篇小说问世，写他贫穷与遭受不公平的待遇。
　　奥威尔自缅甸返回英伦后，变得憎恨大英帝国，自西班牙回国后，又变得憎恨共产主义；为此，他成了政治讽刺作家和一个社会民主主义者，虽然只是个十分奥威尔式的社会主义者。他在贫穷人中的生活经验，说服他信奉若干简单的真理：不公平待遇是极端的社会犯罪；弱者永远站在正义一边；失败值得尊敬，成功招来腐败；礼貌是最基本的道德准则；通情达理比制度更可依赖，因为通情达理常是普通老百姓的美德。不能把这些主张视为意识形态，因为奥威尔痛恨谈意识形态，至少这也可算是一种政治观点。
　　奥威尔之反意识形态社会主义在另一方面也是极为偏执的，使他进而反对国际工人运动的英国传统。他写战时英国的《狮子与独角兽》一书并以《社会主义与英国天才》作为副题，实质上这也可以成为他所有政治作品的副标题。他说过每一种政治学说都有一种地区色彩。他说了许多对英国人的直率批评，如英国人无审美眼光，不懂哲学，反对知识分子等；而是一个饮茶，爱狗，有阶级偏见，排外的伪君子。不过这些英国人又是正派，敏感和爱和平的，相信正义，爱好自由和客观真实及个人隐私权。要是你相信英国社会主义，便须服膺这些道德标准，无论是有错误或为美德。
　　奥威尔在书中创造的并不是种制度化的社会主义，人们不能根据他写的一切来治理英国，即使在一个小村子里也不能成为现实。但是他所追求的并不是制度，他贡献的只是两种先见：一种是这个社会对待穷人与无告者的作为，一种是可以允许普通老百姓在居留的社会里得到——一种工人阶级星期日在厨房里度过的简单与非政治化的生活。他期望人们相信这样的生活，对每个人说来，在未来是可能的；但是他也很现实地看到人类的残恶和贪婪在反对这个梦想。一直到他的死亡降临，他所预见的未来是惨淡无光的，一如他在《一九八四》书中所写的那样，一只铁蹄踩在人的脸上，永远如此。
　　自从奥威尔在一九五○年逝世以来，“一九八四年”已经成为历史了，世界可能还会有警察国家，但是工人阶级却不会像现在一样。世界性的全能主义是奥威尔害怕和警告世人的，至少在短期以内，是不会重见的了。这个世界和人类事实上是在不断进步，必然能将历史写成辉煌的另一页，不然我们将永远不可能成为乐观主义者。自然也不能避免在世界的某一角落里，一小块地方可以发生他在《一九八四》书中所写的阴暗故事。但总的说来，普通老百姓已经不如过去那样被人驱使，容易被人奴役，他们必将创造一个新的世界。
　　奥威尔热中于政治的预见，另一方面，也热中于优美的写作。他是个文字平顺生动的文体家，但还有另一种品质，即运用当前语言的恣睢豪放。他相信人类从任意使用强烈与生动的语言中得到好处，不免对当前那种美国学院式的对话，称之为是政治上的胆小鬼，无论左翼或右翼的人都不能逃离这一范畴。他鄙弃英国的知识分子。也许读者会对他的意见不以为然，可是每一个人能禁止另一个人发他一己的感情。奥威尔明白他的话将引起众怒，但也清楚知道这种触犯是必需的，否则人们就不可能公开他的意见了；自由的社会应当重视和保护这种私人意见；不触动任何人的观念，是不值得一提的。
　　无疑，奥威尔是位现代作家，而且是个影响深广的作家。他并未完成艺术上称得起伟大的作品，也没有对任何文学上的形式有影响，而且在现代文学史上也不能占有一席地位。他的写作比他独特意见的成就更为伟大，他以思索巨大问题而左右世界的思想和感情。他以发怒的坚持来申述自己的意见，而且用他独特的声调。
　　英国小说家、评论家V.S.普里契特称奥威尔是个“圣人”那样的人，但这个称呼违背了奥威尔的意愿；因为他曾经说过“人类必须避免‘圣人’一类的称呼”，这个意见是他在论甘地一篇文章中提出的；他的信念是人类的本质决不谋求完善，人有时为了忠诚愿意去犯罪，人亦不愿事事查明究竟而使得交往困难，人甘愿最终为生活所击败与粉碎，这种生活是人类相互间不可避免要付出的代价。这就是奥威尔所说人类的本质。因此传记作者米歇尔·薛尔登笔下的奥威尔，既非圣贤，亦非空想家，他的作品不完善，他的思想矛盾使他成为一个普通人而非楷模人物。
　　Michael　SHELDEN，ORWELL.New　York，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PP.4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