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都晓得，司马迁是史家。
什么样的“史家”？读陈桐生著《史记与诗经》，不由得不想这个问题。
仅看书名，还以为陈著要讲司马迁如何从《诗经》中“实录”史料。如今的古典学问，大多不过像钱穆史学，“实录”、爬梳史料。陈著虽有“实录”，却重在辨析司马迁如何赓续孔子存“王道哲学”的命脉。
从史学史角度看，司马迁与孔子的关系是明摆着的：孔子作《春秋》乃赓续《诗》、《书》，“《诗》亡然后《春秋》作”(《孟子·离娄·下》)；“《书》亡而入于《春秋》，皆天时人事，不知其然而然也。……司马迁绍法《春秋》，而删润典谟，以入纪传”(章学诚，《文史通义·书教·上》)。问题是，倘若孔子“作”《春秋》是有王心的人的“作”法，司马迁“绍法”孔子不也成了有王心的人？
古代的史家是有王心的人？
治中国古代哲学的，少有不引征司马迁，但很少有人专讲什么“司马迁哲学”──这提法听起来就别扭。不过，翻开如今中国哲学史、思想史的种种标准或准教科书，又无不见到说司马迁的思想或哲学。
怎样一个思想或哲学法？
据说，司马迁虽师从董子公羊学，“却能保持清醒头脑，不受偏见左右，而是从史实出发，实事求是”(张岂之主编，《中国思想史》[国家教委审定教材]，128页)。于是，司马迁的伟大思想就是“实录”精神。但孟子明明说孔子“作”《春秋》只是表面上(“事”、“文”)与“晋之《乘》，楚之《梼杌》”一样，“义则丘窃取之”。如果不从史“窃取”“义”，司马迁何以堪称“绍法”孔子？
权威的《中国思想通史》说司马迁“实录”精神要精致得多，于是给他安排了这样一个了不起的思想史位置：司马迁正值“中国封建制社会法典化的划期时代”，那个时候，“中国的奥古斯丁”董仲舒综合“庸俗哲学”(按指公羊学)和宗教(按指五行灾异说)建立了“合法思想”，中国思想史从此进入了中世纪，司马迁却能朴素“唯物主义”地站在中世纪之外，“据理恃智”，坚持“百家的异论殊方的传统”(侯外卢等著，《中国思想史》，卷二)。但司马迁自己不是说，“理不可据，智不可恃。无造福先，无触祸始。委之自然，终归一矣”(《全汉文：悲士不遇赋》)？据说，这话是在“积威约之势”下不得不说的“隐约”之言，实际上司马迁“激于义理”，敢反“合法思想”。
什么样的“义理”？司马迁信人不信天，“从人类经济生活方面寻求”社会历史发展的原因(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发展史》[秦汉卷]，311页)；甚至肯定“利欲”、批判“仁义”(祝瑞开，《两汉思想史》，142页以下)。就这样，司马迁成了“进步”思想家。
种种奠立当今大学中国思想史教育的“主流”论述对司马迁史学的礼赞，如今可能已经让人忍俊不禁。不过，尽管不再时兴“唯物主义”、“思想进步”之类的说辞，国朝学界的中学研究并没有走出“五四新文化”教条；“唯物主义”不过变成了“民主主义”、“自由主义”甚至“后殖民主义”，“唯物史观”不过被文化人类学、历史社会学或者文化研究的种种“观”代替了。人们热衷追究中国古典思想中种种现代“主义”的蛛丝马迹，再不然就把思想史还原为社会史，寻找某种思想、某种学问在历史社会中的所谓具体“位置”——学着艾尔曼找寻清代公羊学复兴的“家族”基础。
陈著《史记与诗经》说司马迁思想笔法不同，怎能不让人欣喜？全书二百六十页，凡九章。第一章辩司马迁习哪家《诗》说的旧案，三至七章辩具体的《诗》说(“四始”说、“风雅正变”说、“《商颂》为宋诗”说、“圣人无父感天而生”说)与《史记》的关系，末两章分别讨论《诗经》与司马迁“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原则的关系和司马迁本人对《诗经》的论说。
第二章讲司马迁与孔子的关系，篇幅最长(六十余页)，显然乃全书重点。作者首先花了大量篇幅讨论：有没有孔子“删《诗》”这回事情？倘若有，如何个“删”法？
孔子是否“删《诗》”，乃经学史上一大案。皮锡瑞《经学通论》说《诗经》，最后一条即辩论《史记：孔子世家》的孔子“删《诗》”说(“论孔子删诗是去其重，三百五篇已难尽通，不必更求三百五篇之外”)。《史记与诗经》所探讨的问题，可以说承接的是皮锡瑞对这一经学史问题的总结。
这就把一个大问题推到国朝学界面前：中国古典学问的论题意识究竟当来自现代的种种“主义”或不断推陈出新的文化论说，抑或源于中学传统的学问问题本身？
孔子是否“删《诗》”，与孔子是否作《十翼》、《春秋》、《书序》等问题连在一起，涉及对孔子的历史形象的认证：孔子究竟是素王、还是整理旧故的学究老儒。否认孔子“删《诗》”、作《十翼》、《春秋》、《书序》，在古人和今人中(前有朱熹、刘克庄，后有钱穆、冯友兰)都不乏其人。孔子的“删”、“作”，是司马迁第一个总结提出的，“难道司马迁要与后代的学人开玩笑”(47页)？
问得好！
在中国学问史上，司马迁第一个给孔子“作”“传”。记载孔子言行的其实很多，比起不著文字的苏格拉底，有案可查多了。关于苏格拉底的材料，仅有阿里斯托芬、柏拉图、色诺芬的文学性(而非史实性)描述；小第欧根尼的作传，如今查明也是文学笔法──小第欧根尼算“第三代犬儒派的代表”，不可当实证史料用。对于找寻“历史的苏格拉底”，西方的业界人士早就说过，越找越沉入历史的冥暗。相反，记载孔子言论的“史料”，实在太多且芜杂(孙星衍等辑、郭沂校补，《孔子集语校补》，齐鲁书社版一九九八年)。于是，国朝史家甚至可以“编”成孔子行年，也就不足为怪了，虽然，这“历史的孔子”仍然不过是百年来国朝实证史学的造像而已。
再说，还原出“历史的孔子”，司马迁的《孔子世家》就可以废了？
即便还原出所谓“历史真实的孔子”，仍然与司马迁笔下的孔子不相干。《史记与诗经》承认，如果将《论语》中的孔子面目与司马迁笔下的孔子比较，可以发现，司马迁将孔子“述而不作”改成了“删”述。司马迁是否篡改了“史料”呢？在司马迁笔下，孔子确乎不再像个“失意知识分子”，而是“制—王之法以俟后圣”的立法者，以致被尊为“素王”(60页)。但《论语》中的孔子就真的“历史地”真实？不错，司马迁将孔子说成素王，是当时一派儒家(公羊家)之言，但当时说孔子的，哪个不属某家？初代儒家已经“儒分为八”或别为“孔门四科”，哪派的记叙是“真的孔子”？
追究所谓“历史的孔子”，依赖的仍然是古典文献(作品)。既然所有的古典文献(作品)都出于某家之说，今人又何以能据此重构出“历史真实的孔子”？
为了满足现代实证史学查清“历史的孔子”的“专业”需要，今人在阅读古典作品时，就不再会去留意古代的某家某派如何言述孔子，以及为什么某家某派要如此言述孔子。
陈著没有跟着实证史学的历史风向跑。
《史记与诗经》花了相当篇幅探究公羊家如何理解孔子，以便理解司马迁为什么要如此为孔子立传。孔子并非诸侯王，司马迁列孔子入只有诸侯王才佩享用的“世家”，并在十二诸侯世家中插入“孔子生”条，司马迁笔法的寓意很清楚：孔子为“素王”(82页)。
如何成为素王？不过用一只秃笔删述六经。《太史公自序》将《史记》的学术目的概括为“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乃继承孔子删述六经的事业，“将经学和诸子之学整合为一个体系，作为现实政治的指导”(87页)。作者虽然没有直说，结论难免是：《史记》是继孔子之后的又一次“删述”，司马迁“作”《史记》也是要当“素王”。《史记与诗经》将看《史记》的眼光带回到今文经学。
“史记与经学”不是新题目，但过去《史记》主要被用作今古文双方攻讦对方的材料。作者则要“从经学角度揭示《史记》的文化学术渊源”，把《史记》变成经学研究中的一题，不仅要突破经学派别论争的窠臼，还要“深切理解司马迁以文化道统为己任的伟大心灵”(陈桐生，《史记与今古文经学》，一九九五年，31—32页)。
司马迁出于、却不囿于公羊家，何况其思想并不亦步亦趋其先师董子。但这不等于说，司马迁不再是公羊家中人。毋宁说，司马迁是公羊家中最有心按“口传”继承孔子的人。倘若孔子生在司马迁时代，面对那么多“百家杂语”，大概也会立志“厥协”异传、“整齐”杂语。公羊家在司马迁那里，不是守一经之学(董仲舒、何休)，而是据公羊子“口传”的孔子笔法删述史籍。《史记》与《诗经》的关系问题，要害正在于此。司马迁的《孔子世家》分明是他悉心体会孔子使命的表达，有如史家色诺芬“编”的苏格拉底的种种对话。
《史记》并非一般所谓“史书”，而是素王书。
司马迁自谓作《史记》乃“绍法”《春秋》，既然孔子《春秋》“续诗”，《史记》渊源当回溯为《春秋》—《诗》。后世的某些大史家(如章学诚)不理会司马迁意图，偏说司马迁是要续定国史，以“《书》亡而入于《春秋》”的说法抛弃了孟子的“《诗》亡然后《春秋》作”的说法，构造出《史记》—《春秋》—《尚书》的三段论式史学史传说。如今，章氏的传说还发展成了这样的现代史学史理论：《尚书》的“以史为鉴”经孔子的“以史为法”到司马迁成了“以史立言”。如此史学史传说，无异于说司马迁放弃了“以史立法”的孔子笔法。
《春秋》续《诗》抑或续《书》，真的那么要紧？
素王搞古诗和古史，不搞哲学。按公羊家说，《春秋》乃孔子当素王书，所赓续者《诗》也。“总言孔子事，则云
定六经，制作六艺，其并称之文，则多以作、修加《春秋》，于《诗》、《书》、《礼》、《乐》，言删、正”(廖平，《知圣篇》)。这说的还只是孔子的笔法，问题仍然在于，孔子“删”《诗》与“作”《春秋》是什么关系？
《诗》而非《书》才是政教制度(礼制)的基础——“经学四教，以《诗》为宗”(廖平，《知圣篇》)。史书的出现，因应礼法秩序的顷覆，续《诗》而非续《书》，意味着“续”乃重新立法(“以春秋当新王”)。“《春秋》未作以前之诗，皆国史也；人知夫子之删《诗》，不知其定史。人知夫子之作《春秋》，不知其为续诗”(钱谦益，《有学集》卷十八，《胡致果诗序》)。孔子“作”《春秋》“续诗”，“续”的是礼教秩序，因而是素王行动。
既然孔子以春秋笔法续《诗》意在“立法”而非“立言”，司马迁“绍法”《春秋》，其意亦当在“立法”，而非“立言”。《史记》笔法意在“立法”抑或“立言”，事关认定司马迁属于哪“家”。
关于《史记》的八书，向来讼说纷纭。《史记与诗经》不否认，《尚书·尧典》提供了《史记》“八书”原型，但“八书”之说本为《尚书·尧典》与公羊家结合的产物，“关键在于汉家改制”(陈桐生，《中国史官文化与<史记>》，一九九三年，166—167页)。这表明，《史记》的八书乃赓续孔子的“以史立法”。孔子“作”《春秋》以后，出现了一系列《春秋》(按孟子说法)，“春秋”不再仅指史书，“含义已经由史书而过渡到指代那些专讲治国大道的政论著作”(《史记与诗经》，59页)。如果说，孔子“作”《春秋》重在创新，“删”《诗》就是述旧，创新和述旧形式不同，在继承王道传统这个大方向上，则殊途同归。《春秋》是制定一王之法，“删”《诗》则是为一王之法中的制礼作乐树立典范，从中正可见出孔子弘扬王道的一片良苦用心(90页)。孔子删述六艺，把习传的史书变成具有政教法权的经，现代实证史学将经学还原为史学，“经”要么成了上古史料、要么真的成了“断烂朝报”，删述六艺“当一王之法”的精神就失踪了。
司马迁为孔子立传，透露了他对孔子承“先哲王”的理解。司马迁删述史籍的笔法，当从孔子“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来理解。既然司马迁立志效法孔子，“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就是继孔子立—王之法的又一次立法之举，“以三统论和五德说的模式论载历史”(85页)。如果仅仅把《史记》当现代意义上的史书来读，无异于掩埋《史记》笔法所寓“立法”之心——国朝史学一方面费力挖掘地下竹简，一方面辛勤掩埋地上古书的“良苦用心”。
司马迁既然效法孔子式的“先哲王”(素王)，当堪称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的大家。
这就怪了——怎么没见当今思想史大家萧公权的《中国政治思想史》提到司马迁？大师的眼睛会不会被某种现代的“主义”史学搞迷糊了？就像其师萨拜因的眼睛看不见修昔底德在雅典民主时代“作”战争史，赓续荷马的特洛伊战争史诗，同样意在“立法”而非“立言”，因而是政治思想家？
二○○○年于深圳—沐猴而冠斋 二○○二年订于中山大学哲学系
(《史记与诗经》，陈桐生著，人民文学出版社二○○○年版，14.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