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对女人的占有

　　读完《读书》第三期《女性主义与民族主义》那组文章后，我想起人类早期的狩猎生活。
　　在那个未开化阶段，由于部落间存在的劫夺，妇女开始物化了：她们往往作为胜利者的战利品切于实用——主要是为了使本部落人丁茂盛而更加强大。因此，对别的部落中妇女的占有或占用，在那个环境中往往看作是能力的证明。游牧部落发展成差足自给的产业社会，占有女人之所以有价值，已经主要不再是由于可以把她们作为战斗胜利的证明，也不主要出于繁衍后代的需要，而是由于借此可以证明其所有人比同一社会中其他人处于优势的地位。随着定居下的生产事业的日益发展，占有女人像占有财富一样是博得声誉与尊重的基础。
　　就这样，女人慢慢异化成了表达男人的符号，从神圣的人的地位降格为男人建立自己荣誉的工具。社会将这种异化以贞洁、名誉从上从外强加给女人，内化后却成为她们的责任，是她们发挥主动性的领域，是她们确立自我的途径。
　　从发生学角度来揭示女人在历史上受到的不公是很有力的：这种不公是掠夺的结果。问题是我们对此往往不觉。我们常透过颠倒的望远镜来压缩并观看遥远的过去：我们自以为狩猎的时间短，而“文明”的时间长，但其实文明是人类史上最近的一段时期，我们以人的形式生存在地球上已达二百万年，除了最近的二三千年外，我们一直是狩猎部落的成员，我们生存的许多活力、动机、技巧以及感知、行为方式都来自那个时代。
　　这些真相暗藏于集体失忆、失语之中，而于悄然间控制着我们的行为。只有在印巴分治、南京大屠杀、印尼境内的种族冲突等非常态的事件中，我们才能感受到现代人身上那些从后期掠夺文化和准和平文化阶段遗留下来的性格特征。可以说每一个人都或多或少地存在这样的遗传。明乎此，在我们自称自己的时代和社会是多么地文明时，实在有必要提醒自己不应大嗓门把它扯叫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