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东京寻梦录

　　周邦彦作《汴都赋》，挥挥洒洒七千言，文词清丽，风骨飘逸，“声名一日震濯海内”，而得神宗、哲宗、徽宗“三朝之眷”。千年之后我读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仍然时不时会走火入魔，错把自己当作身在旧日大宋宣和年间的开封，城郭宫室，鼓乐仙嫔，“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绮飘香”，一派太平日久的帝都盛世景象。
　　孟元老著《东京梦华录》，吴自牧著《梦粱录》，前人缅怀那段往事往往总脱不了一个梦字，有同时代杰出的现实主义大艺术家张择端用《清明上河图》为证。它缓慢、晕黄、捉摸不定，犹如多喝了几杯后倚着太师椅微微打的一个盹，无轻无重，无始无终，“开封”一词，只是梦里那个老艄工撑船时在岸上留下的一道划痕，令人神往。
　　大中华文明造极于赵宋，而开封，正是这顶王冠上的一颗璀璨明珠。但您在开封旅游，却总感觉有一种“风光不再”的惆怅会时不时悄然飘过心头，那一段辉煌早已跟随着靖康之变那场天崩地裂埋葬在一一二七年那个冬天。如今，从包大人当年下陈州放粮时频频进出的“陈州门”走过，条条街道就像一册残破的发着霉味的书页次第翻开。孟元老描绘上元节开封人彻夜狂欢，“宝骑骎骎，香轮辘辘，五陵年少，满路行歌，万户千门，笙簧未撤”，读之感慨，但您却怎么也找不到这种感觉，“寸阴可惜”，难道老祖宗们真的把后世子孙的福贵都挥霍享受尽，惟留下虚名来点点滴滴地诉说旧日的辉煌？这一条街叫弓箭街，那一条街叫草市街，拐过来又到了油坊胡同。在这些街道上行走，你仿佛走进了《水浒》、《说岳》、杨七郎、苏东坡的世界，一不留神就会踢出一段锈迹斑斑的故事。
　　或者，你正在街上行走，猛然间抬头看见前面人家的墙头上钉有一块蓝底白字的铁牌牌，哦——你乍然想起了，你已经走到当年的杨七郎打擂处。
　　从赵匡胤欺负人家孤儿寡母发动“陈桥兵变”始，到夷狄交侵徽钦二帝被掳五国城止，北宋二百年间几乎年年有老百姓耳熟能详的故事，“寇准背靴”、“狸猫换太子”、“七侠五义”……脍炙人口，而开封，正是这一切故事的总舞台。
　　但这舞台已经像梦一样沉到了十多米深的地底。有消息说，从战国时代秦军决黄河水淹没魏国国都大梁始，到明末周王朱恭枵等数十万开封军民葬身鱼腹止，七座开封城像叠罗汉一样被黄河泥沙掩埋在现今开封城下：即战国时的魏都大梁，南北朝和隋唐时的汴州，五代时的开封府，北宋时的国都东京，金代后期的国都南京，还有元代的汴梁和明代朱元璋之子的封地周王府。那一年，中山路上正在紧张的施工，工人们忽然从七八米深的地下挖出来一座古代的石桥，按其方位，专家们考证此桥正是那声名赫赫的州桥。地当要冲，为大宋宣和年间东京最繁华热闹处，桥栏杆上，当还留有杨志剁牛二那二十文当三制钱时留下的刀痕。
　　连包龙图当年打坐的开封府，如今也化作了一池春水，碧波粼粼，一碧万顷。北京人不客气地把湖称为海，开封人却自卑地把这一湖水称为“包府坑”，想是当年李自成引黄河水灌开封时留下来的吧。“文革”时“四人帮”曾起劲的批“清官”，包大人也在劫难逃，但“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正如电影《平原游击队》里那位游击队员所说，人民群众手里握着两把豆，一只手里是红豆，一只手里是黑豆，谁为人民做一件好事，群众就会在他身后放一粒红豆，谁欺压百姓做一件坏事，群众就会在他身后放一粒黑豆，“不怕当下闹得欢，就怕将来拉清单”，人民迟迟早早总会做出公正的裁判。开封府虽没有了，但你看那远道慕名而来的凭吊客仍络绎不绝，现存的宋代《开封府题名记》碑上，古往今来的人们一直在历届知府名单中寻找着包拯的名字，指指点点，称颂不已，久而久之，竟在包拯名下留下一个又深又亮的指痕。
　　站在马道街的北口上西望，可以看到侯嬴当年把守的梁门，这是开封现存九座城门中惟一投了一点钱整修过的，虽然整修的手艺有点粗糙，但总算没有委曲了信陵君门下的这位义士，“季布重一诺，侯嬴无二言”，这侯嬴可说是当年中原人士重视信义的一个代表。有诺必践，有恩必报的古风，想不到两千年后竟受到了来自内内外外的质疑。我来开封，正赶上媒体正在热烈地讨论“河南现象”，广东人的嘁嘁喳喳不足道，北京话本来大气粗犷，居然也跟在别人屁股后让“谢绝河南人”的招贴贴满街巷。歧视的癌，像杂草一样在一些人心里疯长。但是中原人民和我，咀嚼着生己养己的这块土地的干瘪的奶头，内心潮起潮落布满希望的火焰和泪水。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河南人可能缺过钱，缺过粮，逃过荒，要过饭，但惟独不缺诚信，不必说侯嬴，就是蔡京专权时期初露头角的河南相州(安阳)岳飞，为了实践自己精忠报国的诺言，不爱钱，不惜死，不惧“风波狱”，何时何地还有谁的诚信能出其右？孟元老说宋时开封民俗“若见外方之人为都人凌欺，众必救护之——其正酒店户，见脚店三两次打酒，便敢借与三五百两银器。以致贫下人家，就店呼酒，亦用银器供送。有连夜饮者，次日取之……”“其阔略大量，天下无之也。”如此首都之风，试问一句，今日北京可敢一比高低？
　　再行百步，按孟元老所记，即到蔡京的旧宅，《梦华录》里所记府邸宅院不多，蔡太师宅却是屡屡提起，虽说不详，仍然使人感到蔡京当日威势的显赫。再看眼前小胡同弯弯曲曲，酒旗招摇，市声嘤嗡，旧时朱门粉壁，舞榭歌台的相府，如今已成一片密密匝匝、你挤我扛的民居，看不出一点侯门深似海的旧迹，不由三叹。
　　其实，我对权贵毫无兴趣，吸引我在汴京城里条条弯曲小巷奔波寻找的，是一代文豪苏东坡在竹竿巷那一爿旧居让人心仪。北宋一朝，文星璀璨，苏东坡外，东都内外文人墨客故居旧迹不可胜数，脚下每一掬泥土都浸透了鸿儒巨匠的灵气。我最醉心的，是经常能够和柳永相聚于酒楼茶肆，千金买醉，万斛买欢，话到投机处，“钿头云篦击节碎”亦可不足惜。
　　柳永是个大家，我仰慕他一手好词写得漂亮。据说，那个曾经率兵大举南侵的金主完颜亮，正是因为读了他的歌咏“钱塘自古繁华”的《望海潮》词，而欣然有慕于“‘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息夫人的美貌曾给息国带来亡国之祸，一首词美丽了竟然也能引来刀兵。
　　一零某某年，柳永来到开封，每日价和一帮文人骚客买醉于茶肆酒楼，唱和于梨园教坊，过了一段“论槛买花，盈车载酒，百衏千金邀妓”的快活生活。此时柳永笔下的汴京，既有华丽的帝居，熙盛的市声，祥瑞的气氛，又有悦耳的笙歌，缤纷夺目的焰火，总之富丽堂皇而又繁荣昌盛，柳永在此如鱼得水放浪形骸甚至写诗明志“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他把开封当做自己的第二故乡。却不料，本来挺喜欢他词的宋仁宗有心要拿他开涮，故意把他的名字从录取进士的“金榜”上刷下，说：“此人风前月下，好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且填词去。”柳永从此自称“奉圣旨填词”，以开封之大，他三进三出，却总容他不下，“杳杳神京路，断鸿声远”成了他心头任何药也救治不了的痛。
　　开封当日的繁华，在张择端于北宋覆亡前所作的《清明上河图》中可见一斑。街市之繁盛，人流之熙攘，敢与千年之后任何名都望市争锋。一世风华，如今竟成绝响。孟元老千年前“缅怀往事”已有“岂非华胥之梦觉哉”的感慨，我辈今日回首当年，竟连那一场梦是真是假都存疑了。
　　中华民族五千年，开封曾七为帝都，在这里曾上演了多少可自夸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故事，但我明显感觉到，以“靖康”之变为转折点，华夏文明明显是在走向滑落，宋代是创造了我国历史上又一个辉煌，但如同历史上前几次太平盛世一样，这辉煌也是建在沙子上的，辉煌之后，紧跟着就是天崩地裂一般的大毁灭。“安史之乱”曾让长安多少年喘不过气，开封更惨，灰头土脸的至今连提废都的勇气都没有了。
　　开封的兴废不仅仅是一个城市的沉沦，而且也是一个民族的悲哀，中华民族自此从自信、开放、富有挑战性，转向了收敛、保守、墨守成规，又辗转徘徊了八百年，一直要等到洋人的坚船利炮打上门来这局面才在如丧考妣的大悲痛中慢慢被打破。
　　一一二六年冬那个严寒阴暗的日子来临了，它是开封的终结，完颜阿骨打的子孙如蝗虫般涉过冰封的黄河扑向汴梁城，惊慌失措中“城门闭，言路开”，来勤王的兵马也实在不算少，但晚了，任何脱离了民众的政权都是纸老虎，哪怕你手中握有百万兵。据说，来进犯的番兵只有六万人，但十不抵一不如以一当十，二十万勤王的宋兵败在了六万金兵手下，一个民族前后表现的差异有时实在是叫人目瞪口呆，想同为这代人后来在岳飞麾下时表现的是何其勇，而时下在为宋徽宗父子卖命时又是何其不中用。汴京王气黯然收，做了俘虏的赵佶父子及后妃、公主等三千人被像牲畜一样驱赶到遥远的五国城，开封从此失去了似锦前程。
　　这即为“靖康耻”。
　　这是开封永远的痛。
　　上一个千年初，在开封皇家寂寞的深宅禁苑内，有一位正在筹划赵宋江山如何能够万世久安而办法是编纂一部《资治通鉴》以飨后人的老人，慢慢从故纸堆里抬起头，说：“欲知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而今日我们则只须看看开封城了。六百年后，英国人威廉·配第也出版了一本书，他写《爱尔兰的政治解剖》的目的据说也是为了替当时英国的统治阶级筹划如何增进英国的安宁和富庶，而他的办法正如他自己所说：弗兰西斯·培根曾从许多方面把人体和国家做了恰当的对比，认为解剖学是保持这两者强健的方法的最好的基础。他用很简陋的工具来解剖爱尔兰这个政治动物，遗憾的是，我们中华民族尽管号称文明古国，但在这两方面却都是侏儒，尽管老祖宗为我们留下有浩瀚的典籍，但在这两种“解剖学”方面却始终是一段空白。《梦华录》、《梦粱录》、《洛阳伽兰记》……我们的文化人最擅长的是津津有味地对过去的生活做回味和描述，甚至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也不过是旧日政治事件的堆集和罗列，而那正是配第讥讽的“要搞政治工作却不了解国家各个部分的匀称、组织和比例关系，那就和老太婆与经验主义者的办法一样荒唐了”。而司马光这样的大儒们几千年来不就是一直在犯经验主义吗？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人在行为方式上往往不缺经验而缺创新。
　　坐在从开封往回返的车上，我的思绪像打翻了的五味瓶。不是因亲友们告诉我的春节前老工人们怎样为争取五十元的生活费而走上街头，也不是因为我看到的那么多人一提到腐败就咬牙切齿的脸，实在是因为我血液里流淌着太多杞人的血质，总感觉我们并没有彻底跳出旧性格的泥淖，一百多年来西风劲吹，正像毛泽东所说，一切先进的中国人一直都在向西方学习。现如今，“公仆”们的八抬轿已换成了小汽车，乡村的孩子们也嚼上了布丁、冰激凌，但最大的变化应该说是官方思想已从传统的儒家思想一变而为马克思主义，哦——民族，我苦难的亲娘，这或许就是你最后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