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平心静气论胡适

　　胡适之先生是二十世纪中国的重要历史人物之一。他在勤奋的一生中，扮演了许多角色：五四启蒙运动的思想家、白话文运动的理论奠基者、中国现代化高等教育与高深研究的倡导者、二三十年代发表因《人权论集》而遭受国民党政府通缉的自由斗士(台湾《自由中国》时代的胡适，只能称作是自由民主的倡议者，谈不上‘斗士’二字)、史学家、考证学者、外交官、公众人物、文化明星等等。这些角色，有的是他自觉有意为之的；有的是环境迫使他不能不尽的责任；另外，有的则是半被动而心中却未尝不是乐意接受的。因为他扮演过多样的角色，客观的评论自然也可从多种角度进行。本文则只拟就他作为五四启蒙运动的思想家，做一检讨。这也是他一生自觉地、主动地，尽量要做好的一个角色。
　　胡适的启蒙思想可分为政治思想与文化思想两部分。在这两方面，他自“五四”以来到逝世之前，除了在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七年间以外，一直坚持自由主义的立场：中国政治、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前途，端赖自由、民主、法治与科学的精神和制度的建立与落实。在二十世纪快要结束的今天，我们回顾自“五四”以来八十年上下翻腾的历史，我们不得不敬佩适之先生的立场。
　　胡先生自由主义立场，之所以能够持久不变，主要是因为，他领会到了西方自由主义主流的政治思想与文化思想，在应付政治与文化问题上，确有智慧。他以“观其大略”的方式，多次说明这一思想的意义。例如，他在一九四七年写的《我们必需选择我们的方向》一文中说：“我深信思想信仰的自由与言论出版的自由是社会改革与文化进步的基本条件。……我深信这几百年中逐渐发展的民主政治制度是最有包含性，可以推行到社会的一切阶层，最可代表全民的利益。民主政治的意义，千言万语，只是政府统治须得人民的同意。……我深信这几百年(特别是这一百年)演变出来的民主政治，虽然还不能说是完美无缺陷，确曾养成一种爱自由，容忍异己的文明社会。”
　　然而，胡先生对他的立场的说明，基本上，是在常识层次上进行的。常识非常重要，常识是人类生活经验的累积。常识往往是有道理的，没有道理的话，往往不合乎常识。胡先生对于自由主义常识性的了解与说明，是有根据的，是有道理的——那是根据对于西方的民主制度与民主实践的效果的了解；同时，也是根据西方对于自由观念与价值的阐释的历史累积。胡先生的贡献，在于持续坚持他的自由主义立场。换句话说，他从常识的观点看清自由主义的目标，相当地落实以后，的确能够带来实质的效益，他便坚持下去。
　　不过，常识性的了解往往是不够的——它不够深切。尤其是当胡先生觉得，为了理论或落实的需要，应对他所坚持的理想提供系统性论式的时候，他对自由主义常识性了解的不足之处，便显得特别尴尬与混淆。由于历史的风云际会，胡先生在中国文化思想界很早就处于领导地位，他自己思想的尴尬与混淆，也自然影响到“五四”以来文化思想界一些层面的品质。胡先生在《四十自述》中说，他的文字“长处是明白清楚，短处是浅显”。事实上，确是如此。由于他在思想上没有深切探索、穷究不舍的兴趣或能力，他于平易而自信的文字中所表达的许多似是而非的见解，对许多读者而言，很易产生麻醉作用，信服以后，不再长进，以致使他们不能了解，表面上“明白清楚”的文字所表达出来的思想，不但不见得明白清楚，还可能非常的尴尬与混淆。在这里，我们必须厘清，文字与思想乃属两个层次。文字上的“明白清楚”并不必然蕴涵思想上的明白清楚。不过，从大众化或宣传的角度来看，胡先生文字影响之大，的确与他的文字“明白清楚”有关。
　　关于胡适思想中的尴尬与混淆，在这里我拟只举三个例子，略作说明。
　　一九三三至一九三四年间，中国知识界发生“民主与独裁”的论争。与胡先生一样在美国受研究院教育的蒋廷黻先生与钱端升先生，深感国难当头，国家需要强有力的领导，遂为文公开主张中国当时需要独裁政府。胡先生不同意这样的主张。他说：“我观察近几十年的世界政治，感觉到民主宪政只是一种幼稚的政治制度，最适宜于训练一个缺乏政治经验的民族。向来崇拜议会式的民主政治的人，说那是人类政治天才的最高发明，向来攻击议会政治的人，又说他是私有资本制度的附属品：这都是不合历史事实的评判。我们看惯了英国国会与地方议会里的人物，都不能不承认那种制度是很幼稚的，那种人才也大都是很平凡的。至于说议会政治是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那更是笑话。”后来胡先生又在《东方杂志》发表检讨《一年来关于民治与独裁的讨论》专文，特别强调“民主政治是幼稚园的政治”是他观察考虑的结论。
　　于日本全面侵华的前夕，胡先生为了强调在大敌当前、百废待举、教育落后、没有法治的中国，仍可实行民主政治，遂将民主政治的历史成因与实际运作所呈现的一部分现象混淆了。欧美民主的实际运作，不但有胡先生所说的幼稚现象，而且更有低俗、甚至卑劣的现象。然而，民主的实际运作产生这些现象的事实，却并不蕴涵“民主宪政只是一种幼稚的政治制度”。(“政治制度”与“在这样的制度中政治的实际运作呈现着一部分[幼稚、低俗、甚至卑劣的]现象”，当然应作严格的区分。我在这里之所以一再用“一部分现象”来限定地描述胡先生所指谓的民主运作实际情况，是因为民主的实际运作，有时也呈现着高贵的品质。)事实上，民主制度的建立与运作，需要许多复杂的条件的配合。就单以作为美国民主制度法治基础的美国宪法为例，那是欧洲启蒙运动中自由和民主思想与英国法治思想融会的结晶，其实际的通过又与制宪大会代表们的实际政治智慧有关。那是一部伟大的法典。无论就其内容或就其制定过程而言，都正是胡先生所说的“幼稚”的反面。胡先生为了强调民主即可在中国开始练习着实现，强把他所看到的欧美民主一部分现象当做中国实现民主的诱因。这样的思想尴尬与混淆，不但未能促使民主早日在中国实现，反而使得胡先生与在思想上受他麻醉的人，无法正视与思考一个真正有关的、严肃而艰难的问题，即：引进西方发展出来的民主制度与精神到与西方甚为不同的中国来的进程问题。至于资本主义与议会政治的关系的问题，也不是胡先生用“更是笑话”四个字可以取消或解答的。
　　胡先生的一生除了提倡民主以外，另一件不厌其烦的事业是：推展科学。这个目标，正如提倡民主一样，也是正确的。所谓推展科学，其基本意义是：建设现代国家，需要使用与发展现代知识。这是常识性的意见。但当他进一步提出“系统性”意见的时候，他的思想，因缺乏深刻的探索性，便也难免呈现了尴尬与混淆。胡先生认为科学的精髓是科学方法，科学方法的精义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
　　然而，科学方法是不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呢？科学的发展是不是要看工作人员在假设上是否大胆，然后，再小心地求证，便可奏效呢？事实上，胡先生谈“大胆假设”的时候，只偏重于提倡怀疑精神，以为怀疑精神是科学的精髓，故提“大胆”两字以示醒目。他却没有仔细研究科学假设的性质到底如何？因为科学的假设可能是对的，也可能是错的，但都必须是够资格的假设(competent hypothesis)。但经他提出“大胆”两字，情况就变得混淆了。因为这样的说法，如不加以限定(qualify)，使人以为越大胆越好，岂知许多大胆的假设，虽然发挥了怀疑精神，却并不够资格成为科学的假设，此种假设是与科学无关的。从实质的观点来看，胡先生对科学方法所做的解说，与科学研究及进展的情况是甚少关联的；也不能说一点关联没有，因为他所说的“小心求证”涉及到一点点粗浅的归纳法的解释与应用，但归纳法的应用并不像他所说的那么简单；其次，归纳法在科学发展上，远非如胡先生所想像的那么重要。像地质学、植物分类学这一类的科学研究，是与归纳法有相当的关系的。但像数学、物理学、化学等理论性的自然科学，它们里面的重大发展与突破，是与归纳法关系很少的，甚至毫无关系。例如哥白尼的天文学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根本不是应用归纳法得到的。这些伟大的发现，可说是哥白尼与爱因斯坦的思想的“内在理性”(internal rationality)的发展所致。科学的发展主要是靠研究的时候，是否能够产生正确的、蕴涵或导引未来可获新发现的问题。科学的发展必需依据正确、有效、比较有启发性的方向；易言之，即必需有正确的、具有尖锐想像力的问题。想要为胡适所谓“大胆假设”辩护的人，也许会说他所谓的“大胆”就是你所说的“尖锐的想像力”。但“尖锐的想像力”本身并不能促进科学的发展，必需有“正确的、尖锐的想像力”才成。这种正确的，而不是不正确的问题，是怎样产生的呢？那必需根据许多传承，用孔恩(Thomas S.Kuhn)的观念来说，即必需根据“典范”(paradigm)。而新的“典范”的突破性的发现，除了兴奋的“典范”具有辩证的关系以外，乃是“内在理性”的突破。
　　另外，还有一点需要特别说明：科学史上有不少重大的发现是与“顽固”的关系很大，而不是与大胆的怀疑有关。有的科学家硬是特别信服他的老师的学说或一般人已经接受的理论。他觉得这种理论的底蕴，涵盖的深度与广度比别人所发现的还更丰富、更深邃、更有意义。从这种观点出发，有时会获得极为重大的发现。例如，在一九一二年数学家马克斯·冯·劳伊对结晶体使X光折射(diffraction of X－ray by crystals)的发现，便是对大家已经接受的、有关结晶体与X光的理论，更具体、更深入的信服的结果。
　　事实上，胡先生提倡科学时的心态是科学主义式的。科学主义(scientism)是指一项意识形态的立场，它强词夺理地认为，科学能够知道任何可以认知的事物(包括生命的意义)，科学的本质不在于它研究的主题，而在于它的方法。这种科学主义带有类似宗教的格调。在中国传统宇宙观崩溃以后，胡先生似乎要建立一个自然主义的宗教——把科学当做新的宗教——以便内心有所缆系。
　　另外，一项众所周知的胡先生极力提倡的观点，是他的“全盘西化”论。从“内在理路”的观点来看，这一理论直接导自他的“全盘化反传统主义”(或曰“整体主义的反传统主义”)。在私人言谈与学术论著中，胡先生并不对传统持全盘否定态度，尤其对孔子与朱熹的思想的一些部分，颇为肯定。而他在《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一文中，也对“全盘西化”做了修辞上的修正。不过，上述的一些举措，并未使他在意识形态层次上——在建立应急的、高度而明显“系统性”意见的时候——超脱他的一元式思维模式。而这一思维模式是以“藉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途径”出之的。正因为他无法超脱这样的思维模式，所以他虽然感到“全盘西化”论颇有不妥之处，却只能在修辞上对其修正。因此，发展自由精神与建设民主制度所需要面对的，如何对中国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的问题，皆被一元式反传统主义与一元式西化论所搪塞，这也是作为启蒙运动思想家的胡适的不足之处。
　　总之，适之先生在常识层次上谈论自由、民主的时候，是颇为正确的。但，当他倡导科学的时候，因为一开始就进入意识形态的层次，所以一开始就有问题了；虽然他坚持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的态度，也是正确的。适之先生在倡导建立自由、民主的时候，基本上是在谈“是什么”与“应该实行什么”，很少顾及“如何去实现”的问题。在“是什么”这一范畴内，如上所述，他关于自由、民主与科学的言论是禁不起深究的。剩下来的，只有在“是什么”这一范畴之内关于自由、民主与科学的常识意识，及“应该实行什么”这一范畴之内的目标(或口号)的形式意义。适之先生遗留下来的启蒙思想，在今天看来，可以继承的相当有限。然而，从他关怀中国前途的态度与坚持自由主义的立场来看，我想他是希望中国的启蒙运动，能够继续往前推进的。
　　一九九九年七月八日修订于麦迪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