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曲折心路”

　　吴福辉先生认为，《西瀅闲话》的“编辑历程却很能体现陈西瀅的曲折心路”(《读书》一九九二年第五期)，极有见地。至于西瀅先生“是忘却？是忏悔？还是英国绅士式地讲究‘费厄泼赖’(Fair　Play)？”对此“大费思索的题目”，吴先生很是审慎，引而不发。
　　台北重印《闲活》，经由梁实秋先生提议，并为之作《序》(一九六三年)。借《序》发挥，斥责鲁迅先生“行险徼幸”，是为梁先生诛心之论。一九七○年，在《悼念陈通伯先生》文中，论及西瀅先生重印《闲话》删却与鲁迅论争的部分文章时，梁氏云：“删去的一部分，其实是很精采的一部分，只因事过境迁，对象已不存在，他认为无需再留痕迹，这是他忠厚处。以视‘临死咽气的时候一个敌人也不饶’的那种人，真不可同日而语了。”对“那种人”——鲁迅先生，忿忿不平之神情活现纸上。
　　启人深思的是，就是这位梁先生，于血气方刚之年，曾特特地撰文评介北新书局新版的“鲁迅著第三杂感集”——《华盖集续编》，深刻地指出：“鲁迅先生属在军阀势力之下，满腔的孤愤，无法发泄，只能在文字上嬉怒笑骂，以抒其情。”与鲁迅先生《华盖集续编·小引》所谓“无非借此来释愤抒情”认同。梁文署名“徐丹甫”，载一九二七年六月五日上海《时事新报·书报春秋》。
　　从二十年评代介《华盖集续编》，到六十年代序台北重印本《西滢闲话》，可谓梁实秋先生“心灵史的一个记录”。(套用吴福辉先生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