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理论整合

　　章太炎赞赏周秦诸子“承受师法，各为独立，无援引攀附之事”，批评后世学人喜宽容，矜达观，“其病多在汗漫”。(《诸子学略说》)吕思勉虽也承认“先秦之学纯，而后世之学驳”，不过不以学之纯正与驳杂定高低。因为在他看来，“先秦之世，学术盖尚未广布，故治学者，大抵专主一家”；而学术发展百家争鸣的结果，必然导致兼容并蓄且“合全局而统筹”的通论出现。杂家之“兼儒墨合名法”，虽专精少逊閎览无方，却是“后世所谓通学者之先驱也”(《先秦学术概论》“总论”第五章、“分论”第十二章)。两汉以降，学术更是日趋驳杂，很难再独守家法。好在中国人历来轻专家重通人，学无常师博采众说者，倘若有所归依或能自立门户，还是很得世人赏识的。环海交通，远西学术输入，“东西方文化交流”成为本世纪最时髦的话题，学人于是更倾向于讲“通”讲“合”。
　　“通”之为用可谓大矣，古今学说之间需要“通”，中外学说之间需要“通”，文史政经等不同学科之间也需要“通”。而这种讲“通”的学术倾向，如今已催生出不少“显学”，比如比较文学、比较史学、科际整合，还有常被新潮批评家挂在嘴上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等。我的视野没那么开阔，只是涉及文学史研究中不同思路的协调与沟通。
　　中国人之撰写“文学史”(而不是诗文评或文苑传)，是本世纪以来在西方学术影响下起步的，故很难避免接受其学术观念与研究方法。不过一开始，这种借鉴并不太复杂，很大原因是知道的不多，选择比较容易，用起来也得心应手。就好像旅游者总比当地人更多“感受”，也更容易表达这种“感受”一样，五四前后的学者很能也很喜欢用几句话概括西方文化(文学、艺术、学术、思想等)的特点。文学史家自然也不例外，一下子抓住几个“根本性”的概念，然后展开论述，构建起中国的文学史学。
　　一九一四年，热心向西方寻求真理的胡适，认定“有三术焉，皆起死之神丹也”，这就是归纳的理论、历史的眼光和进化的观念(《胡适留学日记》)。此后胡适之提倡白话文以及撰写《白话文学史》，其方法论正是这三颗“起死之神丹”。或许是对于史家来说，“历史的眼光”是不言自明的东西，因此，当一九二七年郑振铎撰文介绍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时，便只剩下“归纳的考察”与“进化的观念”了。据说掌握了这两个基本观念，便“如执持了一把镰刀，一柄犁耙，有了他们，便可以下手去垦种了”。(《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三十年代中叶，罗根泽曾总结“编文学史的三个时期”：五四前是退化史观加上载道的文学观，五四后是进化史观加上缘情的文学观，而三十年代大出风头的则是辩证的唯物史观加上普罗文学观。(《郑宾于著<中国文学流变史>》)这种描述大致可信，二三十年代的文学史家，对现在学界争得面红耳赤的文学史理论不大关注，掌握了几个最基本的概念，马上转入实际操作。
　　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大陆学界开始热衷于文学史理论的讨论，如文学史分期、文学发展规律、编写体例与评价标准、爱国主义与人民性、民间文学主流论、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等等，都曾激动过一代学者，也确实影响了其时的文学史写作。但这种理论探讨，是在独尊马列、师法苏联的学术背景下展开的，起码表面上所有参加争论者都奉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原则。在大的理论框架一致的前提下“百家争鸣”，好处是概念术语相对统一，所持学说也自成体系；缺陷是所争不过谁领会得更深刻、运用得更自如，不可能有真正的理论突破。
　　八十年代以后，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西方文学理论大量涌入，在短短几年时间里，中国学界几乎重新走过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发展的全程。从俄国形式主义到女权批评、新历史主义，几十年间西方学界较有成就的文学批评模式(流派)，在一个早上同时呈现在中国学者面前，不免让人眼花缭乱。对于年轻学者来说，借鉴“新理论新方法”(没有确定所指，只是相对于五六十年代大陆中国学界所遵循的理论、方法而言)，几乎成为“挡不住的诱惑”。中老年学者稳重些，更多地强调“批判地吸收”，可真能处变不惊依然故我者实在不多。虽则“方法热”、“观念年”颇受有识之士的嘲讽，但经过这么一番折腾，文学研究界几乎“面目全非”(不含褒贬意味)。除了纯考据文章，余者从评价标准、论证方式以至所使用的概念术语，都与五六十年代论文有很大差别，产品真的是“更新换代”了。翻开任何一篇不算太新潮的文学论文，你也可能同时发现诸如“本文分析”、“拟想读者”、“期待视野”、“叙事角度”、“意识形态”、“深层心理”、“性别优势”、“文学生产”等分属二十世纪西方文论各家各派的基本辞汇。只不过高明者主张直接引进，来个概念大换班；沉潜者倾向于移步变形，不希望学术断裂罢了。如今再写文学史，所争已不是进化与退化、载道与缘情，而是如何面对这五花八门的批评模式。不理它不行，理它又实在说不清。如今的文学史家，已经很难说清自己学术上有无家法，属何源流。因而，静夜沉思，不免有点心虚，反倒不如五六十年代学者“志壮坚信马列”时那么自信。
　　之所以感觉心虚，一是对挂在嘴上的各种“新理论”的形成、发展及具体内涵一知半解，一是对这些理论如何落实在文学史研究中没有把握。钱穆曾抱怨本世纪以来的中国学者争相慕想西化，可又不像魏晋隋唐高僧们那样笃信好学，谨守绳尺，而是“先不肯低头做西方一弟子，一信徒，却早想昂首做中国一大师一教主”(《中国知识分子》)。这种狂放之风依然未尽，学界中不乏挥舞若干淘空特定内涵、脱离具体语境的“新概念”纵横驰骋的“豪杰之士”。可近年毕竟出现了笃守西方学术一家一派的新一代学者，“豪杰之士”在学界的市场正日渐缩小。至于另一个难题——包括选择的困惑与整合的可能性——则尚未引起学界的普遍关注。
　　“选择”并不轻松，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自寻烦恼。当初抱怨没有选择权利，一旦宣布给你自由，你就会明白“选择”竟是如此艰难。尤其是悟性好才气大者，更消受不了此等选择的自由，很容易落得个“心比天高命比纸薄”。偶尔也有成功而且漂亮的“突围表演”，可大部分人之所以磋跎岁月，很可能就栽在这奢侈的“选择”上。当然并非主张文学研究重新定于一尊，给出共同遵循的理论框架；而是提醒“选择”必须付出代价，不一定与“成功”结伴而行。这一点在文学史研究中表现得格外明显。
　　见识过结构主义甚至后结构主义，回头再看鲁迅、胡适、郑振铎等人的文学史著作，其使用的理论框架实在不见精彩。即便如此，鲁迅等人的文学史著作的魅力依然存在，倒是喜欢摆弄各种“新理论”的当代学人没有多大出息。理由很简单，后人比起前人来，其优越之处仅在于“他们拥有一个更大的针线筐，有式样更多的线可用”(韦恩·布思《小说修辞学》第二版跋文)；至于能否找到最合适的“针线”，制出超越前人的锦绣之衣，全凭个人才气和机遇。因此，大量西方文论的涌入，只是为中国学界提供了比以前“更大的针线筐”，使得选择的余地更大一点，如此而已。现代人很容易有一种莫明其妙的优越感，动辄指斥、嘲讽前人的研究成果；其实，“更大的针线筐”只是为超越前人提供一种可能性，并不能保证马到成功。
　　理论框架的设计与运用，对文学史家来说当然很重要；只是面对这么多几乎同时出现而且都很有魅力的批评模式，实在不容易选择。捡了芝麻又怕丢了西瓜，抱起西瓜又舍不得芝麻；西瓜芝麻全要，又实在忙不过来。于是出现了才气横溢的“学术游击队”，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今天结构主义，明天精神分析，后天后现代主义。这只能限于文学批评，史家船大掉头难，无法老跟着时尚转。最好的办法自然是博采众家，然后自成一说。可这容易吗？
　　起码在理论上，年轻一代学者多不喜欢独断论。可反对独断论，提倡多元原则，逻辑上也存在悖论。如何面对对多元原则的挑战与批判？压制这种挑战意味着提倡者乃“叶公好龙”；忍受这种批判则动摇自家立说的根基。或许人生来就充满各种悖论，“理论的澄明”只是浪漫诗人的幻梦。另外，不同理论原则之间能否实现真正的对话，仍然是个疑问。在一般情况下，人具有超越自身思维惯性而去理解与自己观点很不相同的人的潜能，可缺乏共同语码，使得这种理解的准确度大打折扣。看多了京剧《三岔口》摸黑打斗之类的滑稽场面，不能不对人类心灵互相沟通的前景表示担忧。中国相声喜欢借不同方言引起的误会逗乐，可人类思想学术领域中此类由于语码不同造成的矛盾与争斗，却让人笑不出声来。
　　还有，提倡多元原则者多主宽容心态，反对学界以及人际关系中的专制与独裁。只是“宽容”作为一个口号，在实际生活中往往成为力量对比抑或风气发生变化时的“缓冲器”。台上台下位子固定时，双方都不大讲宽容；形势发生微妙变化而又没到水落石出时，双方又都喜欢讲宽容。
　　此外，敌对双方力量相对均衡时，提倡宽容又往往是争取民心的一种手段。一旦分出高低，高者讲宽容是一种姿态，基于居高临下、大人不与小人计较的优越感，而并非真正的平等意识与对话的愿望。而低者则只能是“被宽容”。学术上，权力支配也无所不在，弱者(低者)本就处于被支配地位，再讲宽容，恐怕连微弱的声音都不存在。弱者靠宽容口号无法改变被支配地位，这也是学术上的在野派常取激进姿态的原因。“不平则鸣”，而平与不平的感觉取决于个人的处境与心境，这就难怪获得真正宽容的心态并不容易。
　　对于眼界开阔心胸豁达的学者来说，承认对多元原则挑战的合理性与迎接这一挑战，其实并没有太大的矛盾。一方面是保持宽容的心态，默认每种理论框架(范式)探索真理的局限性，乐于接受来自不同立场不同视角的批评，并以之作为进一步发展的动力；另一方面坚持选择的自主性，一旦选定，自坚门户，不为外界风雨所动。这种既自信又通达的学术心态，套用雷·韦勒克为其《现代文学批评史》第五、六卷所作导言的两句话：“阐述(这里借用为“理解”——引者)多种多样的观点，但却不放弃自己的想法”。
　　可惜这只是一种“意向”，落实起来不容易。胡适一辈子讲自由、多元与宽容，但其《白话文学史》照样显得偏狭，价值尺度单一，论述中也难免流于武断。章太炎《齐物论释》主张“等视有情，无所优劣”，“不齐而齐，上哲之玄谈”；可章氏本人不也无法平心体会康有为的今文经学与胡适的白话诗？
　　这里涉及不同语码之间的沟通与不同理论原则的整合。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专业分工越来越细，多元原则也逐渐为学界所认可，学术上之“分”早成大趋势。如今该到讲“合”的时候了，尤其对于追求“识大体”的史家来说更是如此。文学批评可以是“单面向”的，文学史则必须有整体观照。讲求通观通识的文学史家，面对这么多各有千秋而又不可能十全十美的批评模式，取不得又舍不得，处境十分尴尬。当然可以只从接受美学或者精神分析角度写一部文学史著作，但谁都明白这只是一个特殊角度，不是完整意义上的“文学史”。把看中的全都收进来，第一章“结构主义”、第二章“后结构主义”……如此一来，虽说“十全大补”，可惜各家各派功法(学术路数)不同，搁在一起内部先起哄。比如以作者为中心的本文分析与以读者为中心的接受美学，双方势不两立，岂容你和稀泥？
　　单一指标的考察相对好办些；将不同的批评模式共同置于文学史结构中，则需要一系列复杂的转化、变形与整合。如何整合不同的批评模式，似乎只是个操作程序或方法问题；不若主观与客观、自律与他律、共时与历时、逻辑与结构等理论原则玄妙与高深。笔者之所以不敢追随时贤，纵论文学史研究中的“历史哲学”，很大部分是对“开天辟地”的神话以及“根本解决”的思想方法不大信任，宁愿认可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故致力于“层次不高”的针对具体问题的操作程序与方法。所谓“理论整合”的思考正是一例，近于清理自家研究中的具体感受，最多也不过体现一种因器求道的努力，并没有奢望进入“历史哲学”层面。
　　不同于批评家与理论家，文学史家对理论框架的选择与构建有其特色，那就是对各家各派“宽容”，对一家一派则“挑剔”。也就是说，不是旗帜鲜明地拉一派打一派，而是统观全局，协调发展。这一研究思路，不只适合文学通史，而且包括各种专题史及专题研究著作。在文学史研究过程中如何整合不同的批评模式，没有一定之规，只能谈几点个人体会。
　　文明社会发展到今天，正常人之间智商差别不是特别大。不太相信“全新”的突破与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设计，有一利必有一弊，学术史上每种理论设计都有其特殊语境，包括打败对手的特殊策略。打输了没人理，只好灰溜溜地退出舞台；打赢了则开始做广告、推销其“思想”，一推销就出问题。原来只考虑如何打败对手，所有奇招都依此而设计；一旦对手不在场，“奇招”演化成为“表演项目”，就显得相当偏颇。这就为后人跳上擂台向其挑战埋下伏笔。直接投身某一文学运动(跳上擂台)的批评家管不了那么多，只是争取把自家才华发挥得淋漓尽致。史家不一样，拉开距离，用鉴赏的眼光考察擂台上的争斗，自是希望知其所长也明其所短。知道路在何方，也明白陷阱所在，这样借鉴起来才不会太盲目。有个诀窍，喜欢哪家学说，同时读读论敌的文章，知道其缺陷所在，预先设计好躲开陷阱的办法。钱玄同先是师从古文经学大师章太炎，后又师从今文经学大家崔适，五四后反出“家门”，鼓动疑古思潮(甚至改名为“疑古玄同”)，自称其破除门户家法入主出奴陋见的奥秘是：专读今文经学批驳古文经学和古文经学批驳今文经学的文章(《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我则更强调破门户之见后的重新整合。二十世纪西方学界流行的各种批评模式，也都时兴“破字当头立在其中”，初登擂台时颇有“以大批判开路”的气势。撇开意气之争，后起者的批评还大都中肯，值得重视。只是此事不能太当真，否则意见一正一反，无所适从了。读批评者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文章，只是为了明白其“命门”所在便于防守，而不是抛弃此家功法。
　　文学史家整合不同批评模式的需要及可能，源于如下设想：①没有一种理论模式能解决所有问题(要不认准一家就行了)；②不同理论模式之间不只是相异，也有相通、互补的一面(要不不可能整合)；③不同理论框架在研究的不同层次发挥作用，可以并存。人们往往注意到同时风行的若干理论及方法之间的互补，而不大理解早就过时了的理论及方法如何可能在今天的研究中继续发挥作用。俄国形式主义者曾论及“过时”了的失去中心位置的文学形式并没有完全消失，而是降为辅助手段，而且时刻准备东山再起(《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中译本第52页)。学术研究也一样，失去中心位置的理论框架及研究方法仍起辅助和制衡作用，而且还可能时来运转，经过一番脱胎换骨，卷土重来，重新占据中心位置(比如当今在美国走红的新历史主义对文化唯物论的继承与发展)成熟的学者善于处理新旧(行时的与过时的)理论框架及研究方法的关系，不屈旧而就新，也不绌新以从旧，而是保持一种适当的张力，有倾向性但并非一边倒。比如文学史研究中实证主义无疑已不占主潮地位，但其所醉心的琐细的历史考证(包括辑佚、考据、史事编年等)，作为一种辅助手段，仍在发挥作用，完全漠视其存在是不应该的。近年新潮学者颇有自诩点石成金，满足于用旧材料做新文章者。其实各种史料集早就渗入编选者的理论眼光，不可能“透明”、“客观”。研究晚清小说理论者，大都依赖阿英编的《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这样一来，无论怎样花样翻新，都跳不出阿英划定的范围。我写小说史之所以从资料选辑、史实考异和史事编年这些笨工夫做起，就是意识到史料的“污染”对研究者的严重限制。在此意义上，文学史研究中的“实证”精神及方法并没有完全过时。
　　文学史家对“取长补短”、“辩证统一”诸如此类的大话不感兴趣，关键是这种“理论整合”如何落实到操作层面。在我看来，整合的“支点”是对研究对象特性的理解和把握，以及始终以研究对象为中心来展开理论设计。各家学说都有特定内涵，运用到文学史研究中，必须打散后重新组合。近百年来，中国文学史的研究方法及理论框架基本上借自西方，不免常有削足适履之讥。我主张一切以适合对象为标准，合则取之，不合则舍弃，不过份追求理论的完整与逻辑的严密。文学史家应该了解巴赫金、福柯或者巴尔特的理论，但不应该照搬套用其学说。转化与变形乃接受中必不可少的“损耗”，这里强调的是文学史家接受中的转化与变形带有明显的自觉性与自主性。作为研究思路，文学史家不同于批评家之处，就在于其是为了更好地阐释对象而选择某一理论，而不是为了展示(论证)某一理论而选择史实。
　　当然，这么一来，在巴赫金或者德里达的研究专家眼中，文学史家的“借用”也太不地道了。倘若只是卖弄若干概念术语，而且曲解原意，那当然不妥；但“简单化”却无可非议，否则无法操作，更无法协调。也就是说，简化理论，师心而不墨守，是整合的重要策略。在《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一书中，我曾经解释为什么简化叙事学理论(导言和结语)。不一定非这么简化不可，但不简化则很难进入文学史研究的具体操作。硬要全盘照搬也能做得到，可那总给人雾里看花或者隔靴搔痒的感觉。陈寅恪曾论及中国哲学史研究中“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47页)，这一点文学史家也当引以为鉴。
　　理论家追求彻底性，逻辑严密，能自圆其说就行了。文学史家选择某一理论模式，则必须兼及其操作的可行性以及研究对象的理论承受力。就像谈恋爱一样，研究对象与理论框架之间，只有合适与否，而无高下之分。文学史家的眼光与胆识，体现在为某一特定对象找到最合适的诠释框架，而不是表演(展示)最新最佳理论模式(倘若有这种东西的话)。对理论模式的选择与运用，其实还受制于研究者个人的学识与才情，没有统一固定的标准。眼看着不少学者追赶时尚，投入自己不熟悉也不擅长的游戏，步履蹒跚且表演拙劣，真为他们可惜。还不如就性之所近选择游戏，自甘“落伍”，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家才情。这样，既活得潇洒(起码不太沉重)，或许还更能做出成绩。
　　一九九二年五月八日于蔚秀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