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版刻一隅》是一部翘盼已久的书。想看这本书倒不是要看显赫华贵的宋元版，或者仅下宋元一等的明初黑口本，而是要看一向不为人重的清刻本。宋元版、明黑口本早已春归天上相见无缘，半个世纪前还能隔着玻璃看看，现在却是侯门深似海相见更无因了。书迷离它们太遥远，连那照片和书影也是冷若冰霜，有如庄严、高贵的皇后，令平民百姓不敢存非分的亲近之想。清刻本就不然，五六十年代大都是一元上下一册。如今虽已身价百倍，贵至几十元、几百元一册，读书人要费点力气才能仰视摩天楼，却也还看得见，摸得着，多少还算门当户对。藏上几十册几百册清刻书，也还不算太稀罕。夜深人静，拿出来摩挲一番，纸洁墨香，古意纷披，不觉眼为之明，一天的疲劳和无名的烦恼顿时无影无踪。独乐乐孰与众乐乐？集邮的看邮集，养鸟的看珍禽，藏书的看看人家的藏书，了解一些信息，观赏一些秘本，也是莫大的快乐。而这《一隅》也确实不负众望，珍本秘籍层出不穷，真看得人心动神摇，啧啧称羡。
《一隅》共收书一百九十八种，其中顺治刊十四种，康熙刊六十五种，雍正刊十种，乾隆刊五十二种，嘉庆十九种，道光十九种，咸丰八种，同治三种，光绪六种，宣统二种。重点在清前期，顺治至乾隆一百五十二年间收书一百四十一种，嘉道以来一百一十六年仅收五十七种。从这比例不难看出编者的眼光是先选少、后选好。清前期刻本大都流传不多，而且许多书刻印精善，可以代表清代版刻的巅峰水平，历来为人所重，入选自在意中。嘉道咸三朝刻本因战乱频仍，也有罕见的精品，入选仍多。光宣两朝刻本虽有精品，但类皆通行习见，并不难得，所以仅选八种备数而已。编者序言已经说到，限于手头所有的素材，难免地区和类型不全、时代比重不谐的现象，“一隅”之名或许由此而来。
然而看过全书以后，不能不令人惊叹，现今能用个人藏书编这么一本书影，舍黄裳先生，不知海内更有何人。即使是图书馆，有如此藏品的也指不多屈。顺治十三种几乎都是铭心绝品，开卷就是余怀的《咏怀古迹》和《七歌》。余怀是以《板桥杂记》闻名于世的明末清初著名文人，颇有声名，诗、文、词都有可观，可惜原本十分罕见，《咏怀》和《七歌》都是此处仅见。吴镇的《梅道人遗墨》历来流传仅寥寥几部抄本，或直接或间接都出自钱棻刻本。钱刻原书则几乎绝不见著录，晚近更无所闻，不意于此一瞻风采。《拙政园诗馀》乾隆吴氏拜经楼刻本已称珍罕，耳闻苏州图书馆曾有顺治原刻，如今编者此本恐已海内无二。不仅顺治刻本如此，本书所收康、雍、乾、嘉各本都是世间流传不多的精品，而且时有未见著录的异本秘籍，足以开人眼界。例如《翁山文钞》，除编者此本外，他无所知；《半园唱和诗》、《大山诗集》、《乐府补题》莫不如是。即使所收同治刻本《唾绒余草》，在胡文楷所编以广收弘取著称的《历代妇女著作考》中也注明“未见”。
《一隅》所收各本不仅其本质珍罕佳胜，而且大都伴有不平凡的身世，为其敷采生色，诱人遐想，耐人寻味。许多书是名人旧藏之本，略一披览，即有王乃昭、周亮工、朱彝尊、曹炎、顾嗣立、富察昌龄、汪宪、汪启淑、吴骞、翁方纲、查岐昌、陈鱣、法式善、陈揆、丁丙、刘履芬等学界闻人和藏书大家。甚至有朱彝尊、吴骞、叶志诜等名人题字或校点。嘉庆刻本《西斋偶得》大概未便列入珍罕，但翁方纲列名鉴定并为之作序，而编者此本恰为翁氏当年藏本，有叶志诜题款，并经朱氏结一庐收藏，可称名贵。嘉庆刻本《读书脞录续编》为吴骞旧藏有校，又有陈仲鱼藏印。甚至竟有原书作者本人的印章，如康熙刻《岁寒咏物词》极罕见，所知仅北京图书馆藏有一本，而编者此本钤有作者王一元本人印章。嘉庆刻《柯家山馆词》为作者严元照本人自藏之本，有其姬人张秋月小印，不免使人想象前辈学人优游书史、校勘图籍之乐，书后且附补遗数页，更无人知。即使普通的光绪刻本，《东轩吟社画像》也是丁氏八千卷楼的旧物，《食旧德斋杂著》则是作者当年刻成赠人之本，都是有来头之物。
名家印记、题字等在旧书业中名为“帮手”，有助于后人鉴定书籍版本年代和流传端绪，除有史料价值外，还能使人悬想前辈读书撰述的风采，如接其人謦欬，发思古之幽情。有“帮手”也就有来头，即使一只普通燕子，来自王谢堂前，身价也顿时提高。于是书目中都要特别注明，以示尊贵和不凡。确实，当我们看到雕刻精劲的“徐乃昌马韵芬夫妇印”时，立时就想起清末民初南陵徐积余这位藏书和刻书名人，乾隆写刻精雅绝伦的《琢春词》有此钤印，有如皇冠镶上一颗晶莹流辉的宝石，珠联璧合更增添了诱人的风采。
清代版刻过去不受重视很少研究，编有独具只眼寝馈其中，功力深厚，成绩相当可观。二百来种书中包括了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刊刻风格，也曾涉及活字和版画。而且书中时有评论，说明版刻特点；即使片言只语，也不乏精义。例如论汲古阁刻书风格，晚明风格，清初梵夹、禅门语录风格，康熙刻本风格，雍正刻本风格，乾隆刻本风格，中吴风格，西吴风格，浙中风格，浙东风格，清写刻风格，等等。而且提供了许多重要的版刻史料，并记下了林佶写书的故实，弥足珍贵。
所收各书的说明文字除介绍各书内容、评论序跋外，还有关于各书作者、书手、刻工、刊者、版记的资料，有时还摘引序跋要语，以供参证。由于各书大都十分珍罕，学者难得一见，而编者又熟谙明清史事，能博观约取，所以说明文字中提到的大量人备数而已。编者序言已经说到，限于手头所有的素材，难免地区和类型不全、时代比重不谐的现象，“一隅”之名或许由此而来。
然而看过全书以后，不能不令人惊叹，现今能用个人藏书编这么一本书影，舍黄裳先生，不知海内更有何人。即使是图书馆，有如此藏品的也指不多屈。顺治十三种几乎都是铭心绝品，开卷就是余怀的《咏怀古迹》和《七歌》。余怀是以《板桥杂记》闻名于世的明末清初著名文人，颇有声名，诗、文、词都有可观，可惜原本十分罕见，《咏怀》和《七歌》都是此处仅见。吴镇的《梅道人遗墨》历来流传仅寥寥几部抄本，或直接或间接都出自钱棻刻本。钱刻原书则几乎绝不见著录，晚近更无所闻，不意于此一瞻风采。《拙政园诗馀》乾隆吴氏拜经楼刻本已称珍罕，耳闻苏州图书馆曾有顺治原刻，如今编者此本恐已海内无二。不仅顺治刻本如此，本书所收康、雍、乾、嘉各本都是世间流传不多的精品，而且时有未见著录的异本秘籍，足以开人眼界。例如《翁山文钞》，除编者此本外，他无所知；《半园唱和诗》、《大山诗集》、《乐府补题》莫不如是。即使所收同治刻本《唾绒余草》，在胡文楷所编以广收弘取著称的《历代妇女著作考》中也注明“未见”。
《一隅》所收各本不仅其本质珍罕佳胜，而且大都伴有不平凡的身世，为其敷采生色，诱人遐想，耐人寻味。许多书是名人旧藏之本，略一披览，即有王乃昭、周亮工、朱彝尊、曹炎、顾嗣立、富察昌龄、汪宪、汪启淑、吴骞、翁方纲、查岐昌、陈鱣、法式善、陈揆、丁丙、刘履芬等学界闻人和藏书大家。甚至有朱彝尊、吴骞、叶志诜等名人题字或校点。嘉庆刻本《西斋偶得》大概未便列入珍罕，但翁方纲列名鉴定并为之作序，而编者此本恰作者的原书而已。然而有些明清旧本却是一旦放过就会成为佚书，绝迹于天壤。
各个朝代都有后世失传的佚书，然而后世失传的汉唐宋元古籍当今除了在马王堆古墓中，鸣沙石室中，寺庙建筑和木塔雕像之中，偶然有所发现以外，难得在市场上露面。而明清以来的古籍则有所不同，往往有若隐若现、不见经传之物混迹于市面，这就要靠寻书的伯乐及时救风尘，拔之于沦亡之中。因此，当我们在《前尘梦影新录》中看到山阴祁氏和张岱等明清作者的手稿和抄本等许多幸免于清初劫火、文网的禁书和未闻其名的旧籍，在藏书数百万册的大型国家图书馆中不见踪影，甚至普查各馆藏书也难发现时，不能不深感黄裳先生这位自称的“书痴”决策高明而不可及，确有伯乐的慧眼，拯救文献，厥功至伟。
翻翻富有宋元旧本题跋的《藏园群书题记》不难发现，一部宋元佳本的学术价值往往是校改几个错字、辑录几条佚文而已。然而看看黄裳先生的《前尘梦影新录》和《榆下说书》、《翠墨集》、《银鱼集》等许多著作就可以看到，一部罕见的明清人的手稿或旧刻旧抄却可能包含着许多不为人知的珍贵史料。明末清初改朝换代之际社会极为动荡不安，兵燹战乱毁掉了大批文献，清代禁网对当时直笔纪实的文献竭泽而渔之外更使文人噤若寒蝉，再加上文献的自然散失，如今那一段历史留下许多空白，已有文献无征之叹。然而黄裳先生在一些文章中利用他所获的异本秘籍钩稽出不少史料。在史家看来，它们的价值就不是一部仅能校改几个错字的宋元古本所能比拟的。
如果考虑到本世纪中国社会经历动荡，文物图籍随之有流散和再分配，那么在不起眼的丛残中搜遗觅佚就具重大意义。抗日战争时期眼见大批古籍流入异国他乡，郑振铎等先生曾在上海为中华民族收集和保护文献，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限于人力和物力，所收只是宋元明本，难以顾及清刻。藏家珍护和书商收购时首务是传统的善本，而不是还不为人重的清刻本。所以当年国学图书馆在抗战结束以后，清点留在南京的藏书时，发现宋本未失，元本存百分之九十二，明本存百分之九十三，而普通书则损失重大。可见在文献流散时更亟亟可危的是当时还不入善本的清刻。这是因为清刻品种多，数量多，一概全收就收不胜收；若加选择，就需要有识之于碔砆的眼力。事实上对于许多人说来，首先要有多角度的价值观，才能赏识清刻本的可贵之处；其次要有必要的知识和寝馈于其中的毅力，才能炼成一双慧眼，不致于美玉当前交臂失之。不要说在三四十年前，即使在今天我们对清刻版本所知仍然不多，现有讲目录版本和版刻演变的书籍，一到清代就语焉不详，跟其前不成比例。也正是因此，我们不能不赞叹《一隅》的图版和说明提供的大量资料中包含着黄裳先生的不少研究心得，值得重视。
当然，卓越的观点需要跟良好的机会相结合才能蔚为可观的成果。《一隅》所收各书以清初诗文集和清人词集最为煊赫，许多珍罕之本足以傲岸当年也曾着眼于此的郑振铎先生，这不能不说是机会重要的绝好证明。四五十年代江南旧家藏书大量流出，山阴祁氏、浮溪王氏、梁溪孙氏、虞山瞿氏、嘉业堂、旧山楼、言言斋以及其他许多知名和不知名的大小藏家的故籍先后涌上市场，黄先生当时往来江浙各地，于满目琳琅中撷取精华，一月之中能得善本四五十种。而爱书如命的已故郑振铎先生当时在北方，没有这个机会。特别是词集，从清末以来江南以缪氏艺风堂、南陵徐积余和闽县林子有诸家藏籍最为著名。五十年代徐、林二家词籍散出时，几乎扫数为黄裳先生所得，《一隅》中所收词集大都钤有徐、林二家藏印。“讱盦经眼”就是林氏的印记，书上墨笔所写某年某月阅，是上海沦陷时期林氏纂辑《补国朝词综补》时所记。林氏此书有百卷之多，收清人词四千多家，宏富超过叶恭绰先生的《全清词钞》，大都辑自其本人收藏的丰富词集。黄裳来燕榭中的诗余精劲奠基于这批著名的诗余专藏，更益之以其他各家藏籍中的精品，自然美不胜收，他人难以望其项背。
《清代版刻一隅》是一部少见的好书，无论是不是版刻专业工作者，读后都将获益非浅。当然，由于本书是采用举例和提示的方式，没有系统地正面论述和归纳清刻风格的类型和演变，所以读者若没有一副好牙口，不能细细咀嚼和品味散在全书的简要勾玄之语，就难以对清刻形成完整的观念。也许这是版本学目前还在前科学时期的表现，迄今为止，不仅关于善本的定义，通行的文物性、资料性和艺术性的讲法并无可操作性，没有实用意义，而且以“观风望气”鉴定版刻年代的方法也没有经过科学的分析和总结，完全要靠意会而不是言传。因此怎样用科学的方法总结前人的实际经验，使传统的版本学现代化，就是有待当今版刻学者完成的一项历史任务。这就要靠大家更多地编纂和出版版刻学图集和论著，集腋成裘，共襄大业。
《清代版刻一隅》中版本的鉴定大都精确不移。版本的鉴定是有许多困难的，许多书中没有记载刊刻年代，而且流传日久，大都已失去原书的封面，清初刻本即使有封面也很少记载刊刻年代，所以《一隅》中许多书不能确定刊行于哪一年。根据纸张、版式和讳字(例如178页说“真”字缺笔)只能推测大致的朝代。根据序跋落款确定年代也不可靠，因为许多书作序在前、刻印在后，二者并不同时；也有刻印在前、后补序跋的情况，还有些书因各种原因而缺少序跋。本书的《巢林集》是个很典型的例子，此书有乾隆九年甲子陈撰写的序，明言当时书已刻成，事实上当时书也确已刻成，但只有四卷而非七卷。后来第四卷增加了五首诗并补刻至七卷，却没有另加序跋，所以现在有书目误把七卷本著录为乾隆九年刻本。此书版片保存完好，道光十三年金楷曾加跋重印。孙殿起未经细审，在其名著《贩书偶记》中误著录为道光十三年刻本。
《一隅》中某些书的版刻年代在比较了不同的版本和同版的不同印本之后，也许会有新的发现或新的结论。例如本书152页所收康熙本孙致弥的《
左堂集》词集四卷，是否确为康熙刻本有待细审。此书另有诗集六卷、续集三卷，流传皆极罕，即有所见亦为单集孤行。所知仅陈垣先生旧藏本三集俱在，序跋无缺。诗集系雍正十年由张鹏翀、朱厚章据嘉定戴机又藏稿删定为六卷，二人皆有序。又有乾隆元年楼俨序，文中说戴氏藏本由金惟骙及孙致弥的外孙程宗傅雕版以传，命其参详。各卷后有“后学金惟骙叔良、外孙程宗傅说岩校”字样。词集部分也有楼俨序，文中说程说岩商量付刊，命其撰序，但未署年月。词集卷一后有戴机又校字之刊记。续集则有乾隆十七年杨景曾、十八年秦倬，及二十年王鸣盛三人序文，说明初刻诗集二册实出朱厚章一手选定，多为少作，程宗傅又辑刊续集三卷。三集皆为程宗傅所刻，版式字体浑然如一，诗集、词集“弘”字皆缺末笔，若无别证，当属乾隆刻本。此书罕见，故愿道其详。又，172页所说《汪氏说铃》与《渔洋书跋》同装、似为丛书零种者，是否确为康熙刻本也值得研究。因为乾隆初年刘坚纂辑的《渔洋说部精华》写刻本后面就附有此二书。又，236页所收方成培的《听弈轩小稿》有乾隆壬午程埙序言，但是否确为乾隆刻本，未见原书不敢悬断。此外，第四页介绍余怀作品时说《甲申集》中之《五湖游稿》版心亦题“江山集”。作者此言未知所据，顾名思义，《甲申集》所收应为明崇祯十七年(甲申)之作，《五湖游稿》收甲申以后之作，不应归入《甲申集》中。由于本书所收多为罕见珍本，世人难得一见，故略记所疑，以质博雅君子。
《清代版刻一隅》中的图版质量差，失去原书风貌，难以看出原书雕椠如何精工。《金粟影庵词初稿》原书版框套朱，本书图版则漏印边框，变成无格本。作为版刻图集，这种图版未免令人稍觉遗憾。
(《清代版刻一隅》，黄裳著，齐鲁书社一九九二年一月版，9.5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