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超越规则

　　超越“规则”的前提是承认“规则”的存在；否则，没有“规则”，何来超越？可在现代中国，谈论学术规则，总给人“古典”、“死板”的感觉。尤其是以才子自许也以才子许人的文学研究界，更是推崇天马行空无所羁绊，不以操正步守规则为然。流风所及，文学史论著也都喜欢洋洋洒洒放言高论。你不能说他说的完全不对，因为多少也能自圆其说(要不怎么说是才子)；只是所论不着边际，乃社会流行观念的盗印或变形。你也不敢批评他“野狐禅”，要不马上反唇相讥你“缺乏才气”。再说如今崇尚思想学说多元，谁还愿意拿学术规则卡人，背“独裁”的黑锅？
　　于是，学界没有被大多数人认可并遵循的学术规则，文章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只要找到朋友捧场，再恰当地利用大众传媒，不难成为轰动一时的名著。表面上学界“百花齐放”，乱轰轰你方唱罢我登场，每天都有“新突破”，　各领风骚三五天。只有个中人才知道这里面有多少重复的劳动、无用的废话，乃至大言不惭的“准抄袭”。偌大一个中国，倘能每天出版三五种文学史研究专著，实在也不算多；问题是说来说去就那么几句话，低头不见抬头见，未免令人沮丧。顾炎武曾以铸钱喻两种不同的著述态度：
　　古人采铜于山，今人则买旧钱，名之日废铜，以充铸而已。所铸之钱，既已麤恶，而又将古人传世之宝，舂剉碎散，不存于后，岂不两失之乎？(《亭林文集》卷四《与人书十》)
　　没想到这话三百年后依然有效，世人还是不习惯也不欣赏“采铜于山”。
　　“采新铜”远比“买旧钱”难，只能寄希望于少数大学者。一般学人做到不糟塌“古人传世之宝”，于旧钱中加点新铜，就已经很不容易了。这里抱怨的主要还不是新铜太少，而是世人不辨新铜与旧钱之别。这与学界的不分良莠、书评的难定高低有关系，如今已难得见到像当年陈寅恪、金岳霖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写审查报告那样高屋建瓴的书评。撇开政治偏见和个人恩怨不论，单是高水平的专家不出场，就注定了其有漂亮的文章而无中肯的批评。与人为善和借题发挥当然也是书评的一条路子，不过学界缺乏严正的批评，使得学者们无所遵循也无所顾忌，不是一件好事情。
　　没有严正的批评，是因为没有相对固定的学术规则。凭什么说你的行我的就不行？学术上“犯规”又有什么不可以？现如今谁还怕什么学术权威？文坛和学界的“造反精神”(痞子气)由来已久，不过于今尤烈。就连学术传统深厚的大学中文系，如今也都倾向于“自由发展”，不敢以学术规则严格要求学生。似乎我们都太相信自己异乎常人的天赋，也都不敢轻易伤害别人的天赋。强调学术规则，要求学者进入某一学术传统，必然会约束野性并压抑才情。可与其耽误大批必须有例可依的“中人”，不如委屈个别“天纵之才”；就好像大学应以培养训练有素的学者为目标，而不能假设学生都是天才并依此设计教学方案。
　　据说，一张白纸，可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可没有规则，未见得能出最新最美的学术成果。“思想禁锢”固然不利于学术发展，单是“自由发挥”也不是学术发展的充足条件。在某种意义上，学术研究就像闻一多设想的新格律诗一样，也是一种“戴着脚镣跳舞”。“脚镣”就是学术规则，它使得一个时代的绝大部分学者，遵循社会认可亦被前人证明行之有效前学术思路，在此范围内发挥自己的才情和学识。
　　要求学者“戴着脚镣跳舞”，虽则让个别“天纵之才”感到压抑，却使得大批中人以上的专家学者大有用武之地，利于常规学术的积累和发展。具体的学术规则总会被超越，但旧规则只能被新规则所取代，所谓最大限度的自由或即兴发挥——“无规则”作业，只能导致旧规则的苟延残喘，而不可能催生新的学术思路和理论原则。也就是说，新一代学人的崛起，体现在其对旧规则的修订与对新规则的追求，而不仅仅是对“规则”本身的蔑视。就不满现状而言，“蔑视”比“修订”和“追求”更激进也更彻底，但这种高蹈的姿态，只是一个颇有观赏价值的“美丽而苍凉的手势”，不解决任何实际问题。
　　每个时代的学界，都会有而且都必须有少数思路怪异的“野狐禅”。这些人置身于社会认可的学术规范之外，从事独立的思考，或近乎“先知”，或成为“牛虻”，值得世人尊重。可容忍异端是一回事，提倡异端又是一回事。当异端成了正道，世人争为野狐禅时，其负面价值便充分暴露出来。几十年来，配合造反有理的“革命哲学”，我们致力于发掘、礼赞中国历史上各种异端的思想家、学者和诗人。以致造成这么一种错觉：似乎古今中外成就大学问者，都是脾气乖僻，狂放不羁，专与时人过不去。于是乎，学界时兴走偏锋之异说，故意颠倒时论惊世骇俗；难得再有识大体、守正道，且能固执己见、平正通达者。异端成了时尚，“破除规则”成了本世纪中国最为显赫的思想学术传统，不能不令人反而怀念学界那些讲节操且不识时务的“保守”之士。
　　有位朋友半真半假地讲了一段有趣的话，说他敢与国外第一流学者对话，不敢与国外第二流学者辩论。因为第一流学者表达“思想”，而“思想”咱们有，好坏高低是另一回事，反正抡上几句没问题。第二流学者讲“学问”，书没人家读得多，功夫也没人家下得深，一开口就露怯，因而不敢上阵。在我看来，目前中国学界最缺的，不是表达自家思想的第一流学者(真假不论)，而是认认真真读书、训练有素的第二流学者。在文学研究领域，这个问题尤其突出。因为搞文学的，没有几个不认为自己有点天赋。
　　建立规范是为了超越规范。“规范”在其方生未生之际最有魅力，一旦定型并建立起权威，对探索者又是一种压制。只是针对如今蔑视传统不守规则的时尚，才有必要再三强调学术的规范化。学术走上正轨，规范化局面形成，那时又得强调超越，怀念那些胆大妄为的“野狐禅”。对于具体学者来说，从守规则走向不守规则，是治学的正路。一上手就大谈“一洗万古凡马空”，除非天纵奇才，否则很难有成。难处在于把握何时深思有得，可以反出师门或背离通行的学术规范。
　　相对于规范而存在的学术思路，无以名之，只能称之为非规范。“非规范”本身不包含价值评判，只是代表未被社会认可的学术思路。而学术发展正是由规范与非规范的对峙与转化所构成。学者可能在两个不同的层面对学术发展作出贡献：一是在遵循已有学术规则的前提下，尽可能把自身学术潜力发挥得淋漓尽致；一是在学术规则的转换与研究范式的重建中表现其思想与才情。后者又可以有三种不同的策略：移植外来的研究范式；调整已有的学术规则；接受“野狐禅”，引“非规范”入“规范”。
　　文学史研究作为一种规范化作业，如今也面临学术规则的转换与研究模式的重建，这一点已为不少有识之士所洞察。其中移植西方文学研究框架以及提倡新方法的努力尤为显著，也取得很大成绩。可我还是想在对新潮学术表示充分敬意的同时，对自我指涉的语言游戏以及过分卖弄理论术语造成的学术上的“小器”表示担忧。
　　“大器”与“小器”并非严格的学术批评术语，可意会而难以言传。大致而言，研究中格局小、见识浅、隔而不通等，均可称为“小器”。具体表现可能是局于一隅，缺乏通识；也可能是过分依赖理论设计，对对象把握欠准确不深刻，近乎隔靴搔痒。在一个常规研究时代，主要危险在过分专业化造成的眼界狭窄；而在一个学术变革年代，则必须防止以为术语更新就能解决所有问题的“理论迷信”。
　　对于文学史家来说，所有的理论设计都是达到对象的桥梁。要过河必须搭桥，就像要得鱼必须设筌一样。可是，倘若过分执着甚至炫耀此“桥”此“筌”，其著述必然显得“隔”。既然“一说便俗”，人类又无法真正做到“得意忘言”，完全“不隔”或许只能存在于可望不可及的彼岸。不过，学术上追求“元气淋漓”的大家气象，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所谓对“桥”与“筌”的超越，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学者个人深厚的人文修养。社会分工日益加剧，如今再没人敢说“一物不知儒者之耻”之类的大话。学术规则先你而存在，而且未经思考与选择就落实在你的研究进程中。进了大学中文系，念的是中国文学史的研究生，培养目标、社会期待已经透过课程设计和毕业论文撰写，限定了你的学术角色。正式科班出身的学者，往往眼界狭窄，趣味单调，中西不通、古今不通、文史哲(更不要说人文、社科)不通，虽说专精有望，但难得博大，这与现代人过早专业化的学术训练有关。这样，即便在理论框架的借鉴和设计方面下了很大功夫，其选择仍有很大局限性。不希望学者都成为上下古今无所不通的“侃爷”，但主张文学史家保持比较广泛的学术兴趣；不能成为通人，可也别被某一理论框架噎死。博学自然闳通，多读“无用”之书，可以使得治学平正通达，超越一时一地风气时尚和意识形态造成的局限。
　　法国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雅克·勒高夫在介绍新史学的研究思路时称：“一方面避免拼凑理论体系，另一方面又要避免像实证史学派那样单纯相信经验。”(《新史学》)我想这话可移赠文学史家，只是其间的“度”不大好把握。在目前的中国学界，相对来说，老一辈专家易趋于“单纯相信经验”，而新一代学人则易流于“拼凑理论体系”。解释学强调，真正的历史思考，应包括思考这一“思考”的历史性。文学史研究中理论框架与研究方法的设计，也是一种“历史思考”，并没有绝对的价值。将其设想为魔杖、咒语或点金术，是不切实际的幻梦。文学史研究当然需要恰当的理论与方法，可同样借重学者个人的史识、才情与学术训练。
　　古代学者讲究人文修养，现代人则突出理论与方法，各有利弊，就看学者个人的学术兴趣。熊十力曾表示：“在五四运动前后，适之先生提倡科学方法，此甚紧要。”好处是使得“文章之习，显然大变”，只可惜成效“仅及于考核之业”，至于“慎思明辨”的哲学思考则无甚长进。而且，“思想界转日趋浮浅碎乱，无可导入正知正见之途，无可语于穷大极深之业”。因为，在熊氏看来，哲学乃智慧之学，非讲讲科学方法就能一通百通。“此等学问，纯为伟大精神之产物。学者从事哲学，必先开拓胸次。”(《纪念北京大学五十年并为林宰平祝嘏》)文学史研究虽不若哲学“纯为伟大精神之产物”，可也照样“必先开拓胸次”；过分讲求方法，必显得“小器”，难语“穷大极深之业”。对此，史学家吕思勉也有同感，在其《经子解题》的《自序》中称：
　　昔人读书之弊，在于不甚讲门径，今人则又失之太讲门径，而不甚下切实工夫：二者皆弊也。
　　读书讲门径没错，错在以为有了“科学方法”，就可以“不甚下切实工夫”。治学讲方法守规则，容易入门上路；可万事都是“纸上得来终觉浅”，别以为识得门径就能做出大学问。有时候“门径”还真误人，“野狐禅”虽说狂放，背地里其实心虚；而讲门径者以为得真传，学统在此，不免刚愎自用，更难得“大器”，一入歧途则不可救药。
　　世人常说清初之学“大”、清中之学“精”，清末之学“新”。清初之学为什么显得“大”，就因为其“在淆乱粗糙之中，自有一种元气淋漓之象”，而且为后世学者“规定研究之范围，创革研究之方法，而以新说之精神贯注之”(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学者提倡什么反对什么，因人因世而异，没有绝对的评价标准，关键在“有感而发”。没有社会与人生作为学术思考的背景，其学必不大。学术上之“大器”，必兼有王国维所说的“诗人之优生”与“诗人之忧世”(《人间词话》)，而不只是精采的技术表演。因优生忧世而治学，不同于借学术谈政治或者谋羔雁，这一点我想不难分清。现代学术日趋精细，操作性越来越强，只希望学者不要完全舍弃优生忧世的学术背景，以及贯串在整个研究过程中的人文关怀。
　　学术本不该有新旧中西之别，只不过对于激进且浮躁的二十世纪中国学人来说，洋为中用与推陈出新的诱惑力实在太大了，以至趋新务洋成为一种时尚。这一“时尚”使得我们能够站在一个不同于古代学者的角度，来思考中国文学的特质及发展进程。五四以来出现的一大批文学史研究著作，大致是在这一学术思潮的感召下登台的。好处是敢于疑古，敢于引进西方文学理论模式，说出许多古代学者绝对想象不出来的妙语。在这意义上，学术是在发展在进步。可太不把古人放在眼里，太依赖于理论引进，又留下不少后遗症。这一点到了世纪末的今天，看得更清楚。
　　五四那代人，说说不读中国书，或者把线装书扔进厕所里，那都无所谓。他们那代人本来就是从古书堆里钻出来，担心的是无法摆脱古书阴魂的纠缠。可“不读古书”这口号，经过几代人的复制，传到我们口里，已经由于脱离特定语境而变得有点滑稽可笑。本来就没读多少古书，有什么好担心的。背“老三篇”起家的一代，与背“十三经”起家的一代，学术背景天差地别，也跟人家嚷嚷“不读古书”？在我看来，年轻一代学者的主要缺陷，不在于可能出现复古倾向，而在学术上“无根”造成的漂泊感。等到进了大学，念了文学专业的研究生，灌了满脑子西式的哲学概论和文学概论，才开始认真阅读中国古书，不觉得“隔”那才怪。问题还不在于起步慢因而阅读量少，记忆力差，而在于已有的理论预设，使得他们很难真正进入中国文化。即使专业训练能帮他们补课，也很难让他们由衷地喜欢古书及其代表的中国文化。
　　作为一种职业，还会有许多学者读古书，但很可能只体现为“功力”，而非“修养”或“趣味”。很难再有像王国维、陈寅恪那样整个身心都浸在里面的“为此文化所化之人”(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不喜欢中国文化，也不想“神游冥想”，具同情之了解，这本无所谓。反正世界大着呢，可说的话可做的事实在太多，没必要吊死在哪棵树上。最可怕的是由于某种功利考虑，不想真正了解，而著书立说时又非把中国文化拉出来祭刀不可。这未免有点残忍。次一等的把中国文化肢解，然后寻章摘句，纳入其认可的理论框架，虽说是承蒙不弃古为今用，可也近于钝刀割肉不大好受。据说本世纪的中国史学研究，经历过信古、疑古、释古三个阶段(冯友兰《中国近年研究史学之新趋势》)。我想指出的是，不管论者使用何种理论框架，是“信”是“疑”是“释”，都应对古人有一种基本的理解与同情。
　　进化史观使得现代人产生一种盲目的乐观与傲慢，论及古人学说不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而是动辄训斥其无知。顾炎武曾批评今之学者“偶有所窥，则欲废先儒之说，而驾其上”(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八》)。如今这已是见怪不怪；好在古人也不会从坟墓里爬出来，要求对簿公堂。对于文学史家来说，这个问题尤为突出。古今文学趣味相差甚远，当年曾让无数俊男秀女如痴似醉的名篇，今人读来可能索然无味；至于许多红极一时的文体，早就消失在历史的深处，更是明摆着的事实。可即便如此，史家也无权像胡适那样将大半部中国文学史定为“死文学”并丢入垃圾箱。完全复原古人的创作思路，既不可能也没必要；不过多一点理解与同情，立论可能更通达些。
　　如果把眼光放远点，整个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很可能都处在“知识转型期”。要求这个时代的学者，真能做到陈寅恪所设想的，“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实在不太容易。大概也只能做到时时补阙纠偏，不至离题万里。就好像值此西学蒸蒸日上之际，提醒世人读中国古书时多点理解与同情，谈论中国文化时多注意一下中国史自身的“剧情主线”。还能做点别的什么呢？
　　一九九二年五月十五日于北大蔚秀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