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纸上的王国

　　“纸上的王国”是一个奇异的意象，我企图借用这样的意象转述格非的小说——转述格非的小说产生的那种如真似幻的感觉。的确，格非的小说仿佛拥有另外一套时间与空间，那里的房屋、桥梁和人物似乎没有重量。这些小说很快会让人们产生一种“轻”的悬浮之感。一切如同梦中的景象，既逼真同时又失真。这个纸上的王国变幻无常，伸缩不定，人们甚至怀疑它可能被一阵旋风刮得无影无踪。另一方面，“纸上的王国”还包含了这样的含义：格非的某些小说陈述的是一些已经记录于纸上的事迹，一些源于文人笔墨的史实、典故或者轶闻，例如《锦瑟》、《凉州词》、《唿哨》。这像是为一些生存于故纸堆里的人物构思出新的故事续篇。当然，这一切仍然是从纸上到纸上。
　　这个“纸上的王国”寄寓了什么？首先，我想提到的是一个悖论式的概括：智者的迷惘。
　　不难察觉，格非的小说具有明显的书卷气。这些小说句式考究，修辞繁复，叙述人刻意地保持一种智者的风格。人们时常在格非的小说之中遭遇种种警句、妙语、自制的格言或者别出心裁的比喻；某些时候，格非还热衷于从经典作家的著作之中寻章摘句，博尔赫斯、纪德、弗洛伊德、里尔克或者叶芝均是他的叩访对象。这样的风格无形地制造出某种布莱希特式的“间离效果”。无论是微讽、俏皮还是机智、喟叹，叙述话语不再制造一种即时的现场气氛，一种间不容发的紧张；相反，叙述话语与故事之间出现了某种程度的脱节。这样的脱节阻止人们过分地投入故事，无形地以某一个主人公自居，或者沉溺于具体的情节逻辑而不可自拔。智者的风格不仅表示渊博；更为重要的是，这样的风格无形地设置了某种故事之外的叙述立场。
　　可是，在格非那里，这种智者的风格仅仅相对于某些故事的片断或者局部景象。如同人们看到的那样，学院里的同事之间、医生与患者之间或者警察与犯人之间时常有一些妙趣横生的隽语，一些精彩的哲理概括，但是，这并不是对于生活的整体作出富有远见的断言。这里，人们可以察觉智者与那些雄心勃勃的哲学家之间的差别。哲学家往往经天纬地，放眼宇宙，庞大的理论体系仿佛解释了万事万物。相反，智者并不掩饰自己的迷惘，他们坦白自己对于生活整体的无知。智者的标志之一即是，明智地承认现实之中存在许多无法窥破的神秘。这使智者始终对于具体而微的现实保持了不懈的兴趣。智者享受神秘。诗、棋、卜卦、预感和无故死亡时常出现于格非的小说，这暗示了格非对于神秘的敬畏。在他那里，甚至性也是一种不可预知的冲动。性所产生的奇异激情和强大欲望可能扭转既定的命运，带来不可思议的结局。格非的小说之中出现了一批知识分子。这批人物的命运得到了格非持久的注视。然而，无论是《追忆乌攸先生》、《凉州词》、《解决》还是《沉默》、《初恋》、《傻瓜的诗篇》，知识都没有为这批人物带来知天命的宁静。知识描述的是宇宙之间的真理，但是，这些掌握知识的人并没有参透自己命运的玄机。他们时常遭遇种种突如其来的神秘变故，甚至懵然无知地进入一个现实的死角。也许，《傻瓜的诗篇》是个代表性的例子：精神病医生的内心同样充满了种种不可控制的蠢动，他们在精神病患者面前仅仅保持了一种虚假的优越。事实上，两者之间仅仅一步之遥。阅读了这篇小说之后，大约许多人都会产生这样的疑问：谁更配享有那些优美的诗篇？
　　这样，人们就会发现格非小说内部的一种张力——精致清晰的局部与扑朔迷离的整体。格非的小说总是迅速地将人们抛入一个具体的情境，种种生活景象扑入人们的感官：夏季的阳光刺酸了人们的眼球，河面上的凉气扑面而来，淡淡的马粪味萦绕不去，剧烈的牙痛使人恨不得将自己的脑袋往墙上撞，槐花浓重的芳香甜丝丝的，雨脚噼噼啪啪地敲打着窗纸，海上吹过来的潮湿的风带着咸鱼气息，牛奶瓶发出叮叮当当的声音在沉寂的空气中越离越远……这时，人们感到格非的笔触细腻，体验入微，一系列生活的表象陈列于特定的画面空间，纤毫毕现。然而，令人惊讶的是，这样的清晰逐渐在持续的阅读之中消失了。格非的许多小说不存在有力的因果逻辑，不存在一个完整的故事。故事仿佛已经破碎，种种片断如同扑克牌似地扇形展开，这些片断之间若有若无的联系形成了奇异的迷宫。这是格非的个人趣味，还是某种独特认识的产物？的确，格非的某些小说无法形成一个“整体”的概念；人们找不到这个“整体”的中心和边缘界限。换一句话说，格非似乎正在追问“整体”这样的概念。当然，这时有必要区别格非的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分而述之。
　　在我看来，格非的短篇小说似乎更富于情趣。《初恋》、《解决》、《凉州词》、《沉默》、《紫竹院的约会》均是一些精粹之作。这些小说无不体现出某种恰到好处的分寸。这里，从容与节制、复杂与单纯、人物与故事、心理与表象、疏朗与紧密、跳跃与衔接等一系列相对的范畴得到了平衡和统一。方寸之域，风云舒卷，博约繁简，一气呵成。除了博尔赫斯式的节奏，人们还可以在这些小说之中察觉某种莱蒙德·卡佛的韵味。
　　然而，人们不得不承认，格非的中篇小说拥有更为复杂的含义。我迅速想到了《褐色鸟群》、《锦瑟》、《唿哨》、《镶嵌》。在我看来，这些小说共同围绕这样的主题展开：一个人物将拥有多少种可能的命运？事实上，这些小说都在反复地重写一些人物的可能遭遇，不断地试探哪些遭遇真正属于他们的情节。如果说，马原的小说热衷于没有深度的表象拼贴术，那么，格非似乎还在不断地沉吟和斟酌：哪些表象更为“真实”，更有“深度”——哪怕是更为有趣？
　　《褐色鸟群》影影绰绰地包含了四个“我”的故事：一，“我”在水边的一幢白色公寓里向“棋”描述跟踪一个穿栗树色靴子女人的曲折经历；二，多年以后，“我”与穿栗树色靴子女人相遇在村庄里，但她并不承认当时曾经到过城里；三，穿栗树色靴子女人的丈夫去世了，“我”与这个女人结为夫妻——然而她在结婚的当日就死了；四，数年之后“我”又在水边的公寓遇到“棋”，但“棋”表示并不认识“我”。显而易见，这四个故事是相互矛盾的；但是，人们依据什么信任其中某一个故事而拒绝另外的故事呢？
　　如果说《褐色鸟群》有些故弄玄虚痕迹，那么，《锦瑟》与《镶嵌》已经对这样的主题驾轻就熟。当然，这两篇小说氛围迥异。人们可以在《镶嵌》之中看到清晰的现实纹理。房子，医院，远洋货轮，这里派生出的生活问题均是人们所熟悉的。《镶嵌》的奇异同样在于，韦利与张清这种俗气的故事得到了再三的书写：如果他们企盼韦科长的房子将会发生什么；如果他们投靠张清的父母将会发生什么；或者，如果他们拥有自己的房子又将会发生什么。巧妙的叙述技术——例如呼应、回旋、时序的有意模糊——某种程序地制造了三个故事先后衔接的假象，这意味了三个故事的相似成分；尽管如此，每个故事的重述毋宁说重新指向了这样的问题：哪一种命运拥有更大的可能？相对于《镶嵌》，《锦瑟》一开始立即陷入恍惚迷离的气氛——一个可怕的寓言。对于那个叫作冯子存的人说来，赴死的结局已经锁定，无论是死于匕首、死于吊绳还是死于疾病或者死于利剑。然而，赴死之前，冯子存却经历了多重的身份：隐士，赶考的学子，富裕的茶商，梦中的皇帝。冯子存无法确认自己的身份，如同庄周无法确认蝴蝶是否存在一样。谁是真实的冯子存？什么是梦？什么是现实？
　　《唿哨》如同一幅图案复杂的编织品。尽管这样的小说可以承受多种解释，但是，我还是愿意延续已有的主题分析：真实的瓦解。《唿哨》只有一个基本的情节段落：一个名叫孙登的人与他恒久相对的景象——正午的阳光，睡眠的呼噜，未竟的棋局，浮在池塘上的鸭子，一座断桥，一晃而过的女人，左顾右盼的燕子，白晰皮肤上搔痒的抓痕，墙上的古画，棉花地与吸烟斗的男人，打破的茶壶，不明身份的对弈者，如此等等。有趣的是，小说再度重复这样基本的情节段落时，孙登相对的一些景象发生了微妙的改变：或者是一种位移，或者是一种变形，或者产生了走样。人们再度遇到了断桥、棋局、燕子、路过的女人，但是，景象的似是而非仿佛导致了现实的松软和晃动。坚实之感消失了，人们看到的如同一种弯曲倒影。然而，这种诡秘的问题又会出其不意地出现：何为现实？何为倒影？
　　这样的犹豫表明，作家已经无法从整体的意义上了解现实——至少他们已经没有这种自信。这是格非们与传统现实主义作家的根本差异。托尔斯泰曾经说过，他时常驻足于故事的分歧之处，“考虑百万个可能的际遇”，苦苦推敲下一步发生的是什么。事实上，种种未来图景均拥有自己的合理性。托尔斯泰决定让某一种可能——例如安娜之死或者聂赫留朵夫的忏悔——实现，这意味着他掌握了开启生活秘密的钥匙。亚里士多德解释诗人描述“可能的际遇”是“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这样的意义上，托尔斯泰的情节依据是深刻的必然。然而，“必然”这个概念对于格非们已经十分陌生了。他们眼中的世界毋宁说是偶然联结起来的。除了死亡如期而至，还有什么不是偶然的风景？一个偶然与另一个偶然是平等的。与其强制地保送某些可能，压抑另一些可能，不如轻松地解放所有的可能。纸上的王国蔑视逻辑上的矛盾律与排中律，作家可以像调整标尺一样任意设定时间，于是，种种歧义丛生的故事夺门而出。幸福和灾难、平庸与离奇、曲折与简单、富贵与穷困纷然杂陈，安然共处，这一切形成了纸上的王国之中匪夷所思的景观。
　　这里，生活整体的退隐表述了这样的事实：作家丧失了或者放弃了居高临下的统一视域。那个可以撼动地球的支点已经不知去向。那个可以放眼五湖四海的塔楼已经倒塌。然而，这既可能是一种遮蔽，也可能是另一种敞开。统一的视域分解了，作家观察到现实的多重维面——这同时导致了多重的叙述。可以从《雨季的感觉》、《蚌壳》、《赝品》这些小说之中发现，格非十分钟爱多重叙述角度的使用。这些小说不存在一个全知全能的上帝，完整的故事轮廓通常是由不同的眼光组合出来的。这些眼光往往按照自己的兴趣附加了种种鲜为人知的细节和材料；同时，故事的动机和结局还可能产生种种相异的解释版本。《雨季的感觉》或者《蚌壳》的情节之核——派生一系列后续片断的缘起，或者一系列片断的汇聚之处——深藏于多重叙述角度的交叉地，迟迟无法明朗。多重叙述角度的设置无疑削弱了故事的必然逻辑。人们常常会不由自主地表示怀疑：某一个眼光对于故事的诠释是否可信？这个意义上，《相遇》企图呈现的不同眼光来自不同的文化视角。不论是西藏人还是英国人，他们无不顽强地坚持自己的文化圈对于世界的解释。这种文化“相遇”的后果是，谁也无法进入对方的历史。这甚至使征服与占领成为一种徒有其表的形式。
　　另一些时候，即使格非表面上维持某种单独的叙述角度，故事的核心部位仍然付诸阙如。《迷舟》之中的萧到榆关做了些什么？《青黄》之中换麦？糖的老人雨夜到什么地方去了？“青黄”的所指是什么？格非的小说坦然地遗留了这些情节的空缺。在他那里，神秘空缺的存在本身即是世界的正常状态。的确，谁又敢于声称，世界已经一览无余？
　　现实总是已然的，不可修改的。人们甚至不可能任意地挪移现实之中的一枚螺丝钉。人们总是得到通知，这样的现实即是生活的整体；人们将必然的历史形式赋予已然的现实，这样，现实成为人们必须无条件接受的庞然大物。格非的小说试图将人们从这种现实的劫持之中解救出来，遁入另一个空间。这时，纸上的王国隐含了一种尖锐的挑战意图：已然的现实不一定是惟一的可能。还有某些可能潜伏在现实的表象背后，如同冻僵的种子。既定的意识形态或者叙述机制封闭了这些可能，从而使已然的现实成为惟一的合法者。纸上的王国突然打开了某些观念的枷锁，现实再度变得不那么确定。于是，偶然开始闪烁，想像急速启动，命运和历史赢回了重新解释的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