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两代人的青春之歌

　　去年五月，王蒙给了我们《风筝飘带》，那随着“屁股帘儿”上下翻飞的青春之歌，在寂寞中透着热烈，在忧郁中含着欢欣，多么象一阵清新的春风！今年五月，王蒙给了我们《深的湖》(载《人民文学》一九八一年五月号)。他领着我们追踪八十年代的大学生杨小龙的思绪，深入到一个充满父与子的矛盾的知识分子家庭，让我们倾听两代人的音色各异但仍不乏共通之处的青春之歌。这两支青春之歌，在一个波光粼粼、明丽温柔的湖上汇聚在一起。它引着我们透过湖面的“泡沫和涟漪”，探寻那湖水深处析出的生活之盐的晶体。这些晶体上，映射着多少时代的光彩呵！
　　有的同志读了《深的湖》，认为王蒙是在为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说话，以五十年代的父辈的“深”，来衬托八十年代的子辈的“浅”。其实，这看法过于表面了。我觉得，对于杨小龙这一代人，作家在给他们额上涂抹着清凉油、对他们投以波俏的嘲讽的同时，也嘘以爱抚的气息，赞美他们的热情、纯真和勇于自省。而对于杨恩府这一代人，作家在透过外形的俗揭示其内心世界的美，展现其对生活的认识之深的同时，也不时把镜子和清凉油递上，让他们热辣辣地一瞥脸上的蒙尘。作家笔下的两代人的青春之歌，是从时代的漩涡中飞出，在时代的推动下行进、高扬、汇合的。他是在赞美青春、赞美生活、赞美时代。
　　小说是以杨小龙为第一人称写的。但它和《夜的眼》、《春之声》、《海的梦》等以人物在一段特定时间内的情绪变化作为谋篇布局的主线的小说不同。它是更加深广地展开了两代人的生活经历，更加精细地刻划了人物性格及社会环境，同时集中表现人物对生活的认识的深化，表现他们的激情、内省和对广泛的生活现象的沉思、反应。人物的锋利的眼光迅速掠过一个个年代、一个个生活领域，故事的展开仍保持着作家那种跳跃性很强的叙事风格。就在这种人物跳跃式的倒叙中，杨小龙和杨恩府的个性、内心世界得到了充分的表现。
　　杨小龙有一个美好的童年。那童年有着一种“娇嫩的洁净”。他曾经在湖水里寻找童话中美丽的境界。然而在他该上学时，生活的风暴就把他卷进去了。在爸爸的画室里，他上了认真而荒唐的人生第一课。——爸爸在天真而盲目的红卫兵姐姐们的勒令下，居然在颧骨上画上了耳朵。这以后是唱“老三篇不但战士要学……”的中学时代。是农场知青点里那“漫天的风沙”和麻木、阴郁的生活。终于迎来了一九七七年十一月的高校招生考试，于是他成了八十年代的大学生。这样的经历说简单还真有点复杂，说复杂其实也很简单。有意思的是杨小龙在一九七八年那一次使他“几乎垮掉”的“沉重的经历”。这一场心理危机使杨小龙这一代人的长处和弱点统通暴露了。当杨小龙发现父亲把自己青年时代那充满“青春，新绿，湖光，追寻和幻想”的油画《湖畔》轻而易举地用“幼稚，肤浅，单薄，小资产阶级情调，没有多大意思”等俏皮话否定掉的时候，他感到自己象“一个皮球，被扎了洞，泄气了”。他感到自己“上大学以后刚刚觉醒的对于美的向往、追求和爱，被粉碎了”。于是他体味到觉醒之后失望的痛苦。他愤激了。杨小龙的这种愤激，虽然有片面性，但显然有历史的合理性。他有一段用辛辣而痛苦的语言，描绘“四人帮”横行时社会生活的麻木和青年们在“快乐而满足”的世俗生活掩盖下的心灵空虚的内心独白，这段内心独白真是惊心动魄、值得健忘的人们深思的！人们曾经怎样麻木地酣睡过呵！这是不应该淡忘的历史教训。是的，中国人民曾经和“四人帮”进行过英勇的斗争，而且“四人帮”也正是在党领导人民发动的斗争中覆灭的。这也是历史事实。但这个历史事实不应该成为我们每一个或深或浅地被蒙蔽过的人的精神安慰，不应该成为掩盖历史教训的帷幕。为了前进，必要的反顾是不能回避的。杨小龙在反顾了那一段辛苦、麻木、恣睢的生活之后说：“当我睁开了眼睛，当光明照亮着一个又一个的角落，当各种人和事以他们自己的面目凸现出来：这一切就变成不可忍受了”。这种不可忍受的感觉，是八十年代青年的最可爱之处。他们对生活的认识，当然不能说是很深邃、很全面的，但他们以青年的敏锐和纯真，对刚刚逝去的那一段“四人帮”的阴影笼罩着的变态、荒谬、痛苦的社会生活，投以最深最烈的诅咒。他们有一条警醒着的神经，使他们善于察觉“四人帮”时期一切遗污的那怕是最巧妙的故态复萌；他们有一种无畏的勇气，敢于对一切这样的故态复萌迅速作出抗争。就这一点而言，他们是党肃清极左路线的流毒的艰苦斗争中可以依靠的先锋。正是对真、善、美的向往、追求以及与一切联系着“四人帮”的假、恶、丑的决绝，构成杨小龙性格发展的内在动力。他终于能达到对自己的较为清醒的认识，也是由他的思想性格的这一基本因素决定的。
　　但是，杨小龙毕竟是一个入世未深(虽然他天真地自以为阅世很深)、缺乏社会生活经验的知识青年。他锋利地看到社会生活中某些庸俗、虚伪、丑恶，但他夸大了这些东西的地盘，也不能清醒地认识自己在生活中实际所处的位置。当他戴起了契诃夫的夹鼻眼镜，用那颗敏感的、温柔的、高尚的心发现着和透视着一切庸俗的时候，当他写着“时间令我识破了那么多虚伪丑陋，心中便只剩下了冷漠与虚无”的时候，他多少暴露了自己那“娇嫩的洁净”(这洁净其实是脆弱的)多少有一点“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诗强说愁”的味道。他的可爱之处，在于他自以为是“冻僵的百灵”(其实未必有这么严重)而仍然执着地“歌唱春之树”，向大地呼唤自己的“纯真”、“青春”和“爱慕”。而他的弱点，就在于他毕竟还太嫩，还不太懂得生活。所以，当他父亲指出他“善良”中“有点软弱”，要他“告别那娇嫩的洁净”时，是切中了他的要害的。在父亲那一支表达对生活的湛深的见解的人生战歌面前，他那种伤感诗显得那样飘忽和稚气。
　　当然，使杨小龙对生活的认识深化起来的，未必就只是父亲那一首诗。社会生活从七八年到八○年这两年中的急剧的发展，父亲精神面貌的变化，在大学里有着最敏锐的反响的思想解放运动，这一切，大概都应该是催促杨小龙的人生见解发展变化的酵母。可惜作家对这一点没有给予足够的艺术表现。到一九八○年春天，杨小龙已经不是那个写伤感诗的杨小龙了。他已经告别了温柔地叹息着的契诃夫，不再高喊：“人们，我是爱你们的，然而，你们的生活是太庸俗了”，而是能尖锐地指出“把一切都看得那么庸俗本身，莫非也是一种庸俗么？”他也已经不再让所谓“不尽悲歌”萦绕在心头了，而是意识到这是“无聊而又无用的老式伤感，这种伤感的牌号比张小泉剪刀的牌号还要老两千年”。他对生活、对自己，都持一种审视深思的态度。他“内心里好象有一种疑惑”，而对于这疑惑本身，“又是一个疑惑”。这不是陷于怀疑主义，而是在对世界持审视批评态度的同时，也对自己持审视自省的态度。这比一味地反庸俗、空洞地追求纯美的态度强多了。杨小龙并没有放弃对美的向往追求，也没有与庸俗妥协和解，他是如实地认识了现实生活，看到过去他以为是庸俗的某一些事物，其实是不能划在庸俗的事物范围里的。在那一场关于黄花鱼和爱情的别开生面的争论中，杨小龙的意见是：“我爱红叶，我不希望我在看红叶时受到黄花鱼的干扰，但我希望在食堂或者家里的饭桌上，隔长补短地有干烧黄花鱼出现”。就对爱情的认识而言，这意见当然不如“具有丰富得可疑的学识和经验”的锦红来得深刻。但不把为黄花鱼操心笼统地斥为庸俗，这却是杨小龙的进步。我觉得，小说中关于庸俗和美的关系的发挥，是最足以表现此篇的哲理深度也最耐人寻味之处。在生活中，在小说中，在新诗中，我们经常可以听到愤世疾俗的调子。这种调子在尖锐地提醒我们生活中还有许多庸俗，还要为更美好的生活而斗争方面，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但是，物极必反。一味地在群众耳边叹息着：“人们，你们可生活得不太好呵”，听多了也叫人腻烦。何况，有一些被指为庸俗的东西，其实是群众现有的生活条件所决定的东西，并不真是庸俗。挑剔太甚，就流于忮刻，令人发生杨小龙式的疑惑了。而有些被目为纯美的东西，其实是少数人的孤芳自赏或洁癖，并不真是纯美。鼓吹太过，就流于飘忽，使人不觉警惕地采取杨小龙看美展时实行的“保持距离法”来了。而夸大了庸俗的势力范围，就难免掩盖了生活中的美，得出杨小龙一度服膺过的偏颇结论：“最真实也最坚强的，不是美，而是庸俗”了。对美失去了信心的人生哲学，又怎么能给人民以力量呢？从杨小龙这个形象身上可以看到，生活在前进，作家也在前进。如果说《风筝飘带》中的素素过于愤世疾俗，她和佳原在感到不被了解的苦恼时，从外界感得的多是冷意，因此只能从自己的奋发和追求中温暖自己的话；那么，杨小龙和他的伙伴们，却已经能从时代的春之声中，从与父辈的心灵沟通中，从对生活的沉思和反省中，悟到了人生之湖中更深处的一些东西。杨小龙们已经不象佳原和素素那样，处于一种尴尬的不被了解的境地，被动地让作家为他们呼吁了，而是主动地去了解父辈，积极地去寻找两代人的共同点了。他们开始自省到自身也有弱点，到头来也有需要向父辈学习的地方。杨小龙说得好：“这次是轮到我自己用清凉油了，无论如何，是我甚至于瞪着眼却看不见爸爸创造的猫头鹰的深眼窝。”他的自省是多么坦率，多么真诚呵！这样的年轻人是可爱的。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青年人既要勇敢又要谦虚。我们的勇于探索、勇于创造、勇于批评、勇于拒俗的年轻朋友们，难道杨小龙的自省不能使大家从中得到一点启示吗？八十年代的有为青年既是时代的尖刺，又是人民的孺子，他们的身上，是应该结合着海燕的勇敢和黄牛的朴实谦逊的呵！他们是既应该，也能够和父辈携手前进，去追赶那辉耀在生活征程上空的那颗最明亮的星星的。
　　现在该来稍微谈谈父辈了。杨恩府这位父亲，是写得很有特色，写得满有意思的。虽然作家让他那一曲人生战歌在力度和深度上压倒了杨小龙的伤感诗，虽然作家让他创造的猫头鹰的深眼窝成了杨小龙自省的触媒和进一步探寻的对象，但其实，这位父亲也经历了一个失去了他在生活中的位置，让庸俗(真正的庸俗，不是关心黄花鱼和紫菜之类的琐事)侵蚀过自己的身心的阶段。你看，他是那样“浑身哆嗦”地在几个小红卫兵的勒令下画上耳朵；他也对儿子说过“书读多了会变蠢”；而且，在一九七八年，当他听到儿子提起自己青年时代的油画《湖畔》时，他曾用极其冷漠的调子贬抑自己的画，使满腔热情的儿子伤透了心。这一切，说明历史风暴刮起的尘土，也蒙上了他的心灵。只是到被落实了政策，生活开始欣欣向荣的时候，他才“笑声多了，看书多了，沉思也多了，胸部好象也稍稍挺起了些”。于是他开始搞雕刻了。他把想象和激情贯注在创作中，在他雕的猫头鹰的深眼窝里，“他把他们那一代人的悲哀和快乐、渺小与崇高，经验和智慧，光荣和耻辱……还有其他的一切的一切，全装进去了”。这个深眼窝成了他内心世界深度的象征。他毕竟曾经找到过如今又找到他在生活中的位置，他有属于他的明亮的星星。可以说，在穿越了历史风暴和世俗泥淖之后，他对生活的认识更加深刻也更加坚定了。这样一个既俗(外形)又美(内心)的父亲形象，是作家广泛观察了生活之后成功的艺术概括。杨恩府写的那一曲热爱生活、与生活搏战的高昂战歌，可以说是作家从汹涌激荡的人生之湖深处取出的盐粒晶体。“告别那娇嫩的洁净”，如实地看取“混浊”、“肆虐”的生活激流，这对于青年一代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在青年们的心田中播撒精神文明的种子，要培植他们对美的追求、向往，但也要如实地向他们说明，生活并不是玫瑰色的温柔的梦，也不是浪漫的抒情诗。有时，她也会“捉弄你”，“嘲笑你”，“什么也不给”；有时，她也会“踢打、嘶咬、摔你个鼻青脸肿”；征途上有的是海浪和狂风。因此，要做生活大海中的弄潮儿，必须对生活有执着的爱，有拥抱的力，要准备去战胜生活，用不懈的追求和奋斗，去赢得“生活这个野姑娘的爱情”。在人生的战场上，“娇嫩的洁净”之无济于事，已经被历史多次地证明了。历史的前进是螺旋式上升。八十年代青年们的青春之歌，应该恢复五十年代青年们那种追求光明和美的激情，但也要吸取父辈的人生经验，再也不要迷恋那“娇嫩的洁净”了。青年们应该在一个新的历史高度上、在更坚实的基础上，以热烈的心和清醒的脑，去顽强地开拓生活的路，去唱出更有力、更嘹亮的青春之歌。在我们的生活中，处于各个不同的年代层次上的各种父辈和子辈，都有自己的青春之歌，而且互相激励、互相丰富、互相融汇，一起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前进，这是多么好呵！
　　在《深的湖》中，王蒙独有的那一份对生活、艺术、人类经验和感情的丰富知识和精辟见解，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在这种非凡的识力的基础上，王蒙锻造了他独有的文体。这种文体汪洋恣肆、奔腾跳跃、五光十色。它粗看乱七八糟，细品却自有法度；它如火如荼而又如诗如酒，既能让你拍案惊奇也能使你五内俱热，既能让你忍俊不禁也会叫你蹙眉深思；它句式参差，长句如飞瀑，短句似蹦豆，有极大的弹性和张力；它造语奇崛，雅言和土话混杂、纯美和极俗并陈，色彩斑驳变幻却仍能浑然和谐。王蒙运用这种文体，使他的小说披了一件似乎光怪陆离的百衲彩衣。但在这彩衣下跳动的，却是作家那贮满了经验和热情的纯正的心。对于这种特殊的、无疑具有丰富的表现力的文体，应该有深入的研究和探讨，但那不是这篇读后感所能包含的了。
　　一九八一年六月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