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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 1979 - 2008 全部文章
《读书》杂志 1979 - 2008 年全部一万余篇文字,查询最少输入两个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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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晚清女性死亡的叙事
栏目
短长书
作者
杜新艳
期数
2004年04期
与正常的死亡相比,意外的死亡更容易吸引人们的注意力,那些具有神秘背景和传奇色彩的死亡因此也被赋予了更多的社会功能和意义。在晚清这样一个特殊的时代里,天灾与人祸、国难与战乱威胁着个人和群体的生命,死亡时时悬在人们心头。国破家亡之际,大量文学作品都描述了那个时代阴霾的惨状,如吴趼人著名的《恨海》,已透露出了历史和命运对个体的主宰和践踏之残酷。而作为“奴隶的奴隶”的奴隶,处于绝对弱势的女性群体,她们的生存景况更加悲惨。在男权社会里,这毫无疑问是一个事实。时人对此也有描述,只是与时代文学潮流相比,其与社会现实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疏离和缝隙。晚清文人对女性死亡的叙事因此更值得玩味。它所具有的社会功能和意义,可能会透露出另外一种事实,隐蔽而深刻的真实。
在传统社会里男性可以“立德、立言、立功”而“三不朽”,传统社会给予女性的专利却是贞烈。贞烈几乎是女性进入历史的惟一理由。正史、方志之外,关于女性生平事迹的文字还存在于程式化的碑传铭文中。在程朱理学“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感召下,通过经典启示、榜样模范、旌表称赞以及民间传颂等训诫的力量,不仅女性的社会生活,就连个人生活也被严格地规范下来。传统宗族制的社会组织结构比较利于直接控制女性,贞节牌坊是家族获得社会名誉的一个重要方面。特别是明清时期政府权力机构的奖励制度,具有一定的伪善性和诱惑性。这样,从意识形态到社会实践,整个社会形成一张天罗地网,女性匍匐在底层,忍辱负重地生存着。作为补偿,女性贞烈事迹也得以表彰,并留存于骚客文人笔下。而千篇一律的贞烈事迹究竟有多少实际意义,也很值得怀疑,虽然那些用生命的代价谱写的故事本应很感人。更何况在明清文官科举考试制度化和方志的标准化等文化背景下,对贞烈事迹的描述本身就具有标准化和模式化的特点。在这样的背景下,晚清的女性死亡故事又将如何呢?
近人吴保初《北山楼集》中有《姚烈妇挽诗并序》记载道:烈妇王氏,……归同里郡生姚延翰,事翁姆以孝称。初,烈妇于归之日,即里中黄贞烈绝粒殉节之日也,烈妇闻而悼之。尝询其夫曰:“贞烈之死何如?”其夫曰:“可谓难矣。”年二十九,夫卒,烈妇亦遂绝粒,誓以身殉。或尼之曰:“非夫志奈何?”烈妇曰:“已心许之矣。”闭目不食数日。或又曰:“得毋虑贫乎?”曰:“穆宗升遐,皇后及部臣皆从死,君臣夫妇,义一也。不然,若毅后之富有四海,又何以死哉?”饿十三日,从容含笑而逝。时光绪二十四年三月而是日也。有司奏闻,旌如例。余善其父,故知之最详。在小序末尾作者特别强调了此事的真实性与可靠性,以区别于无面目之辈。且不论其真伪,值得注意的是姚烈妇夫妇关于贞烈的讨论。其夫含蓄地承认贞烈之死“难矣”,还算有人性。但这并不等于否定,反而是一种肯定,一种赞许,可以想像其内心的矛盾心理,想望又怕不可及,爱惜妻子也渴望美名。相比而言,烈妇的理智与从容让人敬佩,特别是“君臣夫妇,义一也”之论,更使自己的献祭得到升华。
王先谦之《葵园四种》有《书<彭烈妇行状>后》一文。彭烈妇的故事也是一个以死表达自己高尚志节的故事,不同的是,她面临着世俗的诋毁和污蔑。所谓“较然不污其志,乃众目附和无稽之辞,从而蔑之”。(《葵园四种》,岳麓书社一九八六年版)彭烈妇被人污蔑的原因,只是由于种种事故,她比丈夫晚死了二十六日!世人对于女子的要求未免太过于苛刻,给予女子的荣誉未免太过于吝啬。更何况这一切,对于已经逝去的生命来说已经没有意义。王先谦不由感慨:“后来褒扬崇饰,此自圣天子阐幽励俗之大权,而荐绅先生有心世道者所不容已,烈妇何与焉!”
吴保初的诗写道:“怆恻辞亲日,从容绝粒时。九原心早许,一死帝知之。世乱思臣节,家贫仗母慈。儒门有风烈,如见古须眉。”又《姚烈妇挽诗代》云:魂兮魂兮应有知,定生圣贤匡明时,救焚拯溺起疮痍。重整地轴扶天维,不然虚负做男儿。“儒门有风烈”的安慰,“世乱思臣节”的期待,“不然虚负做男儿”的指向,都明显透露出男性立场和男性视角,以及对男性社会角色和男儿气质的呼唤都昭然可见。贞烈之死,不用在对女德的期待上,反而期待男性气质的觉醒,这应该说是对女德故事的一个突破。虽然,妇女义烈本来也就是在君臣父子的意味上被界定的,“人虽蠢悻顽犷,骤闻忠臣、孝子、妇女义烈事,未有不慷慨动色,肃然起敬。非人情之好异,诚有触于天理之同而不忍为异也。”
吴保初的记载还为我们提供了相关故事背景的提示及其规范启迪的力量,“里中黄贞烈绝粒殉节”之事不得而知,穆宗皇后殉夫之事却风有传闻。《清稗类钞》之“孝哲后殉穆宗”条:“孝哲后以片纸请命于父崇绮,崇批一‘死’字,殉节之志遂决。或曰:孝哲痛不欲生,旦夕悲痛,两目尽肿。崇入视,因奏曰:‘皇后如此悲痛,可即随大行皇帝去矣。’崇出未移晷,而孝哲崩。”据《清史稿》载,“庚午,葬穆宗于惠陵,孝哲后”,可知,皇帝皇后合葬属实,至于穆宗皇后如何殉夫之事不甚详。《清通鉴》所载却为:“光绪元年二月戊子,皇后阿鲁特氏病逝”,看来其中另有隐情。而《清稗类钞》和吴保初《北山楼集》把此事附于传统的贞烈之死故事中,是因为以皇后而殉夫显然比民妇之死有更强大的社会功能。
《清稗类钞》另一则类似的逸闻是“李闰自刭殉夫”的记载:“浏阳谭复生京卿嗣同之夫人李氏,名闰,为篁仙观察之女。幼娴内则,博极群书,复生尝叹为明达。集历朝列女传,各系以论,于明椒山夫人乞代夫死事,论曰:“明太祖、成祖皆不学无术,任刑法以治天下,其流弊足以利小人而害君子。严嵩、魏忠贤相继而起,流毒善类,卒以亡国。而椒山以迕嵩父子,屡被廷杖,血肉狼藉,筋断骨折,备诸惨酷而死。方是时,贼党布满朝列,暗无天日,杨夫人欲白其夫之冤,疏虽十上,必不能达。为杨夫人计,惟有以疏结诸发际,怀匕首诣宫门自裁,以代夫死,或可感悟皇上”云云。及复生殉光绪戊戌之难,夫人舆入湘抚署,跪地痛哭,袖出寸刃自刭,颈血溅陈右铭中丞衣袂而死。”
事实上,李闰在谭嗣同死后虽然极度悲痛,常常哭泣不止,却并未如故事中那般“跪地痛哭,袖出寸刃自刭,颈血溅陈右铭中丞衣袂而死”。而“李闰自杀”的谣言,大概也是与谭嗣同之死的轰动效应有关,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民间心理,即对忠臣烈妇的期待和呼唤。《清稗类钞》收集传闻,虽不足信,却能体现一般民众的心理。又如“春桂一子自刭殉夫”一事,故事的主人公是光绪中叶的一个妓女春桂一子。春桂一子夫死料理丧事“色不甚戚,群以为疑,或有议之者。某日,治葬方毕,春桂一子突于坟次出利刃自刺,血四射。众骇愕甚……”虽然这个故事在观念和精神上并没有什么新鲜的内容,但其叙事之细腻、描述之逼真、场面之血腥却让人咋舌。
普遍的以身殉夫故事与戕害身体的情节在晚清并没有发生变化。但关于贞烈之死的女德故事在非常时期会更加迫切,明末女德故事得到进一种强化,虽然没有实质的变化,但在延续中也染上一些时代背景。如吴保初和王先谦诗文中有意混淆男女性别之分,在传统的女德故事基础上生发君臣大义,特别是诗文背后对男子殷殷的期许就很值得注意。女人与血肉无疑是制造奇闻的两大要素,也是文人的兴趣所在,但在强烈的感官刺激和欲望的发泄中,也寄托了个人(确切说是男人),对于国家群体的焦虑和期望。在戏剧化的近似于仪式的情节描述和程式化的女德故事中,透露出时人对于国体与身体、贞节与臣节的焦虑,并寄托于一种重叠与交错的处理方式。在公与私、男与女的错位中,成功地将这种情绪减弱,甚至也间接表达了洁身自好、明哲保身的期望。对于关注女性死亡的叙事者来说,这恐怕也是一个重要的社会功能。
然而叙事者将置时代的新女性于何地呢?仍然以吴保初为例,且看对自己的亲生女儿他如何期许。《元旦试笔示二女弱男亚男》一诗云:比干剖心死,龙逢丧其元。行谊虽则美,肢体究不完。而父师孟轲,上书尝责难。获全其首领,沉忧摧肺肝。女勿学而父,而父徒空言。西方有美女,贞德与罗兰。首先,对于“剖心死”和“丧其元”的做法,也肯定其义烈之美,却对这种“肢体不完”的身体戕害表示遗憾。这种理论资源来自传统,但转借在女性身上用于对抗惨烈之死,有说服力也有时代内涵。其次,传统社会“父亲”对“女儿”的期待是一种社会性的期待,就是把她当成一个女人,一个“三从四德”的未成品,然后把她交给另外一个男人,让她实现“三从四德”的理想,这也是他为她设计的理想的幸福生活。但“女勿学而父,而父徒空言”,他对女儿的期待中,首先是把“女儿”当作一个独立的主体,把“父亲”对于“儿子”的期望——子承父业,默认为对“女儿”的期望,并进一步在否定自己的基础上,为她们树立了更高的榜样——“西方有美女,贞德与罗兰”。这首诗作于癸卯元旦也就是光绪二十九年,西历一九○三年,我们因此可以感受那个时代的新奇氛围和新鲜内容。
晚清志士文人在提倡女性解放的同时,也借用了传统叙事,只是突出了自己的旨趣。金天翮《女学生入学歌》(其三)所歌唱的“缇萦、木兰真可儿,班昭我所师。罗兰、若安梦见之,批茶相与期。东西女杰益驾驰,愿巾帼,凌须眉”。凭借死亡为自己立传扬名的贞烈女子毕竟不足取,缇萦、木兰、班昭显然已经偏离贞烈之旨,但是更具风云激荡气息的还是西方传奇女杰的故事。贞德以弱龄女子之身,跃马疆场,指挥若定,最后被俘牺牲、慷慨赴死,在晚清也获得了普遍的尊敬。
从异域流传来的外国女志士故事,显然更受革新派志士文人的喜爱。梁启超《罗兰夫人传》渲染了侠骨丹心,罗兰夫人以一介女流,与丈夫一起参与法国大革命,却被激进的雅各宾党人送上断头台。它的感染力,不仅因其爱国爱自由的思想和革命精神,也在于女子爱国和血溅断头台的精神刺激和感官刺激。“巴黎狮吼女罗兰,卷地风潮宝袂寒。我爱英雄尤爱色,红颜要带血光看。”(么凤《咏史八首》之七)在救亡图存的时代对爱国革命的向往和对慷慨赴死的渴慕,在虚无党故事中也得到了充分的表露。特别是女性之为俄国虚无党中坚力量这一事实,对晚清志士更是一个强烈刺激,相关的新闻报道不断见诸报刊,传奇的传记小说也在坊间辗转流传。最著名的人物便是苏菲亚,于是,这位血统高贵而又献身革命、流血牺牲的女性在晚清赢得了极高的崇敬。除了各种传记之外,金一的《自由血》、罗普的《东欧女豪杰》都是很有影响力的文学作品,甚至著名的《孽海花》也不忘穿插一段苏菲亚的故事。
西方的贞德、罗兰夫人和苏菲亚都是人们塑造出来的楷模。外来的女性英雄楷模的出现,也呼唤着与之相应的新的时代女模范的出现。于是,秋瑾、惠兴、胡仿兰等人的英烈事迹在真实的死亡事件和再造的死亡故事的阴阳交错中潜藏着时代的风云际变、国家的前途命运以及女性的生存空间和民族意识等现实实在的问题。但是真实的问题却往往隐藏在叙事的背后,与介绍西欧东欧女豪杰之不相称的是,在叙述这些时代新女性时,来自传统的女德故事本身严重地损坏了这些新女性的形象。在新女性的义烈死亡之举和文人叙事的悲悯之心中存在着明显的裂缝。
以惠兴以身殉学为例,惠兴一九○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自杀后,《申报》于十二月三十日即刊出题为《惠兴女士为女学牺牲》的消息,详述其死情:杭州惠兴女士为故协领昆璞之女,附生吉山之妻,十九岁夫亡守节。因读南皮《劝学篇》,大有感奋,遂以提倡女学自任。光绪三十年六月二十六日,延当地之有声望者多人,商论创办学校之事。是日,氏忽当众前袒一臂,用刀割肉一片,誓曰:“今日为杭州旗城女学校成立之日,我以此血为记念。如此校关闭,我必以身殉之。”遂于九月十六日开校。校中经费,虽杭州都统德捐洋四十元,又拨公款八十元,留东八旗同乡会会员捐洋百元,端午帅随员喜捐洋五十元,八旗众官捐洋十元八元,以及零星捐款,统计约得三百余元,卒以无长年的款,支持甚难。今秋复以款绌,致课期时有间断。氏以此校无起色,由于无长年的款,而请款颇费踌躇,郁郁者非一日。继期请款之必得,遂密缮函八封,藏于桌内,复缮禀一扣,开办女学四柱账单一纸,预先服毒,欲乘舆赴两堂递禀。家中人见其神色有异,继而查得茶碗中有烟迹,遂大哗,唤同戚友竭力救治,已不及矣。氏临气绝时,开目尽力言曰:“此禀递上,有长年经费矣。”遂死。年三十五岁,时为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这段文字中残留着许多传统的女德理念和自残自戕故事,而传统的叙事方式更加使人难以区分它与其他贞烈之死的故事的区别。《清史稿列传二百九十六烈女二》就这样记载:“吉山妻瓜尔佳氏,名惠兴,满洲人,杭州驻防。早寡,事姑谨,尝肱疗姑疾。光绪季年,创立女学。逾年,赀不足,校将散,乃饮毒具牍上将军,自陈以身殉校。”但是读过她的“众学生鉴”就会发现事实远非叙事那么简单:“愚为首创之人,并非容易。自知力薄无能,初意在鼓动能事之人,如三太太,凤老太太,柏、哲二位少奶奶,以热心创此义务。谁知这几位,都厌我好事。唉!我并非好事,实现在时势,正是变法改良的时候。你们看汉人创兴学务,再过几年,就与此时不同了。你们不相信,自己想想,五六年前是怎样,这两年是怎样啊!我今以死,替你们求领常年经费,使你们常常在一处上学。……你们不必哭我,只要听我一言,以后好好事奉先生,听先生教训,总有益于身的。与外人争气,不要与同部人争意气,被外人笑话。话长心苦,不尽所言。十一月二十三。”惠兴办学孤注一掷、以死力争的决心,刚烈义侠的气概是受汉人排满和汉人办学的激情刺激而生,其中的满汉矛盾和民族意识都是不可忽视的。而传统的叙事方式完全遮蔽了这个女子的真实意图。
秋瑾为革命牺牲后引起巨大反响。一九○七至一九○八年可称为文学上的秋瑾年,出现了一批可称为秋瑾文学的文学作品,她断头流血的轩亭口也被符号化了。众多的文学作品,如萧山湘灵子的戏曲《轩亭冤传奇》,吴梅的《轩亭秋杂剧》,静观子的小说《六月霜》,都基本处理秋瑾为冤死,以弱女子形象抵抗政府暴力,被政府任意摧残至死,却未突出她渴望流血牺牲、为革命献身的意志。在胡仿兰一事中则表现为胡仿兰被公婆逼死后,报刊大放厥词,议论纷纷,但是在放足和女学之外,争取女性最基本的生存空间的问题却未被突出,仍然是传统的叙事框架,比如弱女子的形象、被逼至死的情节和戕害身体的细节,以及叙事风格、整体上所营造的背景氛围等等,使得人们容易被叙述本身迷惑,而未能深究其中的深意。惠兴之死的叙事者,可能是出于掩饰当时愈演愈烈的满汉矛盾;秋瑾之死,叙事者可能是出于被迫,不得不掩饰其从事革命的事实;至于胡仿兰之死,也不得不考虑到当时民众的接受程度。出于种种现实的无奈,依托于传统的女德故事,并求助于催人泪下的通俗文学处理方式,人们再次通过对女性死亡的叙事实现了对事实的掩饰和情感的转化。
晚清人对女性死亡的叙事方法,可简单分为两条路线:一种是变平庸为模范,主要是史传和方志以及文人传记的笔法,只是在有寄托的叙事者那里也掺杂进许多时代的思考;一种是变先进为中庸,这更多地见于晚清新闻传媒及顺应文学改良思潮的作品中,它们仍然要借助于传统的叙事方式来容纳时代的新气象。强大的传统女德叙事模式被延续着,女性死亡本身所具有的强烈感官刺激更是始终不变的,这是叙事的需要。而两种叙事路线中也都隐约折射出时代之光,在其中,历史命运、国家命运和女性的命运变化还是可以细加分辨的。
晚清女性死亡的叙事
“道”之“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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