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珠海开会回来，我听到了噩耗：珏良突然去世了。
朋友们都叫他“珏良”，说起他来，都感到亲热。他同什么人都能相处，文革当中他受着“管制”，但是一等能够脱身，就在学校附近的小饭馆里喝着啤酒，同乡下人聊天。青年学生喜欢他，因为能同他谈诗，谈人生，他比一般长者更愿倾听他们的吐诉。
我同他是一辈子的朋友，从一九三五年在清华上学到后来在外语学院任教，一直在一起。同他在一起我感到舒服，有什么有趣事也总要先告诉他，听听他的想法。我们经常一起去买书，买完了就找家饭馆喝酒吃饭。一九四六年夏我从昆明回到北平，他花了一早晨把我带到门框胡同去一家又一家地吃北方早点。那些日子里我们总在一起走路，边走边谈，因此也不怕路远，有的时候就在学校附近的田野里转着大圈子，也是边转边谈。
谈不完的话里，一个经常的题目是文学艺术。他讲究书法——他的长兄一良在挽联上说他“诗精中外，书追晋唐”；他收藏墨、帖、砚，有一度同藏墨家如张子高先生等往来甚勤。至于赏画，则其余事了。有一次我们在荣宝斋附近一家旧画店里看见一幅赵孟頫《人骑图》的木刻复制品，红袍白马，分外别致，看了好久，只因要价太高才没买下。
当然，我们又都是学外国文学的，长期以来教英美文学是我们的职业。珏良在这个方面是一个真正的专门家。他在清华师从吴宓和温德，在西南联大师从钱钟书和燕卜荪，在芝加哥大学师从R.S.克雷因和其他“新亚里士多德主义者”，加上他的天赋和家
学，使他成为一个既能欣赏又能分析、既有文学的史的学问又有理论的学者。
在文学教学上，他着重“细读”本文。这里有着四五十年代美国“新批评派”的影响；但是不同于新批评派，他早就指出仅仅盯住本文是不够的，还得着重内容和大的意义。他着重文献学，他在家庭里受到的关于中国文献学的陶冶使他能把它同西方现代目录学结合起来。讲到理论，在年长一辈的教英美文学的教授中，他是较多地关心西方当代新理论的一人。一九九○年他再度出国去芝加哥，就是为了要同美国一些新锐学者在一起，讨论解构主义等新学说。他对这些学说并不一下子全盘接受，他也不是一笔抹杀，而是想仔细读几本原著，接触几位创始者，较多地了解一下事情真相。
而在这样做的时候，他有两大优势。其一是由于熟悉西方传统学院派、新批评派、新亚里士多德主义者等的成就，他对于当代新文论的背景和渊源比一般人清楚，善于把它放在适当的历史地位，既不为其新奇所惑，又不会看不出其发展的意义所在。另一个优势是他在中国古典文论方面的修养使他能够有超越西方的另一种标准来判别事物，不至于受一时时尚的操纵。
这两大优势集于一身，在时下学者中是不多见的。但珏良还有一个长处，即肯做教学上的基础工作。在北京外语学院，年过七十的教授里一直为本系学生开基础性文学课的只有珏良一人。而这门课并无堂皇的名目，只是简简单单的“文学分析”。他上课不采取讲演方式，而以讨论为主，由他挑选若干首诗和一二部长篇小说，提出若干问题，要求学生思考、分析。他的插话和评论常是简短的，随意的，几乎是不经意的，然而是风趣的，发人深省的。他所贵的是一种苏格拉底式的交流，而不是灌输。多少研究生就是通过这门课找到了文学研究的入门之阶的；由于它的实际用处，这门课年复一年地开了下来，一直开到珏良去世的那天。
在个人研究上他近年来致力于中西学问的结合。在北外出版的多语种学术刊物《文苑》上，他发表过两篇英文文章。一篇是《红楼梦研究叙评》，把一九七六——一九八二年间我国研究《红楼梦》的书目、作者和续书者传记、作者问题、脂评和其他评点、影印古本、新出版本、译本、评论性书籍和文章、以及关于曹雪芹的佚著和遗物发现等方面作了一个批评性的总结，其中脚注一百零九条，涉及书籍文章一百二十种。这是用英美新目录学的方法写出来的一篇学术综述——正是国外研究界最为重视，往往要推举最有成就的学者来执笔的一类文章。
另一篇题名《河、海、园》，比较了三部世界名著，即《红楼梦》、《赫克贝里·芬》和《莫比·迪克》。这三部小说在种种不同之中有一个相同之处，即它们的主人公都选择了一个封闭的世界——大观园、密西西比河、捕鲸的大海——来追求自己认为最有价值的东西，一旦遭遇外面那个异己的世界侵入，就发生冲突，造成戏剧性的场面。换言之，园、河、海不止起了描写人物性格和创造气氛、烘托行动的作用，更重要的是提供了书的结构原则。
文章的结语是：
既然在三部写于不同时期而民族和文化背景又各不一的书里可以寻到一个共同的结构原则，我们可以有理由希望通过更多不同背景的书的归纳性研究找到更多的共同结构原则，甚至最后建立起某种有实用价值的普遍诗学来。
这里有比较文学，对作品结构的关注又透露了新亚里士多德主义，而对普遍诗学的展望则说明了珏良晚年在进行一种新的综合。
至此我只谈了作为文学教授的珏良；他当然不止如此。他还是一个卓越的翻译家，文学翻译之外，还从事过政论翻译和口译。他担任过朝鲜停战谈判的翻译，文革中有一个时期他是外交部翻译室的负责人之一。他也是《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毛泽东诗词》和《周恩来选集》英译的定稿人之一。在这些方面他都是有重大贡献的。
然而他一生的活动中心是文学——文学的研究和教学。几次出外工作，每次都回到大学来。在外语大学里，并不常有文学课教；多数的情况下，教的是语言。语言课也值得教，我们都认为一个研究外国文学的人首先得精通外语。但是我们的心在文学课。文学课其实很不好教，也常引起额外的麻烦。每次政治运动，总是第一炮就对准“文学路线”；仅仅因为用了密尔顿的《失乐园》作教材，就曾引起“还乡团阴谋”的批判。那么，为什么还要不忘文学，甚至乐此不疲？
我记得在一个冬天夜晚的会场上，灯光如火炬一般照在三个人的身上——珏良，我，还有一位清华和联大时期的老同学，都直挺挺地站在条凳上——就有人问过这个问题，不过措词带着彼时彼地的特殊色彩罢了。当时我还有闲心看了珏良一眼。他是平静的，而且像他在遭人问难的时候通常所做的那样，嘴边带着一丝几乎难以觉察的微笑。是歉疚？是坦荡？还是什么其它想法？
后来我从未同他谈过这一情景，而如今要再谈也就迟了。我们已经无可挽回地失去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