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一套画集的完成，作者前后相继画了四十六年，从第一册五十幅到第六册一百幅；从三十岁到七十五岁；从平和安居到八年抗战的流亡，又到新中国成立直至十年浩劫。时代沧桑，个人经历曲折多变，一般人难以想象作者何以有此恒心、有此毅力？这就是丰子恺，为了恩师弘一的嘱托，为了护生护心的慧业，他在逝世前终于使《护生画集》功德圆满。
马一浮在《护生画初集·序》中云：“……知生则知画矣，知画则知心矣，知护心则知护生矣，吾愿读是画者善护其心。”如果说此言是序作者对读者的特别关照的话，那么弘一法师则说明了作者编绘《护生画集》的意图，即“以艺术作方便，人道主义为宗趣”。一次大战以后，欧洲曾出现过声势不小的提倡素食主义的呼声，其热闹程度虽无法跟当今的绿色和平组织媲美，但各种保护生灵的团体也活动频繁。文学界的萧伯纳也是一位极具护生思想的人。有一次一位朋友把话问到了极端：“假如我不得已而必须吃动物，怎么办呢？”萧伯纳答道：“那么，你杀得快，不要使动物多受苦痛。”国内的情况其实也一样。声称“为东亚提倡保护动物，宣传素食主义之专刊”的《护生报》居然由蒋中正题报头；中国保护动物会的《护生警语》的第一条便是“保护动物，是二十世纪人类祈求和平应有的认识和觉悟”。不敢保证《护生画集》是在如此素食主义“大潮”中孕育而生的，但画集本身，其宗旨亦与素食护生基本一致，而作为一九二七年刚刚拜弘一为师皈依佛门的丰子恺，他更是把绘作护生画当成一项事业去实践的。
《护生画集》始作于一九二七年，初集五十幅出版于一九二九年二月(开明书店)，弘一法师配文。抗战期间，丰子恺在逃难之中又绘成《续护生画集》六十幅，并寄往泉州，请弘一法师配文。法师给丰氏写信道：“朽人七十岁时，请仁者作护生画第三集，共七十幅；八十岁时，作第四集，共八十幅；九十岁时，作第五集，共九十幅；百岁时，作第六集，共百幅。护生画集功德于此圆满。”丰氏收到此信，私下琢磨：其时寇势凶恶，自己流亡在外，命运生死难卜。但弘一法师既有此嘱，岂敢不从？他复信曰：“世寿所许，定为遵嘱。”前两集护生画问世后，立即引起佛教界内外广泛关注，诸如大中书局、大法轮书局、大雄书店、佛学书局等相继印行(《护生画集》鼓励翻印流传)。仅第一集就有十五种版本之多，还有英译本外销，气势可谓大矣。
并非所有人都是赞美《护生画集》的。柔石在一九三○年四月一日《萌芽》一卷四期上发表了《丰子恺君的飘然的态度》一文。文末曰：“丰君自赞了他的自画的《护生画集》，我却在他的集里看出他的荒谬与浅薄。有一幅，他画着一个人提着火腿，旁边有一只猪跟着说话：‘我的腿’。听说丰君除吃素以外是吃鸡蛋的，那么丰君为什么不画一个人在吃鸡蛋，旁边有一只鸡在说话：‘我的蛋’呢？这个例，就足够证明丰君的思想与行为的互骗与矛盾，并他的一切议论的价值了。”类似这样的批评，估计丰子恺听到不少。我们只要查阅一下此后出版的《护生画三集》丰子恺自序就知道了。此序二千余字，而其中三分之二是丰氏用来替自己辩护的。他“普劝世间读此书者，切勿拘泥字面。倘拘泥字面，而欲保护一切动植物，那么，你开水不得喝，饭也不得吃。因为用放大镜看，一滴水中有无数微生虫和细菌。……即使吃长斋，也是不彻底，也只是‘眼勿见为净’，或者‘掩耳盗铃’而已。然而这种‘掩耳盗铃’，位不伤害我们的慈悲心……”至于他的言行是否浅薄，丰子恺又是这样认识的：“在严肃的佛法理论来说，我们这种偏重人的思想，是不精深的，是浅薄的，太精深，使未劫众生难于接受之故。应该多开方便之门，多多通融，由浅入深，则宏法的效果一定可以广大起来。”
丰子恺不惜费尽口舌来为护生画辩护。然而这种辩护还是温和的，比之于他与过去的朋友曹聚仁的笔战，乃至绝交来，可谓心平气顺多了。
作为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前后同学，丰子恺与曹聚仁原本是好朋友。曹聚仁对此并不讳言：“离校以后，无论立达学园或开明书店，我和他时常相见，相处颇不错。虽说我对于佛学，他对于唯物史观，各不感兴趣，但彼此谈得来，从来没有红过脸。够得上是老朋友了。”(曹聚仁《朋友与我》)抗战爆发后，丰子恺在避寇逃难途中，曹聚仁又在浙江兰溪老家接待过丰子恺并请丰氏一家吃了一顿饭。可就是这一顿饭后，丰曹二人绝交了。原因何在？先来看看曹聚仁在同一篇文章中的记述：“后来，我从江西转到了桂林，那时，开明书店在那儿复业，宋云彬兄也把《中学生》复刊了。他邀我写稿，我就把旅途碰到了子恺兄的事，还说了他们沿途所见的日军残暴事迹，血淋淋的惨状，一一都记了下去。也说了子恺兄的愤恨之情。大概，我引伸了他的话：‘慈悲’这一种观念，对敌人是不该留存着了……哪知……子恺兄看了大为愤怒，说我歪曲了他的话，侮辱了佛家的菩萨性子。他写了一篇文章骂我，说悔不该吃我那顿晚饭。好似连朋友都不要做了。过了好久，我才转折看到这一篇文章，也曾写了一篇《一饭之？》刊在上海《社会日报》上，他一定看到的。不过，我决定非由他向我正式道歉，我决不再承认他是我的朋友了。”
既然曹聚仁“回敬”的文章是《一饭之？》，可知他指丰子恺那篇“骂”他的文章即是丰氏发表在《少年先锋》第六期(一九三八年五月五日)上的《一饭之恩》。
丰子恺此文缘于听人说“曹聚仁说你的护生画集可以烧毁了”，而发表了他对《护生画集》的见解。他以为凡是对《护生画集》的种种曲解，都是因为“他们都是但看皮毛，未加深思；因而拘泥小节，不知大体的。护生画集的序文中分明说着：‘护生就是护心……救护禽兽鱼虫是手段，倡导仁爱和平是目的。’”针对当时抗战，丰氏写道：“我们为什么要‘杀敌’？因为敌人不讲公理，侵略我国；违背人道，荼毒生灵，所以要‘杀’。故我们是为公理而抗战，为正义而抗战，为人道而抗战，为和平而抗战。我们是‘以杀止杀’，不是鼓励杀生，我们是为护生而抗战。”
丰子恺在写《一饭之恩》之前其实还写过一篇《则勿毁之已》。他说：“《护生画集》之旨，是劝人爱惜生命，戒除残杀，由此而长养仁爱，鼓吹和平。惜生是手段，养生是目的。故序文中说‘护生’就是‘护心’。顽童一脚踏死数百蚂蚁，我劝他不要。并非爱惜蚂蚁，或者想供养蚂蚁，只恐这一点残忍心扩而充之，将来会变成侵略者，用飞机载了重磅炸弹去虐杀无辜的平民，故读《护生画集》，须体会其‘理’，不可执着其‘事’。”
丰子恺与曹聚仁绝交了。初看起来，这是他们个人之间的恩怨。然而细想一下，象丰子恺这样一位仁者会在这件事上跟朋友翻脸，足见其对护生画的执着信念了。有如此之坚定的信念，丰子恺当然会“世寿所许，足当遵嘱”。他向弘一法师许过愿，必定要坚持不懈地画下去。一九五○年二月，《护生画三集》七十幅在上海大法轮书局出版；一九六一年，《护生画四集》八十幅又在新加坡问世。也许丰子恺自知世寿无多，《护生画五集》九十幅在一九六五年八月就宣告完成，九月即在新加坡发行。至于最后一册《护
生画六集》一百幅，这便是丰子恺在一无资料，二无自由的“文革”期间通过“地下活动”于一九七三年完成的(一九七九年十月在香港出版)。这种不为环境的挫折而停顿，不为病魔的侵扰而退馁的精神在“文革”期间是不可思议的。但对丰子恺而言，亦决非绝无仅有。人们或许还能记得“文革”结束后居然还发现过丰子恺创作于“文革”期间的《缘缘堂续笔》，这种被柯灵等前辈称之为新文学史上罕见的奇迹，多少说明这位慈悲温柔到极点的艺术家，其骨头是最坚强的。
《护生画集》堪称艺术文化之精品，为其作序、跋、题字写文的就有弘一法师、马一浮、夏丏尊、李圆净、章锡琛、叶恭绰、虞禺、朱幼兰等知名大家。它的意义早已超出佛学，在诗、文、书、画等方面也有其特殊的艺术地位。
《护生画集》的版本相当繁杂，除中文本外，尚有英、日文本。然而六册全套出版的并不多。新加坡广洽法师募印过全套本，台湾林海音女士在纯文学出版社也出版过一套全本。不知什么原因，以上两个版本中都遗漏了几篇序跋文，相比之下，目前出版的大陆版本就特别具有两层意义：一是补入了被遗漏的序、跋；二是第一次全套与大陆读者见面。护生即护心，希望画集中的每一笔每一句都如冬阳，让读者从内心里得到启示，获得温暖。
(《护生画集》全套六册，丰子恺绘画，海天出版社出版，60元三联书店杭州分销店办理邮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