乘新干线列车离开东京，下一站的目的地是名古屋。了解我对明治时期中国文化人在日活动有着浓厚兴趣的东道主，专门为我安排了前往“明治村”参观的特别项目。
所谓“明治村”，是一种颇为特殊的博物馆。为了缩影式地再现明治社会的人文景观，博物馆从日本全国各地陆续选择、移建了具有典型意义的建筑物，并广泛收集同时代的历史文物，设专题集中展出，直观地展现了明治时期日本人的生活场景。自一九六五年开馆，至今明治村已辟出八个区域，拥有六十五所建筑。文化名人如森鸥外、夏目漱石、幸田露伴、小泉八云等人的旧居不消说，大、中、小学校舍、教会、医院、工厂、市政厅、警察局、监狱、邮局、银行也都是题中应有之义，甚至还有远自夏威夷迁筑的移民集会厅、从巴西拆建的移民住宅，搜求之努力，不能不使人生敬佩心。
仿佛是一种特殊的机缘，一入村，不期然来到的第一处景观正是大井牛肉店。说来有点让人难以置信，牛肉店竟可谓为明治文明开化最有资格的代表物。其时，牛肉锅被称作开化锅，吃牛肉成为文明开化之人的标志。敏感的戏作作家假名垣鲁文于明治三年(一八七○)开笔写《西洋徒步旅行记》的次年，又动手编撰《牛肉火锅》，以谈谐的笔调，描绘牛肉店里的众生相，不啻一幅明治时代的社会风俗画卷。三年后，服部诚一的《东京新繁昌记》初编问世，也有意模仿《论语》中曾晰的名言“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先进》)，状写当日学生生活的新风尚：“日曜日，好天气，长羽织五六人，筒袖七八人，浴于丁子汤，讽于浅草，咏而归。归路，一生谋小酌于通街牛肉店，肉一锅，酒一瓶。一锅一瓶，如喰饭，如饮汤。”(《学校》)这些作家们之热心描述牛肉店风情，以及在社会上牛肉店之被公认作文明开化的表征，都显示出其为有别于日本传统习俗的新事物。
追溯起来，公元七、八世纪，日本佛教思想盛行。受佛家“不杀生”之说影响，有禁屠之令。黄遵宪《日本杂事诗》曾记此事曰：“自天武四年(按：公元六七五年)因浮屠教禁食兽肉，非饵病不许食。卖兽肉者隐其名曰药食，复曰山鲸。所悬望子，画牡丹者豕肉也，画丹枫落叶者鹿肉也。”牛肉自然也在禁止之列。而此种禁忌随着西方人的到来被逐渐打破。先是外商从中国买入生牛屠宰以供外国人居留地的住民食用，到明治前六年的文久二年(一八六二)，日本人自己经营、名为伊势熊的第一家牛肉店，也在横滨的住吉町开业。吃牛肉的风气从此在日本流行开来。
一八七七年(明治十年)最先出使日本的黄遵宪已注意到这一饮食结构的改变，在有关日本的记述中一再写道：“多食蔬菜，火熟之物亦喜寒食。寻常茶饭，萝卜、竹笋而外，无长物也。近仿欧罗巴食法，或用牛羊。”(《日本杂事诗》)“惟多食生冷，苔菹梅脯，蔬笋气重。最喜鱼脍，游鳞棘鬣，聂而切之，具染而已。火食者，饭稻羹鱼而外，无他物也。近多仿西法，牛心羊胛，每以供客矣。”(《日本国志·礼俗志》)而集中摹写东京明治维新以后社会变相的《东京新繁昌记》，自然也不会漏掉这一笔，初编中便专有《牛肉店》一节。作者开宗明义，把吃牛肉的好处讲得神乎其神：“牛肉之于人也，开化之药铺而文明之良剂也。可养其精神，可健其肠胃，可助其血
，可肥其皮肉。此良药而甘于口，此良食而适于腹，且效验速，可食知其能也。用之于旧习病、因循病，则纵令虽顽固症，一锅而发气力，十锅而可全治也。”。似乎西洋的先进与日本的落后，全系乎是否食用牛肉。看来，假借牛肉与文明开化的话题，大可窥测一下日本近代社会进步之速率。
关西之行重点在京都。京都大学文学部的平田昌司先生先期作了安排，在京都正式活动的第一日，便带领我访问同志社大学的学术情报中心。我之向往于同志社大学，还在一九八七年写作《觉世与传世》一书时。闻知该校“德富文库”藏有梁启超致德富苏峰的两通手札，便冒昧地写信给时任社史资料室主任的河野仁昭先生，希望得到复印件。河野先生很快满足了我的非份要求，使我得以在论述“梁启超与日本明治散文”的一章里，为德富苏峰对梁氏倡导“文界革命”与创行“新文体”的影响，找到了交往方面的有力旁证。
创办于一八七五年的同志社大学是京都地区私立大学中的佼佼者，德富苏峰为该校早期毕业生。为纪念这位历明治、大正、昭和三代享誉甚久的文豪与学者，在现属学术情报中心的同志社大学图书馆中，专门设立了“德富文库”。出面接待我的中心总务课课长 口完先生与情报服务课课长西田逸郎先生，陪同我进书库，查阅文库藏书。当我提出想亲眼看看梁启超的书简时，一轴装裱好的长卷立即展现在我眼前。
梁启超致德富苏峰的两封书信在国内未见公布，现抄录如下：
拜启：久仰高名，未得拜眉为憾。前曾屡托柏原君、财部君致意乞见，想已达鄙意。顷于今日午后六时，薄具粗餐于芝之红叶馆，欲奉邀文驾惠临一叙。坐中有弊(敝)邦绅商有志者数人，因欲奉谒，恐不得遇，故咄嗟具馔，不敬之极，伏乞恕谅，勿却是祈。敬上德富苏峰先生
梁启超再拜 二十七日
再者，外附横滨绅商名刺十张。此辈皆有志实业家，欲联络日清商务者，今夕欲拜眉，属仆为绍介。望赐接见，幸甚。
启超又再拜
苏峰先生阁下：三年未拜芝颜，然日诵《国民新闻》，如与先生相晤对也。入春以来，想文祉日增，至慰至颂。今有请者：顷有友人蒋君智由，敝邦当代之硕学也，今在上海拟创一日报馆，东来调查一切。欲造谒先生，有所请教，并欲一到印刷工场考查机械及管理之法，谅先生必喜而诺之。若承不弃，请示以一约见之期；或先生无暇，请命工场取缔人为之案内；又当以日间来或以夜间来，皆请见示，不胜翘盼。匆匆不一。
敬上。
横滨山下町百五十二番新民丛报社冫テ
梁启超拜 二月五日第二信封套上有邮戳，知为明治三十五年(一九○二)所写。而由“三年未拜芝颜”上推，则第一信应书于一八九九年。此件信封左端署“小石川表町百○九柏原方”，因梁启超初到日本时，与柏原文太郎交往密切，梁氏弟子杨维新更言，二人“当时约为兄弟”(《与丁文江书》)。一八九九年梁启超创办东京高等大同学校，出任校长一职的亦是柏原氏。甚至康、梁一九○○年策划勤王之役，如此重大的机密，梁氏也不回避柏原，要麦孟华等告以详情，且询问起事时，可否在日本雇兵五百人，初步得手后，能否借大隈重信与犬养毅之力，使日本政府出面逼和，令光绪帝复位(《致叶二麦三君书》)。据此，则梁启超与在日本上层社会中关系甚多的柏原文太郎交情确乎非同寻常。德富氏于第二信末尾又附粘一纸笔谈手稿，梁启超开列了同座三人蒋智由、黄为之、罗孝高之名，蒋氏下注“字观云”，黄氏下注“横滨广万泰商店主人”；又回答“爱诵《忠稚堂集》”的德富苏峰“蒋君与蒋士诠(铨)同族乎”之问，谓“蒋士铨之《藏园九种曲》实我邦近世文学之铮铮者也”。在梁氏最热心文学改良的时期，他至少与德富苏峰有过两次直接接触，已可确认。
在同志社大学学术情报中心，我还被获准观赏了“德富文库”的另一藏品罗振玉书简长卷。在大约十余封写给德富苏峰的信函中，所谈基本为借书、还书事。甘孺(罗继祖)《永丰乡人行年录(罗振玉年谱)》云：宣统元年(明治四十二年，一九○九年)五、六月间，罗振玉曾奉学部之命赴日本调查农学，暇则访求中国秘籍。其中“于德富氏成篑堂见宋刊本庐山记，存卷二三，余三卷钞补。此书佚于明初，金山钱氏守山阁刊四库本则仅存前三篇耳”。所记便是与德富苏峰的这段因缘。虽经黎庶昌、杨守敬大力访求中国古籍佚本，但直到辛亥革命后罗振玉、王国维避居京都，日本“书籍之价尚贱于当日之北京”(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一日王国维《致缪荃孙》)。有收藏癖的罗振玉自然不会坐失良机。其平生辑刊众多古佚书、手抄本，日本之行也颇多助益。
既见罗振玉手书，遂乘兴寻访其于净土寺町构筑的寓庐。罗氏于一九一一年(明治四十四年)十二月，以遗老身份携眷东渡，王国维全家亦同行。到京都后，两家先借寓田中村。次年，罗氏以居室狭小，又于上京区净土寺町
马场购地建屋，门牌为八号。一九一三年一月举家迁入新居。四月，王国维也移寓相距不远的吉田町神乐冈八号。至一九一九年归国，罗振玉即以净土寺町宅邸捐赠京都大学，使售之助刊《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景印唐钞本》丛书。罗氏故居现为国家烟叶公司招待所。出游之前，细心的平田昌司先生曾拟议安排我留宿此间。后因考虑和式旅馆的服务我未必适应，终改订为西式的京大会馆。未能投宿，不免遗憾，到此一游也算小补。不料今日的“碧光园”大门紧闭，使一行人不得入内观览罗氏起坐其间的“宸翰楼”、“大云书库”、“永慕园”。不得已，只好在门口留影一张，怏怏离去。
随罗振玉一起赴日的王国维，侨寓京都的时间虽不及罗氏长，却也有四载余。在此期间，其学术研究的倾向发生转变，兴趣由哲学文学趋向经史考据。罗振玉的影响自是不小，而王氏幸逢敦煌文物与殷墟甲骨等新发现的史料大批面世之时，也有力地促进了其学术转向。一九一七年，王国维归国后的第二年，便汇集近数年所为文五十七篇，编成《永观堂海内外杂文》二卷；一九二一年，又选辑十年来治学文字及新诗旧词，厘为二十卷，题名《观堂集林》，刻板印行，显示了其国学研究的深厚功力。王国维之别号由早年的“人间”更易为晚年的“观堂”，室名亦有先时的“学学山海居”与日后的“永观堂”之别，在陈鸿祥著《王国维与近代东西方学人》一书中有所分疏。只是，陈著特详于“学学山海居”与“人间”的考证，而于“永观堂”与“观堂”的来历未有交代，对于王氏从“人间”到“观堂”的学术之旅的把握犹有欠缺。承平田昌司先生相告，王国维别署“观堂”，当与京都的永观堂有关，并引导我参观此寺，才自认为解开个中之谜。
永观堂乃日本净土宗西山禅林寺派的总本山。公元八五五年，真绍僧都创建禅林寺，后因永观律师(一○三三——一一一一)之德望，该寺得名“永观堂”。寺中供奉的最有名的宝物为一尊阿弥陀佛立像。它与一般寺庙中正面垂目的标准像不同，向左侧回首，似有所瞩望。此中有一段传说：永保二年(一○八二)二月十五日做早课时，永观律师正一心一意在殿中念佛绕行，阿弥陀佛突然从法座降下，现身在前引领永观。永观不觉惊呆停步，阿弥陀佛于是左顾招呼永观。这一形态即为永观堂独特的阿弥陀佛像所本。
此寺初进，似很狭小，然而愈向里走，愈见深阔。比起游客必至的清水寺、金阁寺，永观堂显然声名黯淡得多，连同行的两位京都大学博士生与硕士生，也未曾到此拜观过。而其地距王国维常往看书的京都大学并不远，平日散步，可随便走到。从“观堂”与“永观堂”的使用时间看，已在王国维旅日之后。加以王氏一九一二年秋有《观红叶一绝句》：“漫山填谷涨红霞，点缀残秋意太奢。若问蓬莱好风景，为言枫叶胜樱花。”以王国维之爱惜时日，埋头研读，他大概不肯耗时费力远赴西郊的岚山看红叶，却无妨漫步转入城东以红枫闻名的赏秋胜地永观堂。可惜我们来得早了一些，枫树尚在变色过程中，只有零星几株枝头悬挂着红叶，颜色倒比北京香山经霜的黄栌叶鲜艳得多，只是仍然无法一览“漫山填谷涨红霞”的壮丽。
虽有一二憾处，到底佳缘更多。逗留京都实在算来不过四日，一月一次的东寺庙会，以致一年一次、与“葵祭”、“祗园祭”并称京都三大祭的“时代祭”，竟都被我遇上了。
明治二十八年(一八九五)首次举行的“时代祭”活动，至今已坚持九十八年。如果了解这不过是以民间力量组织的盛举，便不得不佩服日本人做事的执着。全部祝典游行是以历史的倒演为序，在先导队之后，最先出现的是明治时代的“维新勤王队”与“维新志士队”，以下为江户时代的“德川城使上洛列”、安土桃山时代的“丰公参朝列”与“织田公上洛列”等各个朝代实权人物入京朝拜的队伍。这一历史序列形象地反映出明治维新在日本历史上的划时代作用。它所开创的新传统改变了日本的社会结构与风俗习惯，一直延续至今。这一切，与在“维新志士队”中出场的吉田松阴、福泽谕吉、西乡隆盛等仁人志士的努力分不开。不知侨居神户多年的梁启超曾否有机会就近一见“时代祭”演出，看后又作何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