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在《傲慢与偏见》中对班纳特太太的处理就是一例。班太太是书中一个被讽刺嘲笑的配角。她一出场就令人解颐： 有一天，班纳特太太对她的丈夫说：“我的好老爷，尼日斐花园终于租出去了，你听说过没有？” “哦，亲爱的，你得知道，朗格太太说，租尼日斐花园的是个阔少爷，他是英格兰北部的人；听说他星期一那天，乘着一辆四马大轿车来看房子，看得非常中意，当场就和莫理斯先生谈妥了……” “这个人叫什么名字？” “彬格莱。” “有太太的呢，还是个单身汉？” “噢，是个单身汉，亲爱的，确确实实是个单身汉！一个有钱的单身汉；每年有四五千镑的收入。真是女儿们的福气！” “这怎么说？关女儿们什么事？” “我的好老爷，”太太回答道，“你怎么这样叫人讨厌！告诉你吧，我正在盘算，他要是挑中我们的一个女儿作老婆，可多好！” “他住到这里来，就是为了这个打算吗？” “打算！胡扯，哪儿的话！不过，他兴许看中我们的某一个女儿呢。他一搬来，你就得去拜访拜访他。” “我不用去。你带着女儿们去就得啦，要不你干脆打发她们自己去，那倒或许更好些，因为你跟女儿们比起来，她们哪一个都不能胜过你的美貌，你去了，彬格莱先生倒可能挑中你呢。”(王科一译文，下同)听她何等兴头十足地传播街谈巷议、盘算收入嫁娶！瞧她那副给个棒棰当针认的憨态！难怪班先生忍不住要调侃、挖苦她。绝大多数读者对他的戏谑也不由得要抱以认同的微笑。班太太从此就被定了型。第一章结束时，叙述者以权威的语调总结说：“她是个智力贫乏、不学无术、喜怒无常的女人，只要碰到不称心的事，她就自以为神经衰弱。她生平的大事就是嫁女儿；她生平的安慰就是访友拜客和打听新闻。” 归纳起来，她被人看不起似有三个原因。第一是她的浅薄和俗气。这“俗”体现为一种低层次的自私，她只认得钱和钱所带来的物质利益，根本不知道人还有一些其他的要求(感情上或心智上)也需要照顾。因此她为五个女儿追捕女婿的壮举常常显得笨拙粗鄙。她对孩子的关心中很少真正的体贴和爱护，只是视她们为“我”的伸延，一旦觉得本人受损受挫，便一味叹惜自己的“神经”，毫不理会他人(包括女儿们)的处境和心情。其次是因她愚笨无知。如上面的对话所明白展示的，她连挖苦话也分辨不出，全无自知之明，而自知正是作者很看重的品质之一。倘若班太太有点分寸感和自觉性，倘若她能像作者的另一个女性人物玛丽·克劳福德那样聪明地自嘲一下(那位小姐只顾自己玩得开心，侵害了别人，事后轻轻巧巧地道歉说：“我没有理由为自己辩解……请你务必原谅我。你知道，自私应该永远受到原谅，因为自私是无法医治的。”)，或像我们的电视剧中的某作家先生那样能半是炫耀半是解嘲地说一声“当个小人真快活”，她的自私说不定可以被不少人谅解甚至被欣赏。可是她全然缺少化丑陋为“奇妙”的机智。第三是她出尔反尔，喜怒无常。短短数天里，班先生的表亲科林斯先是被她骂得狗血喷头，继而被奉为最受欢迎的座上嘉宾，最后再次沦为可惜的人——这一切全凭她对利害关系的一时的感受或猜度。班太太始终未有任何发展或改进，是个单向度的“扁平”人物，虽然这没有妨碍她成为好插科打诨的班先生和我们大家所宠爱的笑柄。 看来班太太的可笑是盖棺论定了的，讥诮她是我们每个聪明人的本份。不过，读奥斯丁的书我们不敢掉以轻心。她的小说有时看来是一泓浅浅的静水，实际上却不一定测得准。她常常在暗中做些手脚，我们一不留神就可能落进某个小小的陷阱。 嘲笑总是以一种等级划分、一种优越感为基础的。 在奥斯丁的时代，英语里的“老妇”几乎是个贬义词。奥斯丁的前驱范妮·伯尼笔下有个公子哥儿曾用一句话精彩地表达了他对不再年轻的女人的总体态度：“我真不知道女人过了三十岁还活个什么劲——她们光会碍事！”想必伯尼不是空穴来风。的确，想想莎士比亚的剧作，其中的可爱女性几乎无一例外都是纯情少女。麦克白夫人、克莉奥佩特拉或哈姆雷特的母亲等年纪大一些的人物就个个都相当的复杂，都有不少的反面色彩。 十八世纪男作家笔下的已婚妇女，特别是老女人，除了理查逊的个别人物以外，似乎多是漫画式的被讥讽对象。蒲柏的组诗《道德论》中有一首专讲女人性格。他认为女人的最根本的特点就是“自相矛盾”，没有固定性格，温柔倩女倾刻间就会变成凶狂悍妇。他勉为其难，为她们分了类：矫情的，柔顺的，狡猾的，任性的，淫荡的，机智的和愚笨的等等，并对之一概采用挑剔、嘲讽的笔调。他说，各种女人所一致追求的是“权力”和“享乐”。他用一些很简洁警辟的格言总结说：“女人在心底里个个都是荡妇”，或者，“女人和傻瓜二者最难把握/真正的胡言比妙语更令人困惑”，等等。他所列举的蠢女人类型，特别是在世上混了六十年而仍没修得一点智慧的老女人恐怕应算班太太们的来源之一。约翰生博士的不少小品文也涉及女性形象——其中有腰粗两码、面如满月、说话高声大气、态度专横跋扈的商人太太；有不问世事、不摸书本、只知果酱咸菜锅碗瓢盆的乡绅夫人等。约翰逊的文章不乏务实的智慧和善意，意在匡正世风、矫正某些具体的不良或不当的思想和言行。但他所采用的语言和人物类型划分也流露了某种根深蒂固的成见和优越感：即有教养的机智通达的男性文化人对头发长见识短、举止粗鄙、腹中无文的(尤其市民阶级)女性的蔑视。这恐怕也概括了社会上的流行看法。 约翰逊曾这样描述一个女人：“弗莉亚是个智力低下、感情偏激、嗓门宏大而教养极差的可怜虫，除了吃东西和数钱的快乐以外，她对幸福一无所知。”如果将这段文字和前面引述的对班太太的概括加以比较，不难看出，从立意、措词、笔法到语气，奥斯丁都在模仿并回应约翰逊。这模仿无疑体现了一种尊敬，一种师承——它继续着约翰逊对此类人物的合理的批评。但又正因为是明显的模仿，所以必然在原意上叠加了新意，使原有语气发生了微妙的改变，模拟不免变成为委婉的讽拟。如果说仅只就这段文字本身而论，我们尚不易判断奥斯丁的模仿文字是否包含了疏离的批判态度，是否变成了对讽刺的讽刺，那么仔细看一看作者对被讽刺的班太太的通盘处置，就不难较全面地体察她的用意了。 奥斯丁很巧妙地运用了这种现成的滑稽女性类型和以社会差别(特别是等级差别)为基础的风俗喜剧的传统。①小说中讥笑挖苦班太太最起劲、最狠毒的彬格莱姐妹所大肆攻击的，就是班太太出身低微、无才无艺、说话举止不得体。小说叙述部分地认可了她们的批评，但在讥讽班太太们的同时，却又悄悄地——“解构”(借个比较时髦的词儿说)了嘲笑者的优越感。它揭示出那些鄙视他人的上流人士在精神境界上和班太太属于同一档次。彬格莱小姐巴结人时嘴脸也相当不好看；贵妇凯瑟琳夫人的倨傲态度和班太太的“神经衰弱”同样滑稽。她们不像班太太那样要为自己和女儿未来的衣食担忧，却和后者一样地唯利是求；她们享受了当时的女子教育所能提供的一切，熟知种种规矩，却同样缺乏自知的能力。她们的自私甚至更为残酷，因为她们伤害别人的愿望比班太太强烈，她们的谋算和影响力也远远胜过后者。书中的上层人士中比较富于理性和正义感并有反省能力的唯有男主人公达西。然而一旦他具备了这些美德，也就懂得了宽容体贴和自我批评，再讲不出很多尖刻俏皮的话，倒有些像理查逊笔下的模范绅士一样方正得有点乏味了。 连班纳特先生也没能保住他的书房的清静和居高临下地嘲笑别人的位置。他自以为在智力和见识上比太太高明许多。他的态度有点像个超脱而不逾矩的“玩主”。当初他以貌相人娶了班太太，后来意识到自己的婚姻是个错误。失望之余，“因陋就简”，以公开取笑太太、逗引太太出丑自娱。在几十年夫妻生活中他不曾做出努力使妻子少许改进。纯粹旁观的讥讽态度像一剂麻醉药，使他无所作为地与那些令人不快不安的事物安然共存。因此，虽然他的爱女伊丽莎白很能分享他的机智的玩笑，最终也不得不正视他为夫为父的失当之处。因为被他观赏的那些可笑之人并非是玻璃瓶中的展品，而是与他共同生活在一个家庭或社会中。他的消极态度进一步产生了恶果：他们的小女儿原样复制了母亲的虚荣和浅薄，最终外逃私奔了。这时他便“超脱”不起来了。为了家庭的声誉和其他几个待嫁的女儿的前途，他不得不出门奔走，忧心忡忡，暂时放弃了俏皮话，甚至还一度检讨了自己。如果说凯瑟琳夫人和彬格莱小姐的优越感建立在虚假的基础上，那么班纳特先生的例子似乎在说明讥讽(如果没有其他的举措对之加以调节)本身的潜在的道德缺陷。 奥斯丁在班太太身上用的最大的曲笔是将她安排为伊丽莎白的母亲。这也许是从范妮·伯尼(她以爱用约翰逊式的长句而著称)那里学来的。在伯尼的小说《伊芙莱娜》(一七七五)中女主人公兼主要叙述人的外祖母是个备受耍弄的市民阶级颟顸老妇。与此类似，在《傲慢与偏见》中，班奈特太太这个漫画式的丑角的处境和特征——包括其出身、其缺乏教养的行止以及她不断抱怨的不公世道(班先生的家产要由男性继承，太太和五个女儿不容染指)等等，都直接间接地成了女主人公的人生处境。而小说中大部分内容是从伊丽莎白的角度去讲述的。正因此，当班太太在宴席或舞会上大出其丑时，伊丽莎白丝毫不觉可笑，相反却如芒刺在背，感到自己随时可能陪绑成为被嘲笑的对象。从伊丽莎白的角度去感受，去观察，对班太太的讥讽所包含的荒谬过时的阶级歧视以及某些人的自私动机(如彬格莱小姐是要破坏伊丽莎白在达西眼中的形象)便昭然若揭了。而且，实际上班太太的抱负和小说中代表正面价值的伊丽莎白们的人生轨迹大体平行，几乎重合。班太太一心一意要把五个女儿嫁给有钱的阔佬，为此她不惜驱使长女吉英冒雨访友。她的策略取得了关键性的成功。吉英病倒在彬格莱家，不但使她和彬格莱先生的关系初步定型，也使达西有机会近距离地观察伊丽莎白。没有班太太的粗俗意图奠基，就没有了整个故事。难怪有的评论家说班太太往往“透露真相，道出本阶级成员所追求的经济目标。”这部小说的开篇极为著名：“凡有产业的单身汉，总想娶位太太，这已经成了一条举世公认的真理。”它模拟当时说教文学的郑重夸张的口吻把班太太们唯一的关怀和信念上升为世界级真理，揶揄嘲弄之意溢于言表。然而更具讽刺意味的是，班太太们的“真理”在小说结束时被超额地证实了。情节的进展否定了原来的讽刺。也就是说，伊丽莎白们的追求虽然更精致、更复杂些，但归根结蒂与班太太并无原则分歧。伊丽莎白的高明实践超出了她母亲最奢侈的企望。所以当班太太得知女儿竟然把顶阔气而又顶傲气的达西弄到了手，不由得惊喜交加。这一小小的格局逆转部分地为班太太翻了案，同时却也把正面女主人公的言行多少地置入了被审视、被批评、被嘲笑的位置上，因为伊丽莎白们实在只是改进型的班太太。 确实，奥斯丁和被世人讥讽的那些愚女人坏女人的关系总归比约翰逊博士们切近得多。所以她大概像伊丽莎白一样很能体会班太太们的缺陷常常并不可笑，相反，有时可悲可怜，也有时甚至可为之一争一辩。值得一提的是，由R.W.查普曼编辑的奥斯丁书信在三十年代初发表时引起不少男作家的失望。他们说它们“比琐碎乏味更糟”，表现出的机智也是“老处女式的，令人不快的”。连E.M.福斯特这样的名作家兼批评家也对其“琐屑”和不时出现的“缺乏教养、多嘴饶舌的笔触”感到困惑，觉得有必要把作为书信作者的“奥斯丁小姐”和小说家“简·奥斯丁”区分开来。他们对作为书信作者的奥斯丁的批评竟和小说中对班太太的批评不无相似！也就是说，给最亲近、最知心的姐姐卡珊德拉等写信的“奥斯丁小姐”不仅像伊丽莎白一样在生活处境上和实际利益上与班太太们有瓜葛，而且在精神上也和她们有相通相同之处。而她的小说和私信的差别又突出地告诉了我们：她十分明白社会、特别是男性权威对自己所仍分享的这些女性特征的指责和非议。来自约翰逊博士或后世的男性知识分子们的批评有不容辩驳的道理。奥斯丁真心诚意地力求升华为值得称道的“简·奥斯丁”，她意识到必须和种种班太太特征保持距离。于是她在面对公众的小说中便当地把这些特征赋予传统的漫画式人物，并创造出融汇了男性智慧的叙述者和乖巧的伊丽莎白。但是，她又毕竟不能、或不愿完完全全地变成某些人心目中的“简·奥斯丁”。她的书信以及她对班纳特太太和叙述者的讽刺笔法所作的多面的和矛盾的处理，都证明了这一点。这个“但是”是意味深长的。为什么会有“但是”？它究竟表达了怎样的社会文化处境和态度？应该怎样评价它？如果深一步想下去，由此引发的问题就有点一时难以招架了。 正是这种复杂的态度使得奥斯丁笔下的“老厌物们”有时会突然褪去其滑稽的脸谱。班太太被伊丽莎白和达西的婚事“镇”得清醒起来，不敢再冒傻气。这一情况在小说中只是一笔带过，但回味起来却有几分不属于那个喜剧人物的苦涩。《曼斯菲尔德庄园》(一八一四)结尾时，谄上欺下、虚伪好事的诺利斯太太不去转而讨好后来得势的范妮，却甘愿和一个丢尽了脸面而又毫无所得的侄女“流放”在外。也许，小说让两个自私的女人在一起度余生，是想设计一种真正的惩罚，让她们互为对方的地狱。但这不符合诺利斯太太巴结权势的一贯做法，出人意料地为她平添了几分悲剧色彩，使她不再那么“扁平”、不再是彻底的类型化的被讥讽对象了。与此相关，那些聪明人，不仅班纳特老先生，也包括作者偏爱的好开玩笑的活泼姑娘，都免不了有时要尴尬地面对自己的错误。伶俐的伊丽莎白屡屡地发现自己的判断失误；而《爱玛》(一八一六)中那个家境优裕、无忧无虑的女主人公因舍不得浪费一个卖弄聪明的好话茬，取笑了贫寒可怜的贝慈老小姐，从而遭到了严厉的斥责。自以为是的讥诮者终归得反躬自省。 总之，在奥斯丁的世界里当聪明人和嘲讽者，是要加些小心的。 ①照M.H.阿勃拉姆斯在《文学词典》(一九五七初版)的解释，风俗喜剧源于表现上层社会先生小姐的生活情趣的英国复辟时代喜剧，而后者主要“通过反映违犯社会常规和礼仪的言行博人一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