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成者王侯（之二）

　　“哈瑞”李光耀生于一九二三年，接受的教育是要成为一个英国人，至少要成为一个殖民地的、“亚洲”版的英国人。他的祖父，自己就是个循规蹈矩的绅士，不管天气多热，从来不解开硬领和领带，而且认为英国人从来不会错。他尤其钦佩英国人的“秩序、实力和效率”。小哈瑞那时就很崇拜他。在学校，哈瑞学的全部是英国文学，英国历史，英国地理。在一次政治演讲中，他说：“我给送到了一所英语学校，让我有可能上一所英国大学，以便我能成为一个有教养的绅士——相当于任何一个英国人，即，完美的化身。”
　　他是以一种遗憾的语气说这些话的，目的是取悦那些说汉语的听众。但在某种意义上，英国人始终是李光耀心目中的完美的化身——这当然不是指今天的英国人，那颓废的、后帝国时代的软脚骨，而是说那种老派的英国人，在赤道附近的酷热里坚持西装革履，硬着头皮承担所有白人虚荣心的负担。秩序，实力，以及效率，从来就不是让亚洲人特别引以自豪的重点，倒是对于英属殖民地的印度上流社会更为典型；同属此一来源的还有这个说法：殖民地人民还要走很长一段路，才能“具备参与民主制度的素质(ready for democracy)”。这些才是为李光耀的新加坡提供的范式。只是就李的共和国即将实现的而言，印度殖民地上流社会在其晚期要更自由派一些。
　　然而，亚洲确实也有过自己的秩序典范，使李可以对其表示热情。一九四二年，从日军长驱进入新加坡的那一刹那，欧洲人的高大形象就被粗暴地一脚踢开了，他们原来站立其上的那个基座突然间显得毫无根底。英国和澳大利亚的武装部队，被一队人数远少于他们，但却有秩序、有实力、有效率的日本人制服了。阿瑟·派尔塞沃，一个没下巴的家伙，穿着短裤，向脖颈粗壮的山下将军正式投降。这是大英帝国屈辱的一个不幸象征(这一景象已被塑成蜡制图像，永久性地保存在新加坡的三头沙岛，成了一个特别吸引日本旅游者的景点)。用李的话说，“英国人制造了一个他们生来就高人一等的绝对神话，大多数亚洲人都信了，以为向英国人挑衅是绝无希望的。可是现在就有一个亚洲的种族敢于蔑视他们，同时也就粉碎了那个神话”。
　　李光耀对于主子的变换做出了及时反应，并决定学习日语。在日本人的宣传部里，他找到了一份英语编辑的工作。后来他在黑市交易上干得也不错，增加了不少收入。考虑到李对这些往事的叙述丝毫不带感情色彩，他既可以使宽容者看出精神力量，也可能让不大宽容的读者不寒而栗。以黑市为例：“那是个不可能失算的状况。所有的东西都供不应求，而且货源越来越少。……我先是设法弄到了一些钱，很快就积累得更多了。”
　　不过，不难预料的是，日本人所灌输的严酷纪律才是所有印迹中最深刻的。“日本人军事行政部门的管理方式就是散布恐惧感。它根本不以任何文明行为的假象来遮掩。惩罚的酷烈带来的是极为低下的犯罪率。”是不是至今回忆起日军的残酷时，李仍然会颤栗呢？当时的经验是否曾软化过他的立场？没有的事。作为对日本方式的见证，李说，“我从来不相信那种主张在犯罪和惩罚上采取温和方式，认为惩罚并不能减少犯罪率的人。这绝不是我在新加坡的经验，不管是在战前，在日据时期，还是那之后，从来不是。”这里，耐人寻味的不在于李的说法是否正确，而在他那种宾至如归的自信恰恰产生于日据时期的这样一个特定的生活方面；其实，这也包括了此前的英国殖民地时期。
　　日本人倒是毫无疑义的亚洲人。可是，要把战时日本皇军的作为等同于“亚洲价值”，恐怕就要对亚洲文化持极其悲观的看法了。何况，李从来不是因为日本人也属于亚洲人才特别钦佩他们的，他是因为他们的毫不留情。这并不是说他就喜欢日本人。事实上，他从来的表现都是更喜欢英国人。但他尊重日本人。他那时是否认为日本人是他的敌人呢？无论怎么说，日本人对当地的华裔格外残忍——主要是为了做给马来人看。
　　这就直接联系到了李最为令人惊异的特点。他花费了毕生精力与真实的亦或想像的敌人作战，可他的作战总是借窃取对方的最优点来完成；这样，到最后他总像是在拙劣地模仿他的敌人，如同沐猴而冠。作为一个华裔，一个“英国化了的中国人”(他自己的说法)，他基本上不可能支持日本占领军，可他竟在他们的宣传部门工作，欣赏着而且模拟着他们的严酷训诫。作为一个左派民族主义者，在为民族独立而斗争时，他必须反对英国人，可就在反对英国人的统治权力的同时，他却和他们合作以镇压自己在本地的竞争者，而且在殖民者撤离后，还保持了他们最具压迫性的各种制度。
　　李的后期政治生涯主要是与共产主义者作战，与那些他决定要给他们贴这种标签的人作战，可他利用了这些人以攫取权力，而且模仿了他们的组织形态和大众化的宣传口吻。如果这里有任何规律可寻的话，那就是李对强权的尊重，对所有那些能施展强权者的尊重；还有就是他的急切，急于学到那些用以维持强权的手法。李的霸道和所有的横行霸道者一样，是专门为那些比他弱、不如他残忍的人准备的。
　　李自己也总是觉得不舒服。从字里行间，或者他采取的行动，你可以感受到一种恐怖，恐惧于仅只被看作是一个强权者。当第一次作为政治家上电视时，他自己都曾震撼于自己的形象何其相似于一个咬牙切齿的黑社会头头。他的历程一直是政治上的辛辛苦苦，极少乐趣。没有女人，没有音乐，没有酒，没有艺术，没有电影，没有小说。也就是定期打一次高尔夫球而已。可以说是个工作狂，加上点平庸市侩。然而，有关李的轶闻逸事也表明，自我约束完全可能由于自我利益而放松。一九四六年的李是个拿到了特别奖学金的学生，乘船前往伦敦经济学院(后来又转到剑桥)，他那时的举止可说是相当出格。一个同乘一艘船的旅伴后来回忆说：
　　淡水是严格定量的。我们六个人一间舱房，服务员每天清晨送来三桶水，每人半桶。可是，哈瑞却在早上五点或者六点就爬起来，把他那个舱房的三桶水全用完，还要再到别的舱房去拿。这当然弄得他非常不得人心，不过，他看来也并不在乎。(见T.J.S.George著《李光耀的新加坡》)
　　讨好人心从来就不是李的风格。他更情愿使人畏惧。
　　这本自传的大部分都在讲李光耀与共产党人及“共产主义分子”为敌的关系——这一册叙述到一九六五年，恰是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分离之际(下册尚未出版)。一九五○年返回新加坡时，他用典型的李光耀语言保证，他毕业的那个剑桥大学“并不同于那些毛头小伙子的剑桥，那些人只想享受一段好时光，互相之间以附庸风雅相标榜。”李那时还是一个年轻的社会主义者，急不可耐地盼着独立，而且，据他并无丝毫自嘲意味的回忆，当时他极度反感“低劣的媒体”和当地政治家“毫无新意的演讲”，因为他们“从来不敢挑衅英国人的高人一等”。简言之，他饥渴难耐地向往权力。可是要获得权力，他需要左派的帮助，因为只有左派有能力号召当地的广大华裔群众起来，反对英国的统治。
　　说汉语的华裔占新加坡人口的大多数。李则属于极少数由英语教育培养的精英集团。那些受中文教育的工会领导人和马来亚共产党的活跃分子们，可以汲取华人民族主义的渊远源泉。他们说的是汉语方言，同时还现成地分享着毛泽东革命成功的威望。而李那时的汉语还“非常可怜，几乎就是相当于无”。一九五五年和一位澳大利亚记者谈话时，他很简洁地总结说：
　　任何人要想在新加坡领导华裔人口，就没法反共产主义，反不起。华裔对中国特别自豪。如果我必须在殖民主义和共产主义二者之间做选择，我就会选共产主义，绝大多数人都会跟我一样。
　　然而，就在如此声称的同时，李正在与英国殖民当局拉关系、套近乎，以便共同对付左派，而左派则在组织各种反对殖民制度的罢工罢市。李于一九五四年创立了人民行动党，这时，他首先邀请威信最高的左派分子，如林信雄(译音，Lim Chin Siong)等人，加入这个表面上似乎和左派一致的政党。然后，他又引导英国当局相信，只有他才是新加坡将来独立后惟一可以接受的领导人，因为他的宪制策略与左派煽动乌合之众、诉诸暴力的方式恰成对比。李希望英国殖民地当局帮助他从人民行动党中清洗掉在群众中最有号召力的对手，但又不应在这些对手还未为他所充分利用之前动手。当这些人为人民行动党赢取了广泛支持，削弱了英国人的统治之后，李光耀，至少是在私下的场合里，并不反对英属特种机关(British Specitial Branch)把这些激进分子投入大狱。如同描述战时与敌伪合作以及他的黑市收益那样，他再次以施行手术式的不动声色观察道：“如果没有共产主义分子对现行法律的破坏并诉诸暴力，我的方式并不可能取得效果；只是在对比下，我提供的选择不那么令人不快，结果英国人才接受了我。”如果李真的如他的崇拜者所说的那么杰出，则他的杰出性就体现在这些马基雅维里式的玩弄权术上。正是他对自己两面三刀的奸诈所表现出的一种赤裸裸的、近乎童稚的快感，才使这本拖沓沉闷的自传成为极其耐人寻味的历史记录。
　　不妨看看下面的例子。一九五七年，李到伦敦讨论新加坡的新宪法。那时的方案是，新加坡将成为一个自治领，英国将继续对其实施政治上的“监管”。李拜访了英国当时的殖民大臣博伊德(Alan Lennox-Boyd)，他们在后者位于伊汤(Eaton Square)的私宅会面。让座奉茶后，博伊德向李提出，凡是曾被英属当局因颠覆活动起诉的人，都应当被禁止参与在新宪法下进行的第一次选举。李表示了反对。这种对权力的滥用同样可能施于民主派。这一刻的李还是作为那个年轻的民主主义者在说话。博伊德于是问道，如果李那些受过监禁的党内同志们参加竞选，会是什么结果；李说，他们肯定会成功地赢取所有席位。这时说话的是那位相当现实的李。博伊德就说，既然如此，这些人就必须排除在竞选活动之外；李回答说，那他还是要表示反对，不过不会很强硬。此刻发言的，已经是那位马基雅维里式的李光耀了。事实是，即使李光耀真的曾经信仰过民主，这一侧面也很快就从他的生活中隐退了。那位具现实态度的李光耀则常常屈服于偏执妄想。只有其马基雅维里的本性，几乎从未更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