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从李约瑟的参考书目说起

　　英国李约瑟博士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原书题名实是《中国的科学与文化》，Joseph　Need-ham：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54－)是一部大著作，既是开拓性的研究，又是许多门学问的新综合，最终则将成为一部波澜壮阔的比较文化史。现在全书尚未完成，但是已出的五卷(缺五卷第一分册)已经使我们看到一个有成就的西方科学家(生物化学专家，皇家学会会员，不列颠学院院士，剑桥大学冈维尔与基斯学院院长)怎样在中国和许多其它国家的专家的协助之下，以无比的毅力与热情对中国的科学思想与技术成就进行着上下几千年的历史透视。读着这一卷又一卷内容异常丰富，既专又博，既有材料又有独特观点，而且印刷精美，插图又多又好的大书，实在令人兴奋，同时又感想万千。但本文拟谈的，不是此书本身，而是通过它而看到的关于书的几件小事情。
　　原来这部大著作书中有书，书外有书。这一点从每页的脚注就可看出，然而更引人注意的是每卷每分册后面所附的长达几十页到一百多页的参考书目。以我手头所有的第四卷第三分册(土木工程与航海术)为例，这书目的构成如下：
　　期刊简称表：6页
　　A.1800年以前出版的中、日文书：26页
　　B.1800年以后出版的中、日文书刊：23页
　　C.西方语言书刊：74页总共是131页(原书701-830页，几占全书六分之一)，每页书目二三十项。C类的西文书刊以英语为主，但还有法、德、意、西、拉丁等语的著作。以每页平均二十项计，共列书刊2，600项。单从这一点，也就可以看出作者参考面之广与用功之勤了。
　　这么多的书，难道都同样精采，同样有用么？其实作者是有所评价的，不过不在书目栏内，而在本书讨论每个专门问题的开始的一节。他总是一上来先要对这门学问里中外学者的专门著作做一个综合评介。例如在第一卷里，他不仅对中国地理学、历史学、考古学、中西交通与文化交流研究、汉语研究等等分别作了评述性小结，还专门用了第三章一整章(《书目总述》)评述中国各类参考书、工具书，包括丛书，类书，字典等等。这一点是引起了西方学术界的注意的。1974年，当本书第五卷第二分册出版时，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著名核子物理学家菲力浦·莫里逊(Philip　Morrison)写文称赞全书之余，特别提到这些学术小结说：“往往只能在李约瑟的这类小结里才能找到关于某门学问的实质精华的研究小结，此外别无任何形诸文字的东西了。”(《纽约图书评论》，1974年12月12日)
　　过去英美研究文史之学的学者，也有一些人不愿靠旁征博引来炫耀学问，而故意少注、精注，即所谓“不把学问象漂亮衣服那样统统穿在身上”。然而近年来风气似有改变。重要学术著作无不附有一个长长的参考书目，标记也现代化了，即除了在书目里详细开列书名、出版地点、出版商名字、何年何版等等之外，在本文里引用时就只标作者的姓及一个年号，如这个作者同年而出了若干种书，就再标上相应数字，如此干净利落，而若想知道全名则自有后面的书目可查。(这个办法象是从自然科学著作里开始的，现在则连语言学著作也大都如此。)现代西方研究工作的显著现象之一，是参加者之多，所发表的论文与专著之多，不少是大学教师为了容易提级而拚命写出来的，有的质量并不高；所以参考书目务求其长也有其不甚高尚的一面。但是这个批评却不能用在李约瑟身上，因为他是在一个充满空白点与错误观念(如认为中国无科技，或虽有而仅限于古代四大发明之类)的学术园地里进行规模空前的开拓工作，因此多引征一点有关著作，是有助于打开人们眼界的，而他对各门学问所作的述评更是值得欢迎，因为它们对同行与初学有帮助。
　　正是为了同行与初学，英美有些颇有地位的学者就专门致力于编写书目与综述，两者都有专刊专书，往往按年度出版。二十世纪初年，在英国兴起的“新目录学”，则更进而对莎士比亚剧本的版本真伪、优劣，英国十六七世纪的手稿和书法特征，舞台演出用的脚本情况，当时印刷技术和书籍送审、送印与发售情况等等，进行了比较科学的考查，做出了显著成绩，从而使阐释莎翁戏剧内容与艺术的学者、批评家更有确实依据，也对舞台演出提供了帮助。
　　我们国家在目录学、校勘学方面有更为久远的传统，学术综述也是过去我国学者常做的，十八世纪末年出版的《四库全书总目》就是一个辉煌的例子。它不仅对于四库所收书各类有小序，子目有案语，扼要说明这类著作的源流，而且每部书有一篇提要，论述“各书大旨及著作源流”，同时又“列作者之爵里”，“考本书之得失”，并且辨订“文字增删，篇帙分合”。当时封建统治者清朝皇帝搞《四库全书》是有其险恶的政治企图的，对一部分中国古籍而言是一浩劫，但是从《总目》本身来看，它却是一个规模宏大、计划周详的学术总结。
　　现在这方面的情况如何？笔者见闻有限，只有一些印象，这印象是：书目少见，也不受重视；关于书的消息也不多，最近这一阵对新书出版有些报道了，但一般只是由新华书店或出版社把一个时期所出的书统统归在一起，在报上登一张表格式的广告，对于书的内容毫无说明；书评很少，而且在四人帮横行时期一书只有一篇政治鉴定式的评论，一评就成定论；至于学术综述，我只记得六十年代茅盾同志在《文艺报》上写的有关《红楼梦》的文章里用附注的形式将各方面的研究情况作了评述，给了我不少有益知识。最近一个时期，报上登了有关《二十四史》内容的介绍文章，其中有些学术评述。前几天从报上广告得知《中国语文》第三期有一篇《“五四”以来汉语语法研究评述》，也是我想看的文章。其实我们不做的，外国研究者却已经代做了，如法国《亚洲学杂志》1977年1-2期就有阿兰·贝罗贝(Alain　Peyraube)写的《文化革命后的中国语言学》一文，对我国语言学各派及其主要著作作了述评。李约瑟以一个英国自然科学家的身分，而写出了那样多的有关中国学问的小结，令世界上的汉学家们刮目相看，岂不更值得我们中国的研究者三思么？
　　现在我们学术研究又在开展了，当然有许多更为重要的事待做，但是可不可以也拨出一小部分纸张和经费来做点基本工作，例如请专家编各门学问的有简单评语的基本书目，定期写些学术述评，各方面多写些书评(同一书可以有几人评，意见与写法可以各不相同)，或者办几个以书评为主的杂志，象《读书》这样或比《读书》更专一点呢？这样做，既可以便利年轻的研究者和有兴趣的一般读者较快入门，同时也促使各门研究者多作回顾与前瞻，定期小结，互通声气又彼此帮助，在条件已经成熟的学科里就可以从一般性的文章跨进到更深入的专题研究，再从专题走向新的更高级的综合——这就会有助于更好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有助于一个更加繁荣的学术局面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