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孔子提出的“大同世界”直到近代才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它被一些人奉为社会理想，但也遭到了一些批评。然而孔子的另一句话却较少有人提及，这就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在孔子的语言中，“君子”和“小人”并不是用来区分人的地位高下，而是指道德水平的高低。因此当孔子说一个君子应当如何如何时，他也在表述他的道德理想。
在先秦时期，“同”与“和”这两个字已有了相当明确的含义。“同”是指相同，无差异，而“和”是指和谐，合作，同意和互补。晏子的解释是相当清晰的。齐侯问晏子：“和与同异乎？”晏子回答说：“异。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
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左传》，二十四卷)在更早，郑桓公时，一个叫史伯的人就说过，“和实生物，同则不继”。(“郑语”，《国语》十六卷)对此，冯友兰解释说，咸味加酸味，“即能得另一味，此所谓‘和实生物’也。若以咸味加咸味，则所得仍是咸味。咸与咸为‘同’，是则‘以同裨同’，‘同则不继’也。”(《中国哲学史》，中华书局，第59页)可见，即使在那时，“同”与“和”已经有了明确的区别。从这样的区别出发，我们很容易理解“君子和而不同”的含义。道德高尚的人追求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互补、和谐与合作，而不是他们之间的相同。相反，“小人同而不和”，他们追求的才是人与人之间的雷同和无差异，由此又会产生他们之间的不和。
进一步地看，“同”与“不和”，“和”与“不同”分别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经济学告诉我们，人们之间通过达成协议而实现合作的前提，是他们之间存在差异。所谓差异，在经济学看来，就是人与人的效用函数和生产函数是不同的。通俗一点讲，就是对任何一种产品，每个人都有着与他人不同的评价。举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对于梵高的画，不同的人就有不同的评价，这表现在拍卖时，不同的人会出不同的价格，当然最后，这件艺术珍品由出价最高者获得。如果没有不同的人对同一物品的不同评价，就不会有交换。另一方面，所谓生产函数的不同是指人们在生产同一物品时，会付出不同的成本。这是由他们的天赋能力和特定的外部环境决定的。正是由于这种区别，才会出现所谓的比较成本。有些人适宜务农，有些人擅长制鞋，而有些人愿意经商。由此出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分工和专业化。这给人们带来的好处，就是以他人之长，补自己之短。只有在人们的长短处不同，这种互补才能实现。
相反，如果人们之间没有区别，那将是什么样？如果所有的人对同一物品的效用评价完全一样，就不会出现买卖；如果人们生产同一物品的成本完全一样，人们的生产函数也就没有互补性，也就不会出现分工。不仅如此，如果人们所拥有的资源是没有区别的，他们之间就更有可能发生冲突。因为拥有同样的、或相近的资源的人，拥有同样的、或相近的身分的人之间的关系是竞争关系，而竞争关系意味着一个人的成功就有可能是另一个人的失败，因而在竞争趋向激烈的时候，就会引发人与人的冲突。例如，如果每个人的人力资源都最适合当歌星，摊在每个歌星身上的听众就会少得可怜，他们就会为争夺听众(也就是市场)而竞争。在竞争的时候，不能保证每个人都遵循市场规则。更何况，许多竞争还发生在不存在市场的地方。
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同”似乎成了一些人追求的理想。从表面上看，这个“同”字取自孔子的“大同世界”，但其含义却与孔子以及其他儒学先贤们的基本精神相差甚远。这些人理想中的大同世界，就是人人都相同的世界。每个人不仅收入要一样，而且吃的一样，穿的一样，住的一样。如果存在着个人天赋上的差别，例如有的人比别人更强壮、更聪明、更漂亮，也要想办法加以消除。现实中有接近这种情境的时候，这就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闭上眼睛回想一下那个年代，首先会看到一片“蓝蚂蚁”，即穿着同样的蓝制服的人们。如果说当时有什么时尚的话，那就是相同。不仅样式、颜色新颖的服装不敢穿，就是穿上新点的衣服也觉得对不起大家。这当然只是那个时代的最表面的现象，而其灵魂则是消除差异。在几乎所有的领域中，几乎所有的才华出众的人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打击。提起“文化革命”，我们就会想到我们民族在这一时期失去了多少文学巨匠，多少艺术精英和多少科学家。在那个时期，不仅服装，追求相同、消除差异的倾向一直浸透到了私人生活和思维方式。尽管没有明文规定，与他人不同就是一种罪过。这种倾向一直沿续到了文革以后。敏感的作家如张洁，就有过这样的感受：你与别人的差异本身就足以使别人本能地排斥你。我们经常能够听到的一句责备人的话就是，“你为什么跟别人不一样？”
那么，这种文革中的“大同”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呢？它是否使我们的社会看来更公正、更和谐和更繁荣了呢？结果是众所周知的。我们在历史上很难看到，一个民族能够以空前的热情去扼杀本民族的最优秀的成员。结果是艺术枯萎，文化凋零和经济崩溃。不仅如此，正如孔子早就说过的那样，这种对“同”的追求必然会导致人与人之间的不和。我国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没有比文革时期更紧张的时候了。在文革初期，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穿着相同的黄军装，戴着相同的红袖标，高声朗诵着相同的领袖语录的红卫兵之间的你死我活的争斗。但是人们之间越是相同，就越是难于和平共处，这使得人们难以找到一种合适的方法，来消除他们之间的冲突。现在人们痛心疾首的“内耗”和“窝里斗”的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是经过了文革的鼓励和强化。直到今天，不少看来很“开放”的人，对不同观点的宽容精神还远远低于正常的水准。
事实证明，对“同”的追求不可能造就一个理想的社会，却会适得其反。在很大程度上，同与不同是人的心理感觉。当人们追求相同的时候，他们就越对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敏感，就越得不到满足。这种心理现象在奥地利学者赫·舍克的著作《嫉妒论》中有过比较充分的描述。他曾列举一个精神病医生对纳粹战俘营的记载。战俘之间恐怕没有什么高下之分，但仍然也有值得嫉妒的事情。譬如人们在不同的看守人监督下干活，但是遭到不同的看守人殴打的频繁程度是不相同的。或者有人必然会嫉妒那些在去干活的路上用不着趟过深深的稀软的粘土地段的人，诸如此类等等。”他发现，嫉妒程度其实和人与人之间的真实差异无关。往往差异越大，嫉妒心越小。这是因为那些与自己差异大的人，和自己在社会地位和身分上距离也很远。一个穷人可能不会去嫉妒百万富翁，却会嫉妒邻居中的一个赚了点钱的小贩。因此，嫉妒心是不可能通过对“同”的追求而满足的。因为满足嫉妒心的方法之一，就是给被嫉妒者制造麻烦和障碍、甚至进行直接打击，使他失去在嫉妒者看来的优势，把他降到与后者相同的地位上。但这样一来，后者对前者与自己的些微差异就会更加敏感。并且对某一特定嫉妒心的满足，就会使人将此当作正常的心理状态，从而会使嫉妒心本身加倍膨胀。心怀嫉妒的人是永远满足不了的，也必然永远是痛苦的。他既想毁掉别人，也会毁掉自己；如果这样的人多起来，就会毁掉整个社会。所以一切文明包含着抑制嫉妒心的成分。一个成熟的民族必然会对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和社会的多样化怀抱宽容以至赞许的态度。那种把消除差异当作理想的所谓“文化”不可能成为文明的要素。这或许就是孔子以及中华文化的先贤们摒弃“同而不和”的原因。
当然，任何人都不可能完全消除嫉妒心理。当你的一个竞争对手取得了成功时，谁都不免酸溜溜的。并且在适当的程度内，嫉妒心也许是件好事。记得高尔基曾把嫉妒看作是推动文明发展的人类七大(？)罪恶之一。他说，因为人们嫉妒鸟类，所以发明了飞机。这种说法尽管浪漫，却也道出了部分真情。如果我们用自己的奋斗去消除自己与被嫉妒者之间的差距，甚至超过他，嫉妒就是一件好事。当然这种消除嫉妒是通过增加自己的优势来实现的。并且我们或许还有更好的方法消除自己在成功的对手面前的自卑。这种方法就是制造差异。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和别人不同，我们生来都很独特，我们总能发现自己与他人不同的地方，我们必然拥有别人所没有的优势。而那些在某一领域成功的天才，在其它领域中也许就是个低能儿。制造差异，就能避开竞争。就像经济学家和市场专家经常说的“产品差异策略”和“市场细分化策略”一样。同样是牙膏，如果你能证明你生产的牙膏具有其它同类产品所不具有的特性，你实际上就在证明你在生产另外一种产品，在一定程度上，你就可以从激烈竞争的牙膏市场上脱身。一旦有差异，你和原来的竞争对手就难分高下了。因为不同的东西是不可比的。谁能拿聂卫平的棋艺和一个平庸的医生的医术相比呢？这样一来，我们就会发现，这其实就是寻求“不同”的策略。如果采用这种策略的人增加，整个社会就会越来越多样化，分工和专业化就会发展。当我们把竞争关系变为互补关系后，我们就会在原来的竞争对手面前感觉好多了，关系融洽多了。因为我们之间开始彼此需要。如果聂卫平得了病，总要找医生，尽管或许不是名医。
强调差异并不是强调不平等。恰恰相反，只有权利上的平等，才能保证每个人差异的充分展示，才能实现每个有差异的人之间的互补和合作，因为平等的权利是谈判和契约的基础。如果说现在社会中还存在着不公正的话，那绝不是因为人们之间的差异造成的，而是因为人们的千差万别的天赋还没有充分的机会得以发挥。当人们都找到了自己擅长的领域，当整个社会进一步多样化，人们就会在新的高度上体验着他们之间的平等。人们既会在自己的领域中感受到成功的快乐，又会以欣赏的眼光看待别人的成功。这就好像，人们分别登上不同的高峰，在喜悦之余，挥手向临近山峰上成功的攀登者致意，这种心境与大家都在平地上彼此不服气的心境真是不可同日而语。如此境界，可谓大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