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处处无家处处家

　　十月十一日当晚，我正在撰写关于维·苏·奈保尔的母国寻根之作《黑暗之地》的文章时，从网上传来消息，瑞典文学院将二○○一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了这位特立尼达出生的英国籍印度裔作家。
　　在我国，奈保尔一直是个陌生的名字。虽然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就曾有过介绍，但仅限于他的短篇小说，影响似乎不大；他的重要作品至今还未在国内翻译出版，对他的深入了解当然也就无从谈起。三年前，当我坐在印度德里大学英文系的教室里，被威严的达斯教授指定读奈保尔的作品时，就颇感茫然。在那门名为“英语小说中的印度”的课程里，罗列着许多蜚声世界的作家，如二十世纪初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吉卜林，著名的《印度之行》作者福斯特，还有那位因一部《撒旦诗篇》而招来满身麻烦的拉什迪；其中最陌生不过的，就是这个奈保尔了。我硬着头皮遵命而读，却从此喜欢上了这位冷峻硬朗、幽默而又苦涩的“无根”作家。
　　一九三二年，奈保尔出生在西印度群岛特立尼达的一个贫苦的印地语社区，他的祖父是在废除黑奴制后，作为英属印度的契约劳工来到这里的，到他这辈已是第三代移民了。在童年的记忆里，社区中最具魅力的人，是优雅的金牙奶奶和她仪表堂堂的白胡子丈夫，因为他们来自印度。前辈们只说印地语，唱印度歌，行印度教仪式，在远离母国的西印度群岛，他们要顽强地再造一块印度文化的“飞地”。所有这些，包括有关印度的传说和来自印度的已经破旧却依然被珍藏的器物，构成了奈保尔成长的“背景书籍”。尽管成年后，奈保尔声称由于他对印度教的拒绝，印度的一切早已向他“关闭”了，但他的作品里，始终萦绕着挥之不去的印度气息；他的人生态度，也常常折射出印度哲学的影响。其父是当地的一位新闻记者，颇有新思想，常常发表一些反映该地区错综复杂的政治、宗教、种族之间斗争的文章，并出版过短篇小说集。从奈保尔对传统的质疑与反叛、对文学的热爱以及他的幽默中，人们可以看到这位父亲的影子。
　　奈保尔十四岁就立志要到英国去读书，一九五○年，他终于如愿以偿，拿到牛津大学奖学金前往英伦，走出了对他，对他的家庭和族群有重大意义的一步。在英国，奈保尔开始了自己新的人生：一九五三年获英语学士学位；一九五五年与一位英国姑娘帕特里西亚·安·哈勒结婚；一九五六年成为BBC的自由撰稿人，主持编辑了有影响的“加勒比之声”，表达自己对西印度群岛人民生活和社会问题的看法。但是，恐怕此时的奈保尔自己也没有意识到，英伦生涯正带来他深层的危机——思想上的分裂和文化归属的难题。在英国，他受到欧洲传统思想的熏陶，接受了关于个体价值、正义、自由以及理性主义等等的文化观念，这与他的家庭和文化背景给予他的大不相同，如印度传统的宿命论、消极态度、印度人喜欢的形而上的生活哲学等，这都不能不形成奈保尔矛盾的世界观，也不能不潜伏着后来他自己强烈地感觉到的文化冲突。在他的一些作品里，经常能见到“置换”这个词，他强烈地感到自己处在文化上的“被置换”状态，这也是他日后痛苦的根源，造成有家却无家园感，有身份却无归属感，有成就却不知向谁去炫耀的尴尬。在他成名以后，他反对别人把他看成是英国作家，但他也不是印度作家，当然也很难说是特立尼达作家。他成了特立尼达的“流放者”，英国的“外来者”，印度的“海外浪子”。总之，无论对哪一个地方，哪一种文化，奈保尔都是一个地道的“他者”。
　　很少有作家像奈保尔那样，在自己的创作中带有如此浓厚的族群自传和个人自传的性质，他的创作行为本身和作品的丰富内涵深刻地反映了作家自己和他这一类人的生存境况和生存难题。
　　“房子”情结是奈保尔作品中一个突出的现象。早年的成名作《毕什瓦先生的房子》(一九六一)和后来富于哲思的《抵达之谜》(一九八七)，是有着类似音乐中“复调”关系的两部作品。《毕什瓦先生的房子》可以说是奈保尔父辈生活的想像性再现，也是一部关于作者如何成长的自传性小说，同时，又是可以作为寓言来读的一部作品。毕什瓦先生不甘于过父辈那种宿命的、消极和压抑欲望的生活，渴望着奋斗和成功。他离开了封闭的哈奴曼“屋”，摆脱了象征着封建等级秩序的杜尔希“舍”，在一所破旧的陋室里开始了充满艰辛与挫折的奋斗，最后终于拥有了一所属于自己的房子。“房子”情结是毕什瓦先生一生奋斗追求的动力。“房屋”代表着秩序、安全与成就，对房子的向往也因此带有深刻的心理意味。毕什瓦先生居住、建造或拥有的每一座房子，实际上都是他和他的族裔同胞生存处境的象征，对房子的渴望，是移民对家园，对扎根的渴望。毕什瓦先生是以奈保尔的父亲为原型创作的，父亲的房子情结，又来自奈保尔的祖父——一位顽强而执拗地要在西印度群岛再造一幢故乡小屋的人。一九六二年，作家在印度北方邦的家乡看到的正是祖父念念不忘的那种屋舍。更深一层看，“房子”象征的，不仅是物质世界的一个肉身寄居处，还是精神世界的意义归宿处。小说中，毕什瓦尝试写作，意味深长的是他写出了一个故事的两种版本：一个故事有着英俊的白人主人公；另一个则是没有魅力的棕色的或印度裔的男性主人公。因为他的阅读经验告诉他：浪漫故事的主人公应当是白种人；白人和英国人是优越的。所以，如何在殖民地文化的地基上，建造真正属于自己的精神之屋，仍是毕什瓦们的难题。
　　时隔二十六年，另一部重要作品《抵达之谜》问世，被认为是《毕什瓦先生的房子》的重写和完成。读者再次回到早已熟悉的父—子、毕什瓦—阿南德的故事中，不过这次儿子做了主人公。从热带岛国到伦敦，从特立尼达到海外旅行，叙述者也像毕什瓦先生一样，无根地从一所房子迁到另一所房子，渴望着他所需要的独立与安全；他也经历了同样的精神崩溃，不情愿地回到伦敦的寓所，就像毕什瓦先生一度返回曾努力逃脱的杜尔希屋一样。毕什瓦的故事以他终于拥有一所自己的屋子结束，《抵达之谜》的叙述者也把故事引向自己的房子的建造。可以说，《抵达之谜》结束了毕什瓦的故事，儿子扮演了一出似乎与父亲相似的戏剧。不过，这种相似仅只是内容结构上的形似，在精神意象上却是迥然不同。毕什瓦先生死于那所摇摇欲坠的破房子里，而《抵达之谜》中的主人公却修缮了他购得的房屋，在体现出自己意志的屋子里获得了“新生”的快乐。要了解“新生”的意义，还必须注意小说的另一线索：写作。叙述者是一位来自加勒比的作家，起初竭力模仿英国文学传统，崇拜那种灵巧、纯粹，讲究内在情感的作品；但他渐渐发现，这已不适合他以及他的时代。于是，他以自己的方式大胆地去改写这种传统。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小说中另外两个作家——他的英国房东和阿兰。他们抱着十九世纪的审美观点不放，追求明丽、精巧、纤细和雅致的风格，结果，阿兰没写出一本书就去世了，而房东仅自费出版了一本书。意味深长的是，房东的房子也毁了，毁于他喜爱的常春藤的过度生长。至此，房子与写作的线索汇聚到一起：来自前殖民地的作家，不仅购得房屋，拥有了房屋的产权，而且按照自己的意志设计、修缮它，把过去的建筑转为供自己使用。这里的象征意义不言自明：它是作家以新的方式扎根的宣言，也是对自己与宗主国文学关系的清算——把自己看成是帝国文学的继承者和改造者。对比于毕什瓦先生遵循英国文学范本写的模仿之作，我们看到，父与子的故事已经走向截然不同的路径。
　　在《抵达之谜》中，奈保尔对家园与“归宿”的思考已经从外求转而为内修了。多年的无根飘泊，经历了幻灭与沮丧，自以为永远不会再有家的奈保尔，在英国威尔特郡的乡间，却依稀有了“心安是归处”的歌吟。如此，“处处无家”的“流亡者”，真就成了“处处家”的“世界公民”了。较之早年的刻薄、激愤与狷傲，此时的奈保尔似乎多了份平和、宽容与练达，他开始强调观察与理解，作品中开始充满了各种人的不同声音。他还发现，观察理解的过程，是一个不断修正自己看法的过程。你以为“抵达”了，其实却只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而已。所有的事物都处在变化中，要达致事实真相，就必须不断地修正自己的看法。或许这正是奈保尔在小说中要揭示的“抵达之谜”？
　　旅行写作是奈保尔创作的一大特点。《毕什瓦先生的房子》出版后，他获得一笔基金重返加勒比地区，应邀写一本关于该地区的观察报道，《中间通道》(一九六二)就是这次旅行的产物。在这本早期的旅行记中，奈保尔采用维多利亚时代旅行作家的方式观察特立尼达、圭亚那、牙买加和苏里南等加勒比国家，批评英国长达百年的殖民统治，除了输入大量的奴隶和劳工，歧视他们并任由他们相互仇恨、对抗外，丝毫没有改变当地的状况，没有建立发展的经济基础，也未能提供任何改进的手段。同时，奈保尔也冷峻地揭示社会自身存在的诸多问题：对殖民者的可笑模仿，幼稚的政治幻想，种族偏见与暴力，各族群的自我本位主义以及文化自豪感的缺失。他尤为关注“自由”的问题，尖锐地指出，在这些刚刚获得独立或自治的国家，权力已被意识到了，但尊严却还未给予每一个人。奈保尔的许多观察是切中要害的，至今仍不失其意义。不过，由于他的冷峻、直接，由于他没有采用当时盛行的民族主义立场，他的批评让人极不舒服，引来一片声讨。在嘘声中，奈保尔继续他的世界之旅，频繁地在欧洲、非洲、亚洲和拉美各国进进出出，在“中心”与“边缘”来来往往，抛出一部又一部作品，如《黑暗之地》(一九六四)、《印度：受伤的文明》(一九七七)、《伊娃·庇隆的归来》(一九八○)、《在信徒中间》(一九八一)、《南方的转折》(一九八九)、《印度：百万哗变》(一九九○)、《超越信仰》(一九九八)等旅行记及小说《在自由的国度》(一九七一)、《游击队员》(一九七五)和《河流的转弯处》(一九七九)等。在他对当今世界的分析中，虽然更多突现的是他个人的经历和体验，但它折射出了这个时代的社会、政治、心理和文化的变化；他所瞩目的后殖民时代第三世界面临的问题——经济困顿、政局动荡、种族暴力和文化归属难题等，他对自由与秩序、民主与安全的思考，具有普遍意义。
　　《游击队员》是上述作品中一部有着深刻象征意义和丰富心理内涵的作品。故事背景是一九七○年发生在加勒比岛国的“黑人力量”运动，不过小说并不直接处理政治事件，而是围绕吉米、简和罗奇三人之间的戏剧性事件，来揭示该地区混乱的政治和复杂的现实。吉米是“黑人力量”运动的成员，一个有着中国血统的混血儿。这位不黑不白的尴尬的“金色”人是个悲剧角色，他的必然命运是被任何族群利用并抛弃；罗奇是南美的前革命者，这个从不相信民众的人，利用自己坐过牢的经历捞够了政治资本和金钱；被称作“白老鼠”的简，是有着加拿大国籍却在伦敦有房产的白女人，来到第三世界寻找刺激。奈保尔在这部作品里突出了黑—白对立的意象。黑—白不仅是种族肤色的表征，也是肤色政治——当今世界的基本分裂与斗争——的象征。三者之间的性关系，也成为支配与被支配、权力与压迫的现实之象征。西方的文化政治优势，以简这位白人妇女对前殖民地男人的性强势表现出来，后者的文化政治劣势则以男人的早泄或施虐表现出来。在施虐倾向的背后，是内心深处强烈的不安全感。小说的性关系中关于冷酷、羞辱和摧毁的意象，与帝国秩序崩塌后的混乱、无序以及生活其中的人的生存状态紧密相连。正如一些后现代文化批评家所说，性与权力有关。奈保尔在这里以黑—白对立和性关系的象征，所要表明的是现实中第三世界的“文化无力感”与政治支配权的深层象征关系。
　　奈保尔是位复杂的作家。瑞典皇家学院对他的作品的评语说：“其著作将极具洞察力的叙述与不为世俗左右的探索融为一体，是驱策我们从扭曲的历史中探索真实的动力”。的确，奈保尔对当代世界的认识，对第三世界人们普遍困境的揭示，对现实的无情而且真实的描写，使他常常不见容于自己的族裔，也常常引起批评家们的分歧。但是，我们不会怀疑他的真诚：他的写作，反映的是一个没有祖国的人对归宿的渴望，对文化家园的追寻，一个处处无家处处家的“世界公民”的思索与启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