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儒术

　　孙犁先生说：“汉武帝时，听信董仲舒的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并不是儒家学说的胜利，是因为这些儒生，逐渐适应了政治的需要。”(《如云集》)真是见道之言。不过儒生的变化之外，儒术的性质也是起了变化的。因为汉武帝的尊儒术，并非将儒术作为学术来尊，而是把它看作一种权术，这在《汉书·公孙弘传》中已经说得明白：“于是上(武帝)察其行慎厚，辩论有余，习文法吏事，缘饰以儒术，上说之。”颜师古特别在“缘饰以儒术”句下注道：“缘饰者，譬之于衣，加纯缘者。”又武帝行封禅，“乃自制仪，采儒术以文焉”。(《儿宽传》)儒术的缘饰之用，又似乎渐为“成法”，为君臣上下所熟练运用。《汲黯传》所云：“上(武帝)方向儒术，尊公孙弘，及事益多，吏民巧”，颇令人寻味。又如《张敞传》于传赞中称道敞“履忠进言，缘饰儒雅”(敞为宣帝臣，而宣帝本不喜儒)；《匡衡传》日“衡为少傅数年”，“及朝廷有政议，傅经以对，言多法义，上(元帝)以为任(颜注：任，堪也)公卿)”。至王莽当政，“诵六艺以文奸言”，更将儒术的“缘饰”之用推向极端。
　　在儒生与儒术被正式纳入政治轨道之后，大抵逐步形成了这样两套系统：一为行动系统，一为语言系统。因此，虽然是施暴政的专制统治，也照样可以把本来是主张德政、仁政的儒家学说奉为信条。儒学被条理为一种通行的语言，供一切公开场合的使用；而在这一套标准符号下面，是可以运载各种各样的实际目的的。后来程颢作王霸之辨，说：“故诚心而王，则王矣。假之而霸，则霸矣。二者其道不同，在审其初而已。”欲在出发点上区别王霸，仍是书生之见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