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跨出“新时期”的思索

　　《王蒙王干对话录》，是一九八八年底，一九八九年初两位作者有关文学的一系列对话的成果。这个对话是围绕了“新时期”展开的。“新时期”是我们至今依然难忘的时光，但在对话中，他们却都对“新时期”文学本身发出了追问。王干指出：“所谓‘新时期文学’实是一个非常含糊、不科学的概念。我们一般认为新时期从粉碎‘四人帮’以后，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始，但‘新’到何时为止？”应该说，这个问题实已触到了要害。王蒙先生更指明：“当时用这个概念无非和过去相比较，实际上新时期文学是和年年运动，阶级斗争为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那个时期相比较”。这些论点都已经开始对“新时期”本身进行思考。他们用“文革后文学”来界定“新时期”，认为新时期“实际是从‘文革’蜕变来的”。这些说法实际上试图以超出“新时期”话语的限制的姿态对“新时期”文学进行重新反思。这种反思恰恰是告别的前提和条件。
　　两位对话者对八十年代后期的文学形势作了极为深刻的描述。在他们对当时的“疲软”“滑坡”等等现象的描述中，正可以看到一个新的多元话语正在形成。他们明彻地指出：“中国文学发展到现在，出现了多元的趋势，同时也失去了流向，这对每个作家都是考验，失去流向就没有规定的道路给你走。”他们似乎已经将话题延展向今天面对着商品化与大众传媒的新的文化情势了。昔日的政治化的轰动早已寂灭，而作家追寻的总体性的“轰动效应”也难以重现了。虽然在“新时期”文化的话语中，文学一直处在中心，但文学的这种话语中心的位置已随着社会选择的多样化及大众传媒的崛起而走向了衰落。这里有一个很有趣的矛盾，正是知识分子和文学在呼唤，在呐喊着一个多样化选择的时代的到来，但一旦这个时代真的到来，却最先导致了知识分子与文学的话语中心位置的衰落。两位对话者凭着他们对时代和文化的敏感，点出了“指路的探照灯”式的文学观和中心意识的溃解。
　　在《文学的逆向性：反文化、反崇高、反文明》一节中，两位作者在一些尚未成为潮流的现象中，将我们当时狂热追寻的“现代意识”加以追问和再思。
　　这个追问和再思限于当时的文化情势，尚不可能象今天这样显豁和明确。但其实已触到了中国当代文化的一个大关节，也就是开始了对“现代性”的重新思考。所谓“现代性”指的是文艺复兴之后所出现的启蒙的文化思想。有关“现代性”的定义虽然头绪纷繁，但人们都有一个大致的理解和认知。而“现代性”所构筑的文化设计从鸦片战争时代起就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文化。它是梦想和期许，又是承诺和宏愿。但“现代性”是一个西方文化的概念，它将中国的文化编码在一个边缘的位置上，变成了西方文化的“他者”。中国的文化设计和思想就一直沉浸在一种“他者化”的焦虑之中。我们全面地接受了启蒙的设计之后，就不免失掉了自身的独特性。“新时期”文学所产生的“走向世界”的焦虑，正是启蒙的“现代性”话语的组成部分。对话中专有一章论及《何必走向世界》，王蒙说得十分直率：“现在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讨论和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差距的讨论，里面有价值的东西很少，相反那种想当然的‘西洋情结’非常多”。“过分地关心走向世界，实际是长期封闭之后一种自卑心态的表示。当你仰视世界、仰视诺贝尔奖金，仰视外国读者的时候，你的作品永远不会赢得他们。”这是清醒明彻的声音，它也是我们告别“新时期”和“现代性”话语的可能性的展示。
　　对话录对具体作家的品鉴与分析只是即兴的三言两语，但却准确、生动，独具概括性。他们分析了从王蒙自己和他的同代人，到韩少功、王安忆，再到余华、格非、苏童、刘恒等完全不同的作家。这一部分对作家、作品的评析既体贴创作的甘苦，又能一语破的，指出其成败得失。看得出是批评家和作家在对话中所达到的独特的洞见，同时也表现了一种从容开阔的气度。在这里，两位作者在对话，也在和他们涉及的众多“新时期”作家对话，也在和我们这些读者对话。对话是明智的前提，有了聊天，人才不易被偏执和僵硬所左右。
　　(《王蒙王干对话录》，漓江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十二月版，5.3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