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读《书林掇英》

　　过去买旧书的人，开手时总得先备一两种目录书作参考，如郘亭书目和四库目录标注之类。等到收书渐多，觉得这种入门的参考书不够用了，不能不添购若干公私藏家的目录，不过还是很难遇见可以满足版本鉴别需要的参考书。黄丕烈曾刻过一部《季沧苇藏书目》，在跋文里说的一番话大抵可以说明藏书家的心事：
　　余喜蓄书，于目录尤所留意。晁陈两家之外，近惟《读书敏求记》叙述原委最为详悉。然第讲论著书之姓氏与夫得书之颠末，若为抄为刻，未必尽载。故偶遇述古旧藏，取记中所载者证之，一时无从得其面目。他的最后结论说，方信藏书不可无目，且书目不可不详载何代之刻，何时之抄，俾后人有所徵信也。”
　　这是黄荛圃对书目所悬的标准，已是近两百年前的事了。这以后出现的公私藏书目录，在著录版刻上也并无明显的进步。即以最近才得完工陆续刊行的《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而论，其所达到的学术水平与黄丕烈当年所悬的标准相较也并无长足的进步。连行款也不记，只光秃秃地标明“明刻本”、“清刻本”、“旧抄本”……。悬揣大约采取的是慎重态度，惟恐断代或有失误，会贻人口实。其实以今日的鉴定水平，这问题是大体可以解决的，即便偶有失误，也会取得读者的谅解。过份谨慎的结果只能是裹足不前。在这本书目中，常常遇到同一书著录了数种至数十种本子，但并不反映这些异本之间的异同，及其何以被定为善本的根据。有些著名的国藏善本，为读者耳熟能详的，在这本书目中也往往畿费猜详，终于不敢确认。花费了如许人力物力，那么长的时间，而所得仅此，这是不能不使人感到遗憾的。如果想从黄丕烈二百年前所提出的希望前进一步，就不能不要求在著录善本时，起码要审定并著明版刻时代，行格版式，刊工姓名，刻书牌记，藏书印记，有无题跋，纸质如何，印本先后。抄本也不能只以“明抄”、“旧抄”了之。写年的精粗，时代的先后，都并非绝不可知的。当然这样做要花更多的力气，冒不少的风险。但衡量一种著作的学术水平，也只能求之于此。相信这并不是放言高论，其实经过努力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近代几部著名的私家藏书志，大都由藏书家聘请著名的学者修定。叶昌炽、缪荃荪、王国维、张元济都是其中的健者。但作者都不署名，只由藏家出面。据以入录的也只限于一家的私藏。他们都不能突破前人的窠臼，进展不大，走的还是《读书敏求记》的旧路。赵万里先后编成北京图书馆和李木斋的藏目，后来又写成《中国版刻图录》，有一卷说明，功力甚劬。能照顾到雕版的不同方面，特别标出刊刻地区，这是前人所未曾注意的，虽然其中不无失误，但作为新领域的开拓，是值得重视的。其所以能获得如此成就，主要自然是因为环境条件好，见书多，鉴别力高，又勤于积累。这些都是以一家一馆所藏为基础而进行的研究。此外，还有一群出没于更深广的书海中的贩书人，他们的经验之受到重视恐怕要以江建霞为最早。江标刻出了徐康(子晋)的《前尘苧影录》，这是一位古董书籍经营者的回忆录，书籍只不过只占全书的一小部份，但即此也已保存了不少珍贵的史料。江标在序文中说，他是在苏州元妙观世经堂书肆中得见徐子晋的，“书肆为湖州侯念椿所设。侯年亦六七十，目睹各家藏书兴废，分别宋元椠刻，校抄源流，为辨毫厘。尝称之曰今之钱听默。曾属其将数十年来藏书见闻，杂写一册，亦吾乡掌故也。”这真是一个好主意，可惜很少有人响应，多少年来几乎难得看到什么成果。只有孙殿起的《贩书偶记》。王晋卿的《文禄堂访书记》聊资点缀。琉璃厂海王村的书肆群有几百年的历史，经营书业的人物也才俊倍出，其中有心人如孙王者必然不只一二。果然，在我得见魏隐儒先生《书林掇英》的部份手稿后，才发现悬想不虚。他在版本著录上所下的功夫在在都有突过前人之处。举凡书名、卷数、作者、断代、行格、版式、封面、刻工、题跋、藏印、纸张诸项无不一一著录，使一书的全貌粲若列眉，对藏书家和版本研究者都是绝好的参考资料。所著诸书，都为作者目见，绝无转相援引、不尽不实之病。当然，这并非全面性的记录，流转于东南一隅的典籍就不为作者目光所及，但建国前后迄于今日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旧书流转踪迹，大致是得到了反映的。上可与傅增湘的《藏园群书经眼录》相衔接，旁参王重民的《中国善本书提要》，百年来我国善本书的流转聚散，大致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完整的印象了。
　　作者特别注意戏曲、小说的著录，成为此书的一大特色。以明刻不同版本的《西厢记》而论，此书所收即有五十余种，这是研究《西厢记》的学人从来未能全见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参加了一九七九年故宫博物院康生存书的整理工作，从中发现了这个“藏书家”在十年动乱中掠夺善本图书的不少赃证。傅惜华，阿英、刘盼遂诸家的藏书都曾为康生掠去，加盖了“康生”、“戊戌人”、“归公”、“康生看过”、“大公无私”等印章，还记下了康生属名张三洗在万历粲庄馆刻《新校注古本西厢记》上的“题词”，使人们得以领略这位“西厢研究专家”的“高见”。在被康生掠去的刘盼遂旧藏嘉靖本《东坡后集》条下还附注了刘氏生平与文革中受迫害死去的小传。既是藏书史话，也是文革痛史，使人有读新的《钤山望书画记》之感，不能不说是意外的收获。
　　作者还随手记下了访书经过，收售书价，版本差异，鉴别依据等，这些细琐的记录也都是饶有趣味，也有史料价值的。可惜没有记下收售的时日，不然据此是可以写定一册书价变迁史的。宋刻孤本《楚辞集注》，是由访书人当作高丽本以二十元收进的。后来发现是宋刻孤本，又向原主补还三百元。最后售归北京图书馆，价二千元。如与今天琉璃厂的书价作比，不能不使人怀疑其为天方夜谈式的传奇神话了。
　　《艺林掇英》的另一部类为现代史料，详尽地著录了一九一九至抗战时期革命进步书报。这是一项未经前人涉足的领域，其文献价值绝不下于古刻旧抄的辑录。报刊杂志成为旧书行的专业之一，还是近数十年兴起的风尚，松筠阁的刘殿文先生就有“杂志大王”之称，可见留心此事的并不乏人。这与近数十年来书林风气的转变是颇有关系的。经部的被冷落，史部集部的走红，尤其是地方志身价的飞涨，无不显示读书风气的日渐趋于实际，文献史料受到格外的重视。进步书刊的收集著录就是这一发展趋势的余波，是一种健康的走向。
　　五十年来在书坊中走动，先后也遇见过不少经验丰富，阅历深广的书友，如南方的郭石麒、杨寿祺，北方的孙实君、孙助廉等，都是装着满肚子书林掌故的人物，也曾多次劝他们就知见的善本书与藏家流散故实做些纪录，迄无结果。他们都已先后去世，我的劝说也成为虚愿。现在得读魏隐儒先生四十万言的巨编，不能不有空谷足音之感。欣喜之余，辄抒所见，是为序。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