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观念史与批评史的合一

　　温儒敏教授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在研究视野上已不限于现代批评家对作家作品的阐释和评价活动本身。作者理解中的批评史的研究对象，“所关注的是对文学的认知活动和历程，是对文学本质、文学发展、文学创作的不断阐解与探讨”。作者显然为自己的学术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现代文学观念的评估与总结，在这部专著中构成了主要的贯穿性线索。作者力图描述的，既是现代文学批评的历史轨迹，又是现代文学观念的衍化历程。我们可以说，对观念史与批评史的这种综合把握，标志着作者对自己的研究对象有着更为深刻的体认。
　　把现代文学的观念形态置于批评史的视野中加以考察，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尽管现代文学很难梳理出几套相对系统化的文学理论，但把关注焦点集中在文学观念范畴，局面就可能大为改观。五四新文学运动承受着西方各种文学思潮的共时性影响，在批评领域也形成了各种倾向与派别。“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批评，“表现论”的浪漫主义批评，新人文主义的古典批评，重直觉和体验的印象式批评，弗洛依德主义的心理分析批评以及从苏俄那里承继而来的马克思主义批评……一时间各种派别纷至沓来，与文学创作的多元取向交相呼应，给人一种目不暇接之感。而几乎每一种派别的批评准则背后，都有文学观念的预设和背景在暗地里支撑。考察周作人的“人的文学”的主张，不忽略他的人道主义文学观念的背景；梁实秋的新古典主义批评也来自他从白璧德那里接受的新人文主义的理论；胡风的“体验现实主义”则可以归因于他对主观战斗精神的强化；茅盾的社会历史批评的背后则是他“表现人生指导人生”的文学观念准则。批评观与文学观就是这样紧密地纠缠在一起，它要求研究者不仅需要还原一种文学批评实践的历史图景，还必须对现代文学观念史进行一番清理。
　　这就为批评史的写作增加了难度。其难度首先在于作者如何总体驾驭和评价现代文学纷繁复杂的批评准则和文学观念形态。此书选论了十四位批评家。可以看出，在选择上作者是颇费了一番考虑的。给人的最鲜明的一点印象是批评家的覆盖面。在作为主流派的马克思主义批评流派中，作者选论了冯雪峰、周扬和胡风等数家，这种选择的依据在于，尽管这几位批评家属于同一大的批评流派，但各家的理论发挥与批评的方法乃至批评体系都有明显的差异；而创造社的郭沫若、郁达夫和田汉等批评家都曾以浪漫主义的“表现论”为批评的标帜，观点比较一致，批评成就的“等级”也大体相近，作者就独选了更有特色的成仿吾作为这一派的代表。很难归入流派或跨流派的批评家，作者选论了王国维、周作人、朱光潜等。此外，自由主义批评家梁实秋，印象主义批评家李健吾以及现代批评研究界尚很少专门论及的沈从文、梁宗岱、李长之和唐湜等人也进入了作者的研究视野。作者不满足于以往一些文学史家只注意到文学研究会的“为人生”与创造社“为艺术”两大派系的二元界分，这种二元判断简单化了本来远为丰富的文学史图景。在作者看来，多种批评取向和文学观念多元并存、彼此互补构成了现代批评史的丰富格局。作者的写作意图，正是还原这种更接近历史本来面目的多元格局。“还原”意向的背后，不仅反映了研究者文学史观的总体调整，而且还反映了忠实于历史的科学主义精神。现代批评家的批评实践同样是现代文学留给后人的一份遗产。清理和还原这份遗产，应当是甄别和选择的前提，这些是一项更具基础性也更有价值的工作。要做到这一点，要求研究者的理论眼光应该更公允，更少偏见，从而避免主观倾向的过分介入所导致的价值的偏枯。这或许是批评史写作的更为艰难的地方。温儒敏的理论视野具有一种兼容性，这使他在写作过程中采取了一种不偏不倚的立场，这种价值中立的姿态近似于韦伯所说的“价值无涉”。所谓“价值无涉”，并非指回避价值判断，而是指不以自己的主观价值标准为裁决研究对象的准则。按韦伯的话来说，也就是研究者不能混淆“是什么”和“应当是什么”。此书的作者把批评史还原为各种批评话语和声音的合奏和交响，自始至终努力贯彻的，正是这种“价值无涉”的研究立场。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温儒敏著，北京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十月版，8.3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