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出版发行工作断想

　　胡乔木同志曾在中国史学会代表大会上说过一段赢得满场掌声的话。他说：“如果我国的历史学家有什么有价值的科学著作在别的出版社得不到应有的出版机会的话，请送到社会科学出版社。如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拒绝出版，那么请大家对我进行弹劾。”
　　铿然的金石之声！人们将一定会因为有这样的出版社而高兴。——岂仅高兴而已，一个民族，一个时代，常常由于它留下了传世的学术文艺名著而受到尊崇，拥有这样的出版社，将是我们民族的、时代的光荣。
　　但是，书稿争取到出版社的接受还是不够的。它生于出版社，可能死于书店。
　　书店当然不干涉出版社的内政，它不会阻止任何一种书的出版。但它有自己的市场观点和经营观点，有权决定自己进货的品种和数量，决定营业部的陈列和布置。
　　书店讲求资金的流速。象胡乔木同志讲话中所说的那种“有科学价值，但发行量不大”的书，不容易引起书店的重视。发行量不大，也就是流通慢，相对来说，则是备货额大，存栈时间长。这必然积压资金，耗费利息，增加流通费用。因之很可能受到财政监督部门、行政管理部门的批评，说它“经营不善”等等。
　　由于发行量不大，书籍到了营业部，不会被显豁地陈列。(附带说一句，出版物的广告是那样少见，报纸的广告费又委实惊人，登一则新书广告，等于白送掉几百本新书。)读者到了书店找不到书，问售货员，往往得到冷淡的回答(发行量不大，就会比较生疏，也容易被遗忘)。售缺以后，也许三、五月才有几个人来问讯，这种零零落落的问讯不易给售货员留下印象，不会形成市场压力。当出版社直接收集到读者要求重印的意见与书店洽商时，往往看法不一致，书店很可能要求首先重印另一些品种，也许是一些印数已经很大但学术、艺术价值却不是那么高的品种。
　　那类尽管印数很少的书，被分散到个别小城市的门市部，还免不了会有土积尘封的命运，最后按一折八扣的办法打发掉。——我在北京前门外书店里见到在把三卷五本的《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扎成一捆一捆按定价二折处理，不免有一种“黯然”的心情。我只是个一般的读者，对于这部书的编辑、出版化过力气的人们说来，恐怕感情上要受到大得多的损伤。
　　我建议改革出版社和书店分成两条线的体制，设立一些由出版社经营的书店。
　　要改变以利润为提取奖金基准的简单化考核办法。企业应该讲究利润，增收节支；但利润对出版社和书店说来，并不能正确反映它们工作的数量和质量，更不应成为它们工作的动力和追求的目标。要把从利润提取的奖金压缩到较低的比重，建立另外的奖励办法。
　　改变全国书店结成总、分、支店严密网络的概念，改变由独家发行所总发行的制度。在统一发行网之外可以有几家与出版社建立直接批销关系的书店。可以越区发货和批销。总之，可以有一些不同的发行办法，有一点灵活性。
　　建立一些小型的专业出版社和书店，如开设“三闲书屋”以出版和发行有关鲁迅的著作，它可以隶属于鲁迅博物馆，建制不大，却是出版、流通这类书的总汇和权威。
　　改善书籍与期刊发行的分工和配合。大量发行的(例如一次印数超过五十万册)的书籍，以及带有时尚或猎奇趣味的书籍，可以主要在邮亭发行，某些书店可以不经售；一些学术性、资料性的期刊，主要由书店零售；专业书店必须经售相关专业的期刊。
　　呼吁全国所有的学会和研究所列入一项任务：定期评选与其专业有关的出版物，推荐给出版行政机关和出版工作者协会，授与荣誉和物质奖励。关心这类出版物的重印和备货，是出版社和书店的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