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可怜的拉什迪

　　英国作家萨尔曼·拉什迪的命运，在当代作家中可谓绝无仅有。他的第四部长篇小说《撒旦诗篇》于一九八八年九月二十六日在英国出版，不到十天就被印度政府查禁。一九八九年二月十四日二十一点，伊朗什叶派精神领袖霍梅尼在德黑兰国际广播电台发表文告，宣布判处《撒旦诗篇》的作者及出版者死刑，号召全体虔诚的穆斯林立即执行，凡在执行这一使命时死去的人将被视为殉教者并直接升天。同时还用重金悬赏拉什迪的人头：凡杀死拉什迪者，外国人赏一百万美元，伊朗人赏三百万美元，因此拉什迪从二月十五日起就不得不在英国警方的严密保护下东躲西藏。一九九一年三月，伊朗政府把赏金提高了一倍。《撒旦诗篇》的意大利文译者于同年七月受重伤，日文译者于十一月被杀害；到一九九三年十月，该书的挪威出版商又中弹受重伤。拉什迪无论怎样向穆斯林世界解释、道歉、甚至否定《撒旦诗篇》都毫无作用，最后只好孤注一掷、公开露面，声称“为自己的书感到骄傲”。他从一九九二年三月起出访欧美各国寻求支持，并于一九九三年三月与第二个妻子、美国作家玛丽安妮·维金斯离婚，以摆脱后顾之忧。
　　迄今为止，世界上关于拉什迪及其小说的舆论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赞成霍梅尼的判决的，“这个判决得到了‘伊斯兰教会议组织’的四十六个成员国的确认”。《撒旦诗篇》在伊朗、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马来西亚、印尼、沙特阿拉伯、埃及、南非和索马里等国被焚毁或禁止出版，大规模抗议拉什迪和英国的示威游行时有发生，梵蒂冈也认为该书“亵渎宗教”。另一种是反对霍梅尼的判决的，欧共体十二国为此召回了驻伊朗的使节，当代许多著名作家如奥克塔维奥·帕斯、诺曼·梅勒、约瑟夫·布罗茨基等都曾致电拉什迪表示支持。法国的克里斯蒂昂·布古瓦出版社出版了《撒旦诗篇》的法译本，已售出二十四万册。一九九三年十一月，美国总统克林顿还在白宫接见了拉什迪。
　　法国《读书》杂志当然是持后一种态度的，它在第221期(一九九四年二月号)的封面上特地刊登了拉什迪的大幅头像。主编皮埃尔·阿苏利纳不仅称赞《撒旦诗篇》是一部杰出的小说，而且认为小说家的精神自由不应该受到束缚和限制。不过同期刊登的三位学者的访问记，却从学术、宗教、司法和政治的角度，阐明了一些不同于《读书》杂志的观点。这三位学者是：伊斯兰教学者和教徒万桑·芒苏尔·蒙泰伊，天主教徒、后改宗伊斯兰教的前法共领导人罗杰·加洛蒂，天主教徒、社会学家和东方学者雅克·贝克。
　　蒙泰伊认为《撒旦诗篇》是对伊斯兰教和《古兰经》的邪恶攻击，其根源可追溯到中世纪的十字军东征。《古兰经》允许每个男人有四个妻子，只要他能完全平等地对待她们。拉什迪却从盎格鲁－撒克逊读者的偏见出发，把多妻制作为一个下流的题材来加以嘲笑，只描写穆罕默德的私生活，把他的几个妻子写成婊子，表明拉什迪本人是个色情狂，《撒旦诗篇》是反伊斯兰教、反《古兰经》、反穆斯林的，它的文学形式只是一种骗不了人的掩饰。拉什迪在孟买受过伊斯兰教的教育，不可能不懂得《古兰经》是上帝通过先知穆罕默德之口所说的话，对《古兰经》不能有任何嘲笑，因此他对上帝及其先知的攻击是不能容忍的。
　　加洛蒂曾发表过著名的文艺论著《论无边的现实主义》，他从文艺批评的角度，指出《撒旦诗篇》写得平庸之极、令人乏味，开始时竟连出版社都找不到，倒是霍梅尼的判决使它成了畅销书，也使拉什迪成了捍卫思想自由的殉难者。他认为《撒旦诗篇》首先是一个政治事件，是为一场反伊朗的运动提供了机会，而霍梅尼最大的错误在于未经审判便宣布死刑，何况这个判决没有任何宗教依据。《古兰经》没有关于处以死刑的任何规定，只是说诽谤者要受到上帝的诅咒，所以只有上帝才是唯一的法官。
　　贝克指出，《圣经》并未告诉我们耶稣是否结过婚，而影片《基督的最后诱惑》仅仅因为把耶稣说成是个已婚男子，便在天主教徒中掀起了轩然大波。如果把摩西写成妓院老板，犹太人又会作何反应？作者肯定会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在煽动种族歧视，所以宗教应该受到尊重。他认为宗教是可以批判的，但必须要有神学的或社会的根据，也就是像费尔巴哈那样进行科学的批判，或者像历史学家勒南(一八二三——一八九二)那样进行令人微笑的讽刺，这种讽刺不会使任何人受到伤害。伊斯兰教是反对美国霸权主义要建立的世界新秩序的，《撒旦诗篇》丑化伊斯兰教，客观上有利于美国的霸权主义。拉什迪也不是在伊斯兰教的土地上、而是在英国警察的庇护下攻击伊斯兰教的，因此没有必要把拉什迪视为思想自由的捍卫者，把他捧成当代的伽利略，不过归根结底，是否尊重宗教是作家的良心和责任问题，不能因此便以任何形式禁止出版作品。贝克认为作家的自由应该得到保障，无论作家写了什么，他都坚决反对把一个作家交给民众去制裁，使一个知识分子时时受到死亡的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