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怎一个“忏悔”了得

　　中国历史在近半个世纪的曲折发展中，造成了知识分子的两种命运。当时代的文化环境允许我们把这些知识分子重新作为研究对象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一个现象，那就是一种知识分子面临晚年忏悔，以抚慰自己愧疚的心灵，而另一种知识分子却在晚年重新受到人们的尊敬。
　　现在只说晚年忏悔。
　　忏悔一般是能得到人理解的一种行为，但并不是所有的忏悔都能得到应有的历史评价。在我国，近年常与晚年忏悔联系的有两个知识分子，一是巴金，二是周扬。但我以为两者的忏悔并不是一回事。巴金青年时代信仰的是无政府主义。后来表示忏悔是对自己在非正常环境下讲过的假话错话表示歉意。由于他没有在具体的政治运作中直接伤害过人，所以他的忏悔是一种情况。另一种忏悔，情况有所不同，就有所区别。
　　最近我在上海《书城》杂志上读到当年“胡风分子”之一的绿原先生谈周扬在病中约见他的文章，就很有感触。绿原先生说：“胡风究竟坚持了些什么，是在什么样的具体环境下坚持的，以及分析他为什么要冒着身家性命的危险去坚持，……二、周扬又承认了些什么，是在什么历史背景下承认的，以及他为什么要承认，而不像另一些人那样诿之于当时的客观原因，以求在历史的裁判面前心安理得。”绿原先生在这篇文章中要尽量把话说得委婉，而我还是看出了他对晚年忏悔的评价。对个人来说，你是在朝时忏悔，还是在野时忏悔？这大有不同。对历史来说，你是在禁锢的情况下忏悔还是在宽松的情况下忏悔，这又有不同。
　　年初在《中国作家》上读到韦君宜先生一篇《胡乔木零忆》，她在文章的结尾说：“一九八五年吧，我们开研讨会，讨论并纪念冯雪峰，去请了乔木，他应约而来，在会上以低沉的声音说到当年上海的冯雪峰。缓缓地说着，使人们感叹。包括对于周扬，他写文章批判了周扬，但是周扬病后他又去信安慰”。我不知当年的周扬在病中收到胡乔木的安慰信是什么心情，大概他会想到当年在胡风平反以后自己前去探望的情况吧？历史真是无情，伤害者又受伤害，这次第，怎一个“忏悔”了得。
　　《读书》去年有李辉谈周扬文，萧乾老谈胡乔木文，都说了些真话，但似意有未尽，因特稍作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