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罕见的“鲁棒性”

　　美国圣迭戈加州大学的两位经济学家J·麦克米兰和B·瑙顿先生在他们的《如何改革计划经济：中国给我们的启示》(载《牛津经济政策评论》)中，认为，中国的改革进程并不是最优的，至少在理论上不能这样说。事实上，在中国的改革进程中，有过许多小的失误，有过许多纠正。但是大家都可以看到，中国的改革进程显示一种罕见的“鲁棒性”。鲁棒性是robustness的汉译，原意包含坚强、粗壮、经得起一些折腾的意思。鲁棒性本是近年来自然科学非线性系统分析中的新宠概念。在以自然科学和经济学的交叉为议题的一次香山科学会议上，笔者才知道，对robustness研究有素的若干学者，竟然最后还是宁可使用音译为主的“鲁棒性”。也许，“鲁棒”之译承继了“幽默”之译的文采，鲁，棒，鲁棒，似乎真有一点robustness英文单词的原意。
　　麦、瑙两位的这种观点基于这样一种事实分析上：
　　东欧和前苏联国家，曾经浸泡在西方关于如何解放他们的计划经济的建议之中，遗憾的是，这些建议并不基于经验的总结和提炼。似乎，各种各样的建议只是想以这些国家做一系列试验，没有人知道这些国家的经济将对所建议的改革做出怎样的反应。事实上，这些建议体现某种信息的不完备性。
　　然而，人们忽视了一个重要的信息资源，那就是中国。正是中国，可以向我们提供相对完整的长达十多年的一系列数据(！)，说明改革计划经济可能达到的目标和可能带来的副产品。中国的改革是渐进的，但是其总合的效应却十分可观。在当今这个世界上，中国的成功实在非同凡响。中国的经验，向我们提供现实的教益：除了来自西方的、大体上作为现存书本推理结果的政策建议以外，的确还有一些可以做得非常成功的事情。
　　在西方，主流地位的经济学派欣赏“震荡疗法”，认为计划经济的改革，应当按照一个包揽无遗的计划，全面地进行。他们认为，渐进的、因而每一步都是部分的改革，是不会产生好的结果的，道理是计划体系的未经改造的部分，会对那些部分的改革产生强烈的对抗。“震荡疗法”因为伴随了对“震荡”以后前景的美好设想，所以很有市场。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前苏联的一些国家，都宣布要快速进入资本主义。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看来却没有这样戏剧性的宏大计划。相反，他们的改革由一小步一小步的变化组成。他们没有宣称值得大肆渲染的近期目标，在开始的时候也没有提出具体的改革时间表。有些变革在开始时只是自发地出现在地平线上，后来才得到政府方面的认可和肯定。这样的改革，充满了“试验”和“纠错”，改革者一再面对未知的新问题和新情况。感觉不过瘾的外界经济学家，批评中国是“胡乱”应付过来的。但是，中国却取得了别人难以媲美的成功。这是一种渐进式的改革。
　　以上引文，写得十分浅白。也许需要略略说明的是，所谓“数据”，并不只是具体的数目字。理论、政策、方法乃至改革的社会进程和社会后果，都属于文中所说“数据”的范围。
　　按理说，进化式的改革并不一定就优于“震荡疗法”。相反，如果能够在一个早上建成规范的现代市场经济，人们自然愿如此。不过，现在越来越清楚的是，任何改革必须耗费时日。计划经济的所有机构和机制，是相互依存的。这些机构的设置，大多与真正的市场经济难以相容。价格体系、财政体系、货币体系、所有制系统和法律系统，都必须改变，“震荡疗法”的确可以使盘根错节的计划经济体系迅速崩溃，但是建立市场经济新体系绝不等于瓦解政府的控制，更不是说只要把政府的控制取消，就可以大功告成。新的机制需要培育，需要建立。这就要求政府的监管和指导。这是一项非常复杂、非常庞大的社会历史工程，其间充满了未能完全预见的事情。，设想这样复杂庞大的工程可以不受监管指导而自发地进行，充其量只能说是感情用事。
　　虽然别的原来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不能够也不应当照搬中国的做法，但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经验，值得别的国家参考。这里，作者提到非国有企业进入市场、竞争的压力急剧增加(国有企业之间和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之间)、国有企业因市场式激励之设计所带来的运作改善，等等。这一过程反过来驾驭着市场价格之重组，使得居民或者消费者开始对于经济产生影响力。大家知道，市场力量的主要表现，在于企业之进退和市场的竞争。中国是成功的。但是，中国的成功并不是经济自由放任主义的结果。恰恰相反，中国的成功表明，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政府必须有效地监管企业。
　　关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作者认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是最有力的数据，如果说在发达国家和地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不能概括居民对生活水平和生活质素的要求，那么对于欠发达或发展中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却基本上可以说明发展的态势。
　　西方许多经济学家，曾经在不同程度上认为计划经济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主要是要搞私有化。两位作者不同意这样的见解，他们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是引进竞争机制，而不在乎是否迅速私有化。作者提到允许非国有企业特别是允许私营企业参与竞争，开始的时候还给予若干优惠；提到国有企业面临严峻的竞争，国有企业的商业化和运作之改善。这一切，都属于发展市场竞争和市场式竞争。比对东欧的迅速私有化的“震荡疗法”所遇到的巨大困难，要小得多。作者指出，在整个改革进程中，国有部门还起着一个“社会安全阀”的作用。就这个意义而言，中国的成功说明，计划体系的若干特定架构，可以用于推进改革计划经济的进程。国有部门因为逐渐失去畸形优惠价格的保护，曾经运行越来越困难。但是国有部门继续雇用数量太多而效率欠佳的员工，避免了大规模的失业，避免了大的社会动荡。国有企业的员工在一段不短的时期内生活水平提高较慢，使得若干国有企业的未及更新的老套产品仍然还有销路，这就避免了马上需要大量进口补充的国际贸易危机。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国际贸易的比重应当上升。但是，进口之增长略略落在经济之起飞后面，对改革颇有好处。
　　作者的另一个鲜明的论点是，在改革的进程中，政府必须监管企业。在发达国家和地区，企业之运作主要靠成熟的金融体系来约束。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自会奖优罚劣，优化社会资源的配置。但是在转型经济，金融体系有待发育。约束企业有效运行的唯一替代者，就是政府。中国的经验说明，长期以来按照计划经济的模式监管企业的政府部门，在改革进程中的监管行为虽然不能说是最优的，却大体上是良好的。至少方向是对的。这一成功的主要概括，就是政府部门对企业的监管，从控制型转变为激励型。这种激励，就是市场激励或市场型激励。在过去的十几年，人们看到的不是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而是国有企业的自主化。在这个自主化的过程中，没有发生太严重的侵吞国有资产的现象，就归功于政府部门的有力监管。
　　一些经济学家曾经认为，价格改革必须“配套”地进行，也就是一步放开，迅速到位。两位作者则认为，价格改革可以途步进行。除了这样做可以避免大的社会震荡以外，作者主要从价格改革对企业的行为激励方面作了分析。比如价格双轨，当然要尽快向市场价格并轨，以免“寻租”和造成腐败的空间太大。但是价格双轨是从计划价格的单轨分出一轨而来的。一旦分出新轨，就不可逆转地终究要整合到市场价格的这一新轨。即使在双轨的阶段，企业是在完成计划调拨指标以后，才可以将其超额部分的产出送到市场上去。按照现代经济学边际分析的原理，最后部分产出的市场实现情况，决定企业的行为和决策。所以就提供市场激励而言，市场价格这一新轨的出现，具有决定的意义。
　　两位作者还对中国的农业、税制、金融体系等等提供分析。有些论点，我们未必能够同意，但是却不妨存异，作为外界视角之体味。比方说，作者认为苏欧国家居民受教育的程度高，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比对经济体制改革强烈，从而就经济体制改革而言，他们受到的压力更大，没有中国那么好的条件。这一因果联系，的确新鲜得很。
　　“震荡疗法”或“休克疗法”的出发点也许是美妙的，但是其要害之处是，设计一个全面的、彻底的、详尽的、一步到位的改革计划，就像为整个国民经济设计全面的、详尽的计划一样，缺乏基本的可行性。为什么人们摒弃计划经济而选择市场经济？主要正是因为，理想的计划经济所需要集中和处理的信息量，大大超越了人们掌握和处理信息的能力。这就是计划经济的病根，它之所以落败，原因是它想控制不可控制的东西。相反，市场经济所要求集中的信息量却小得多，价格信号已经凝炼地表达了为谁生产、生产什么和如何生产这些经济的基本信息。深知计划经济之弊的经济学家，如果要求设计一个全面的、彻底的、详尽的、一步到位的改革计划，要求靠“震荡疗法”或“休克疗法”取得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岂不是重蹈需要过量信息的复辙，要求人们做实际上做不到的事情？
　　理论上说，“震荡疗法”或“休克疗法”的设计者，需要无所不知，无所不能预知。只以金融体系的设计而言，他要先验地判断是仿照美英模式还是仿照德日类型。当然，在渐进的进化型的改革过程中，人们也要做出这样的判断和决策，但是谁都明白，步进的决策比较容易做出和实施，比较可以保证不马上带来大的失误，出现偏差也容易得到纠正。这种渐进的改革的积累，可能收敛到人们冀求的市场经济的整个体系。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看来就显现出这样一条不断反馈、调整、进步的轨迹。文章最后，作者提到波兰总统瓦文萨在一九九一年底的一次谈话，瓦文萨说：我们一直听西方的，我们太心急了。
　　John McMillan & Barry Naughton，How　to　Reform　APlanned　Economy：Lessons　From　China，Oxford　Review　ofEconomic　Policy，Vol.8，130.1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