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一点澄清

　　顷阅《读书》一九九四年第二期130页朱新华短文：《后事岂可作“今典”》。此文不同意汪荣祖《陈寅恪评传》讲陈老《吕步舒》诗为一九五八年厚今薄古运动中受个别学生攻击后所作。对这个争议我没有意见。现在要说的问题是汪先生的根据是一九五八年“寅恪某及门弟子”如何批判陈先生的事由，而汪先生自注谓“某及门弟子”语见《历史研究》一九五八年十月号李锦全文。
　　这里所引汪先生的自注与我有关，我当时任中大历史系学术秘书，是写过一篇报道《中山大学历史系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情况》，登载在《历史研究》一九五八年十期76页上(我当时是该刊通讯员)。但文中并没有谈及“某及门弟子”那段话，汪先生还说“某及门弟子”文革时曾任中大历史系主任，我一九五八年的报道，安能讲到文革时事？因汪先生在海外，难以联系，故望澄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