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世纪末的论争

　　中国学术界九十年代发生的关于效率与公平的论争也同时发生在日本的学术界。引起论争的“导火线”是一九九八年年末岩波书店刊出的一本小册子——橘木俊诏的《日本的经济所得差——从所得和资产来考察》。橘木认为，战前日本只是引进民主主义之前的前现代社会，经济制度虽以资本主义框架建立起来了，但很难说整个社会是在健全制度保证下的资本主义社会。比如，贵族身份制度、大地主以及垄断财阀阶级的存在、女性没有参政权、军队有操纵政治等都是封建社会残余的特征。研究表明，三十年代日本社会基尼系数超过0.4，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甚至高达0.641，这说明战前日本社会是一个非常不平等的社会。战后，美军占领时期进行的一系列改革，如财阀解体及禁止垄断政策、土地改革的实施、民主劳动法制(工会法、劳动基本法、劳资关系调整法)、新税务制(综合税收制、高额累进制)、促进教育机会均等的新学制等制度的建立，为以后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社会财富分配走向平等做了制度上的准备。
　　经济高速增长初期的五十年代，社会经济结构系二重结构，收入所得的差别呈扩大趋势，城市制造业的从业者收入高，与农业、零售业从业者收入所得的差别有所扩大。但是，到了六十年代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社会收入所得分配开始显示出平等化的倾向。其原因：一、制造业的平均工资提高。二、原来工资水平承受能力低的中小企业，随着利润增长，相应地提高了工资。而且这一时期，尽管农村劳动力大量转入城市，但城市劳动力仍嫌不足，这也促使中小企业承受比较高的工资支出。三、农民也开始从事多种经营，收入也略有提高。七十年代初，因石油危机，高速增长进入停滞阶段，但这种社会收入所得分配的差别呈现一种低基尼系数的平稳的走向。正是这一时期，社会各阶层皆大欢喜，仿佛迎来了一个“一亿国民中流阶级”的平等的时代。
　　这种低水平的基尼系数被八十年代中开始的泡沫经济改写了。八十年代中至九十年代初的泡沫经济带来了一种异常经济现象：虽然实物资产(特别是房地产)和金融资产价格急剧上升，但实际国民收入所得仅以每年3%—5%的速度提高。尽管如此，人们仍有一种生活得到改善的实感。橘木指出，实际上这只是一种错觉，这一时期，高额的不动产和高级轿车购入只不过是一小部分富裕阶层的奢华消费。这种异常的经济现象加剧了社会不平等的程度。受到泡沫经济侵蚀最严重的是实物资产——不动产(土地、房产)的价格和金融资产——股票、证券的价格扶摇直上。其结果，持有房产、证券的阶层与不拥有房产、证券阶层间收入所得产生极大的反差。据橘木推算，一九八八年的资产分布不平等的基尼系数为0.525(样本仅限持有房产的人)和0.794(样本包括不持有房产的人)，而政府计划厅的调查统计的结果也显示了惊人的不平等程度，一九九○年度的上述指数分别为0.516和0.723。
　　九十年代泡沫经济破灭后，以土地为中心的实物资产分配的极端不平等的进展稍有减速(因土地、房产价格下跌)，但金融资产分配的不平等并没有消解。国民经济年增长率一直低于2%，甚至是负增长，中、下阶层生活消费甚至难以保持以前几年的水平。橘木担心，这种不平等还要通过继承或赠予的形式达到资产转移——世代间延续下去。因为日本遗产对资产分配不平等的相关程度高达25.6%，这种遗产继承还不包括对下一代的教育投资在内。橘木运用厚生省《所得再分配调查》数据与阿德金森(A.B.Atkinson)统计数据进行了比较后指出，在八十年代中到九十年代中的十年间，与先进工业国家相比，日本社会不平等程度也是最高的。就未课税前的收入所得算出的基尼系数而言，日本(0.433，一九八九年)甚至比同期贫富差别最悬殊的美国(0.40)还要高，这是一个使人难以相信的事实。
　　橘木还对效率与公平不能同时两立(trade off)论提出了质疑。通常人们认为重视公平(或效率)会对效率(或公平)产生负面影响。其主要依据是政府通过纳税来调整收入所得再分配，如果对高所得者课以高税收，会使他们失去经营、劳动的积极性，会给社会生产率带来负的影响。而且税金过高，储蓄下降会对投资产生负影响。虽然八十年代英、美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成功以及北欧福利国家陷于困境的事实已使效率与公平不能两立论似有相当说服力，但是，橘木提出相反见解。至少从经济数据来看，效率与公平不能两立理论在日本未必能成立，日本的现状是低增长，不公平程度却很高；而高增长时期，效率却与低不平等共存。橘木还对库茨耐兹一九五五年提出的关于收入所得不平等的倒U字形的假说产生了疑问。他说，倒U字形的假说能够证明二十世纪初至七十年代日本社会经济分配不平等的走向，但是，如果以三十年代至九十年代这六十年为一个历史阶段来描述日本经济分配趋势，那么，就和倒U字形的假说呈相反的正U字的走势。所以，倒U字形适用的历史阶段必须加以限定。
　　橘木期望按照罗尔斯正义论的原则，通过税收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来缓解日本社会经济分配的不平等；提议通过降低学费和扩大奖学金的举措来抑制世代间阶层的再生产。《日本的经济所得差》一书获得了日本第三十九届经济著作奖，也遭到不少持反对意见学者的批判，引起了一场关于“日本是个不平等的社会吗？”的论争。
　　翌年，社会学者原纯甫、盛山和夫的《社会阶层——富裕中的不平等》(东京大学出版会)一书问世。原和盛山利用一九五五年以来的SSM调查(一九五五年起日本学术界每十年以全国二十岁至六十五岁国民为对象，进行社会阶层的调查和统计，“SSM调查”是“社会阶层和社会流动调查”全称的缩写、简称)的数据，提出与橘木相反的观点。他们认为主要是以下两个原因，导致八十年代后基尼系数上升。一、日本步入高龄化社会，低收入不在高龄家庭增加；二、女性独立意识增强，单身家庭与女性为主的单亲家庭增加，而妇女工资待遇未得到改善，普遍远低于男性。即使八十年代基尼系数有所上升，“日本社会虽不是北欧那样的平等福利国家，只不过是和英、法、德并列的‘普通国家’”，从眼前的迹象来看，并不是美国那样的贫富分化极大的社会，而且，今后也不会有很大变化，故不必杞人忧天。
　　又如，大阪大学经济学者大竹文雄也在《日本经济新闻》上发表《缺乏中流阶层崩溃的依据》一文，对橘木提出批评。大竹指出日本的课税前收入和美国的课税前收入不一样，橘木采用的国家总务厅的“课税前收入”统计未把国家发放的养老金统计进去，所以，会得出课税前收入所得分配不平等程度甚至高于美国的结论。另一方面，八十年代后，高学历、高收入男性与高学历、高收入的女性结婚家庭增多，在做家庭收入所得比较时，也会得出基尼系数上升的结论。大竹认为，九十年代以来，虽然短期临时雇用劳动者收入相对下降，IT相关行业就业者收入激增，但只要处于这两者之间的中间阶层的人数没有显著减少，很难得出日本中流阶层业已瓦解的结论。
　　二○○○年春起日本各大媒体都开设了论争的专栏，同年五月号《中央公论》和《文艺春秋》都因此出了特集，论争进入高潮。
　　持反论的学者从以下三个方面批判橘木的结论：一、进入高龄化社会，由于退休人口增加，导致收入所得差增大的统计结果；二、利用政府厚生省《所得再分配调查》数据进行国际比较时，未对有关数据做对应的修正，导致错误的结论；三、在目前经济衰退时期，应该对基尼系数上升持容忍乃至鼓励态度，现时日本的不平等程度政府可以无视，不加以宏观上的干涉。
　　五月号《中央公论》“中流崩溃”特集所收题为《对结果的不平等能容忍到何种程度》一文中，橘木进行了反驳。他指出，确实高龄化是加速日本社会不平等的要因之一，但应该看到高龄者之间的收入所得也存在很大的不平等，低收入独身老人增加是事实。这种两极分化是不能否认的社会问题。关于国际比较样本的标准，他认为，七十年代OECD(经济合作开发组织)研究者对先进工业国家所得分配比较时也得出过日本在高度经济增长时期社会平等程度达到北欧以及中欧诸国同等水平的结论，这也是日本是平等社会神话起源的一个要因。当年OECD研究者利用的是日本政府《家庭收支调查》的数据，因样本不包括单身家庭、农村家庭，所以，当时也有人对“平等”结论持怀疑态度。另一方面，厚生省《所得分配再调查》，因样本中单身高龄者、低收入者占比率过高，易得出社会分配不平等结论；相反，总务厅《全国消费者实态调查》样本中，单身者过少(单身者以低收入居多)，所以，收入所得分配统计分析容易得出平等的结论。虽然政府部门调查是严肃、公正的，但如果把这些样本中需要修正的要因也考虑进去，可得出日本虽没达到美国那样贫富分化悬殊的程度，但也绝不是北欧那样高平等的社会的结论，以此说明日本社会平等的神话破产也可以说是正确的。即使六七十年代日本社会的平等只是一种虚伪的假象，也须用实证研究进行验证。橘木表示，他也最关心扣除了税金以及社会保险金的再分配的国际比较研究，但是，反论者们都混淆了一个重要问题，即工资与收入所得是有区别的，工资仅是收入所得的一部分，也有人不通过劳动的工资收入所得，从房地产、金融资产、继承等渠道获得巨额收入，所以，保障机会的均等和调整结果的平等——政府干预都是很重要的。
　　在同一期《中央公论》上为橘木助阵的有社会学者佐藤俊树的《“新中间大众”诞生二十年》，和同年十一月号《中央公论》特集上他的《即使如此也是一种“不平等社会化”》一样，这两篇文章基调都出自于他在同年六月出版的《不平等社会日本》(中公新书)一书。《不平等社会日本》在三个月中售出了八万册，可见其社会影响不局限于学术界。
　　佐藤俊树和原纯甫、盛山和夫一样，也是利用一九五五年以来的SSM调查的数据，却得出与原、盛山不同的结论：“现时技术、管理职务的上层白领阶层世袭程度比战前还要严重”，因此日本社会是个阶层固定化的闭锁社会。因为双方采用同一统计数据，分析得出不同的结论，使论争更趋“激烈”，佐藤这本书问世可以说是“揭开论争的第二幕”。(《中央公论》编辑语)
　　佐藤认为，如果按照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九五年历届SSM调查数据的差额比(ODDS)和社会开放系数来分析，可以得出战后日本社会各种职业世袭程度有很大下降的结论。但佐藤认为，这种研究方法有很大漏洞。即在统计时点，四十岁以下的上层白领家庭出身者不一定已经从企事业中层上升到上层的技术、管理职务的地位。因为，日本的企事业中，年轻人就业后，大多须经十五年左右时间晋升到白领职务(科长以上职位)，所以，在统计时点，未满四十岁的人虽居下层白领地位，内有一部分人是上层的候补者，却为统计所“遗漏”了。不把这十五年左右的时间差考虑进去，会得出日本社会是一个世袭性很低、阶层流动是开放的社会的结论，会有一种日本社会阶级已经消失了的错觉。为此，佐藤的统计样本只以四十岁至五十五岁年龄层男性来统计分析世代间的社会流动系数。根据佐藤研究的结果，从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五五年间出生的“团块世代”(即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期间就业的世代)开始，日本社会流动急转，朝阶层世袭固定化方向发展，社会不平等程度甚至超过战前。他虽也赞成在最低限度社会保障制度下，引入根据个人能力、业绩决定收入高低的竞争，也反对绝对平均主义的“恶的平等”，但是，他对世袭的社会地位继承表示难以容忍，指出“他们得到的地位是绝对的，与其他职业相比，即使具有相对的意义，却很难说是一种由其本人取得的成果”，他们因为父亲职业的缘故，获得上层白领地位比常人容易四到八倍。父辈拥有的高收入、持有的不动产、金融资产，可以通过教育和资产两条有利途径使他们也能获得同样的富裕和社会声望。
　　佐藤《不平等社会日本》一书又将论争推向新的高潮，同年十月号《中央公论》又刊出题为《论争：日本是不平等的社会》特集，同时刊出观点对立的盛山和夫的《中流崩溃不过是一种“故事”》和佐藤俊树的《即使如此，也是一种不平等的社会化》。
　　盛山对SSM调查数据分析时，采用了四种统计类型：即四十岁时上层白领、现在(一九九五年)上层白领、四十岁时被大企业雇佣的白领、现在(一九九五年)被大企业雇佣的白领。后三种类型所呈趋势未能反映出社会流动固定化的走向，而四十岁时上层白领阶层统计、分析结果和佐藤的结论一致。但是，盛山指出，这四十岁时上层白领阶层的样本实在是太少了(一九八五年SSM调查，父辈系上层白领阶层的为六十八人，一九九五年SSM调查为四十二人；而非上层白领阶层出身者，一九八五年是一百四十三人，一九九五年是九十九人)，缺乏信度。其次，盛山和夫对佐藤书中多见的“阶级”用词进行了批评。他认为，尽管教师、科技人员、音乐家等专业白领和政府、企事业的各种干部因高学历、高收入被称为“知识阶级”，但是他们并未被赋予有利的机会和特权，而且生活方式也与其他国民没有什么不同，所以，很难被称为一个“阶级”。可笑的是被日本学者称为典型的“阶级社会”的英国，却是社会阶级流动程度很高的社会(森岛通夫：《续英国和日本》，岩波新书)。
　　佐藤在文中表示，和盛山一样，他也认为人们指责日本社会“缺乏竞争”只不过是为长期经济衰退找“替罪羊”。和盛山不一致的是，他认为即使竞争机制，不就等于“知识精英阶层”固定化会改变、社会流动会更开放。即使引入激烈竞争不等于能消除机会的不平等。比如，假设竞争能正确测定一个人的“能力”，但也不能排除这“能力”的获得得益于此人父辈职业的可能性。他认为盛山研究采用大企业雇佣的白领分类方法也是有缺陷的，因为大企业中、下层白领和上层白领有很大区别，与中小企业中上层白领也有很大区别，而且各大企业的下层白领的收入也有很大差距。
　　如果说橘木是从经济学的收入所得分析当今日本社会不平等问题，佐藤俊树是从社会学阶层流动研究的角度来证明八十年代以来各世代间社会阶层再生产的话，另一位教育社会学者刈谷刚彦却从教育机会、结果的不平等来论证日本社会世代间学历再生产现象。一九九五年刈谷就在《大众教育走向——学历主义和平等神话的战后史》(中公新书)一书中对日本的“大众教育”与教育社会学界的研究进行了尖锐而有独到见解的批判。其实，此书的出版也可以说是这次论争的前奏。该书言及的许多内容对中国的教育社会学研究者应不无启发。
　　五十年代日本教育社会学界也曾把“贫困与教育”作为重要的教育不平等的课题进行过不少实证研究。诸如家庭背景(父母职业、收入、学历等)对学生人际关系的影响、教师对不同阶层出身的学生的态度、行为、不同阶层学生的学习成绩、智能的差异等各种课题都曾是五六十年代研究的热点。但是，经过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特别是七十年代，高中入学率达到90%以上后，随着因绝对贫困——不能交纳学费导致不能升学现象减少，“教育与社会阶层”的课题退出了教育政策研究领域，沉寂下来了。和日本的同行不一样，“二战”以后欧美诸国教育社会学研究者始终是通过“教育机会均等”、“教育与社会阶层”等课题的研究来批判社会、教育政策，促进社会变革，即使在今天，依然是一门“显学”。
　　日本的学者一般以为英国长期实施双轨教育制度，明显的阶级性是教育不平的典型；而美国则是因为种族的差别带来了教育中的不平等的问题。但是，一九八九年石田浩利用一九七五年的SSM调查的数据，与英、美进行了比较研究，结论是经济高速增长期后的日本学生本人能力、成绩以外的家庭背景、阶级属性的要因对其升学影响远高于英、美两国。所以，刈谷指出，绝对贫困家庭的减少，不等于教育体制内部和外部不平等也随之消失了。例如，东京大学等“精英大学”的入学新生被初高中六年一贯制的私立学校毕业生“寡占”。这些私立学校学生都是大都市富裕阶层的子女。八十年代以来这些私立学校不断为东京大学等一流大学输送“精英”预备队，形成了一种继承性的“新的特权阶级”。这些升学率高的私立学校是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之后应运而生的产物，逐渐取代了原来升学率高的主力部队——名门的公立高中。但是，七十年代以前，收费低廉、升学率高的这些名门公立高中的学生，也都是富裕家庭子女占了绝对多数。一九九○年尾岛史章根据历届SSM调查，对东京大学为首的十四所日本最顶尖的大学入学者家长职业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如下：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三五年出生的入学者中，上层白领家庭出身者占56.2%；一九三六年至一九四五年出生者中，上层白领家庭出身者占64.6%；一九四六年至一九五五年出生者以及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六五年出生者中上层阶层出身者高达75%。上层阶层出身者“寡占”名门高中、大学获得有价值“学历”状态并没有因绝对贫困现象减少而有所改善。五十年代以来，诸多实证研究表明，与家庭经济收入差导致学习成绩差相比，父母学历、职业对子女学习成绩影响更大，其中自由职业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学生与工农家庭出身的学生学业成绩差最大。这也说明，单纯奖学金等经济方面的援助政策对教育权利的平等实施作用是有限的。
　　七十年代末日本高中普及率已达97%，大学入学率也已超过30%，进入了“大众教育”时代，子女学历普遍高于父母，但是，教育普及并没有改变教育体制中的不平等。今田高俊利用一九五五年至一九八五年第四届SSM调查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后得出的结论是：战后的学生普遍比父母学历提高了一个层次，但以后各个阶层又停留在其相应的学历层次上固定化起来(《社会阶层和政治》，一九八九年，似已有中文译本)。
　　刈谷在《对“中流崩溃”推波助澜的教育改革》(《中央公论》，二○○○年七月号)一文中还批评九十年代以后强调学生个性发展、自我实现的教育改革只是一种基于庸俗心理学的空谈。因为个人的学习意欲、进取鹉无不受到社会、家庭的影响和制约。他利用一九七九年至一九九七年十八年间对两个县十一个高中的学生调查的数据，统计、分析之后得出这样的结论：日本社会“富裕”后，特别是一九九二年修订了“学习指导要领”、提倡自主学习后，学生的学习欲望、进取鹉的整体水准大幅下降的同时，不同社会阶层家庭出身学生之间学习欲望、进取鹉的差距却进一步扩大。这种学习动力减退造成对富裕阶层有利的阶层差别，无疑对社会阶层流动会产生负面影响。
　　参与论争的学者都利用了实证研究结果，但是根据各自的“实感”做出了价值判断。许多著作的后记中，作者都追记了自身的家庭背景、就学经历、人生体验与研究的关系。论争者们的视野也并没有停留在日本一国之内，对八十年代后英、美新自由主义保守经济政策提出批判的学者都受到罗尔斯、阿马蒂亚·森的很大的影响。日本是一个具有同质化历史传统的社会，但是，这种同质化历史传统往往也是容易将问题本质隐蔽起来的根源，社会病理也就会更加深刻，一些有良知的学者对这种不平等的社会现状不满而提出批判，引起这场论争，其本身就具有学术上的意义。
　　(橘木俊诏：《日本的经济所得差——所得と资产から考える》，岩波新书，一九九八年；佐藤俊树：《不平等社会日本——さよなら说中流》，中公新书，二○○○年；中央公论编辑部：《论争：中流崩溃》，中公新书ラクレ，二○○一年；刈谷刚彦：《大众教育社会のゆくえ——学历主义と平等神话战后史》，中公新书，一九九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