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和而不同一例

　　一九三七年，汤用彤写成《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胡适在一月十七日读到稿本第一册，翌日，即兴冲冲来到北大与汤畅谈。胡适一直倡导“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汤用彤的治学风格与此迥异，自然从来不敢苟同。但他在谈话中却不以争个优长劣短的口气相逼，而只是说自己胆小，只能作小心求证，不敢作大胆假设。胡适对此自然很敏感，但他在日记中却由衷地承认这是汤用彤的谦词，而且认为“锡予的书极小心，处处注重证据，无证据之说虽有理亦不敢用。这是最可效法的态度”。胡适是个全盘西化的论者，汤用彤在文化观上却是个温和的守成主义者，主张从中、西、印三大文明的古典源头中撷精立极，融会而成新文化。但在与胡适的交谈中，他同样是以协商的口吻阐述自己的文化观。他对胡适说：“颇有一个私见，就是不愿意说什么好东西，都是从外国来的。”胡适也很机智，针对汤用彤研究中印佛教成就斐然，乃以调侃的口吻说道：“我也有一个私见，就是说什么坏东西都是从印度来的。我们都大笑。”(见《胡适的日记》)这一笑不能不令读者也会心而笑。二人不仅在大笑中坚持了自己的思想宗旨，更在大笑中泯除了可能因思想纷歧而引起的纷争与不和。所谓君子之交，和而不同，诚如是也。
　　一九四六年暑假期间，北大复员，七月，汤用彤经重庆返北平，七月二十九日，汤用彤与傅斯年、郑天挺等人代表北大赴机场迎接新校长胡适。胡适下机伊始，向围上来的记者宣称：中国民主有了进步，新文学和妇女解放有了进步。原来坚决反对白话文的胡先骕，近来为报纸写论文居然也用了十句白话，这是他归国后的第一件最痛快的事。(白吉庵《胡适传》第419页)胡先骕乃汤用彤的《学衡》社友、同志，听了胡适的这番话，汤用彤是会心一笑，还是作其他感想，我们自然不得而知。有趣的是，二十余年来，汤用彤一直坚持以文言写作，几部传世名作中几无白话文，可见他一直均未为胡适之大倡白话文所动，彻底践履了《学衡》“不激不随，不偏不党”的为学宗旨。而胡适却称其佛教史论著为“最有权威之作”，在比较汤用彤与陈寅恪治佛教史的成就时，除了说陈寅恪的文章实在不高明以外，对汤用彤更未加一非评。(见《胡适的日记》)由此亦可见胡适对汤用彤大概未曾勉为其难，强以为同，北大自由研究精神之盛于此可见一斑。
　　胡适到任后，立即任命汤用彤为文学院长，此后，北大校务多由傅斯年与汤用彤协理，因胡适热衷于政治活动，常在南京开会。一九四七年，有请胡适出任国府委员之动议，一向与政治保持着知识分子的距离，独立而不倚的汤用彤立即率郑天挺等人连署密电教育部长朱家骅，坚决反对这一动议，称“此事倘经实现，不惟妨碍北大前途，又与大学组织法不合”(见《胡适来往书信选》)，故请朱氏力为挽回。汤用彤此举大概不会不合于一向以自由派自居的胡适之意。
　　然而，两人终于分道扬镳了。一九四八年年底，解放军包围北平。十二月十五日，胡适乘飞机离开北平，北大教授通过选举成立了校务委员会，汤用彤被推举为校务委员会主席，行使校长之职。解放军进城后，对各大学采取“接而不管”的方针，汤用彤担任此职直至一九五一年，其后至一九六四年病逝，一直担任北大副校长。汤用彤之受此用，与他在北大师生中的威望及其在学术界的地位不无关联。像他那样宽厚温和的醇儒，在一个不至颠倒疯狂的社会里，大概是不会被人遗忘的。他的学生任继愈先生曾作一假设，如果他活到文革期间，以他那样的身体，恐怕也难渡过难关。因此，在痛惜他去世过早之余，又不无另一番滋味。
　　令人深思的是，汤用彤之染沉疴，又与胡适有直接关系。虽然他是一个不爱找政治的醇儒，政治却情不自禁地要找他。据张岱年先生回忆说：一九五四年，开始发动批判胡适的运动。一天，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召开了批胡的预备会议，北大派从旧时代过来的知识分子汤用彤、郑昕、张岱年参加。那次会议是晚上开的，汤用彤作了发言。会后三人同车返校，一路上，汤用彤话仍很多。下车后，郑昕感觉乃师情况不对，可能是病了。果然，汤用彤次晨就患了偏瘫之疾，经检查是脑血管有破裂处。此后昏迷近一月，经全力抢救而脱险。
　　现在大陆学术界对胡适的功过是非已能作客观评价了，而我们对五十年代知识分子换脑筋的困难境地，则尤应具“了解之同情”。那时批胡的一些知识分子大概心情不会很简单，汤用彤尤其如此，批胡后突患脑溢血，大概也就仅此一例了。他与胡适之不同可谓深矣大矣，但他们有过畅谈学问、共理北大、和乐相处的交谊，而且与其他学者如陈寅恪一样，对胡适未始没有敬佩之情。让汤用彤去批判胡适，其心境岂一个苦字了得。当然，如果他是一位“斩钉截铁”的革命家，也就不会因批胡而患脑溢血了。然而，他不是。
　　“五四”前后，思潮的对垒纷争不仅存在于学派之间，或纠缠着某个学者的心灵，而且还偶尔外化为学者人身之间的紧张关系。盖一涉及学问，一涉及思想，则不能无争，争则必求胜，久且交绝而出恶语，谩骂攻击未尝少见。相比之下，汤用彤与胡适的关系则可谓人文学者以友道相处的典范。而二人能臻于君子之交，则又不能不归功于传统的人文价值。
　　汤用彤“幼承庭训”，其父汤霖雨三公教人，“虽谆谆于立身行己之大端，而启发愚蒙，则常述前言往行以相告诫”。(《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跋》)汤用彤始终将雨三公的德行教诲铭记于怀。其人治学不惟重才性之培育、知识之增益，尤重德性之涵养，甚且以“俾古圣先贤伟大之人格思想，终得光辉于世”为其治学关怀之一。《学衡》诸公选择的白壁德新人文主义，同样强调从中西印古圣往哲的前言往行中求取立身行己以安世的普遍价值和规范，涵养本身使成一有德守之人文学者，然后从事专门研究。换言之，他们的共识是，无道德则不能为名山事业，更难以救群治。将此种理想践履于日常生活，则洒扫应对，不能不为君子。早在毕业于清华学校时，吴宓就曾在日记中这样刻划过汤用彤的才性风貌：“锡予喜愠不轻触发，德量汪汪，风概类黄叔度。而于事之本质，理之秘奥，独得深窥。交久盖醇，令人心醉，故最投机。”吴宓其人真诚坦率，心热而行笃，其识人之眼力，向来不差。他对早年陈寅恪的推崇和预识，就足以为证。
　　至论胡适其人，虽为学界豪杰，好开风气之先，且主张全盘西化，但其人应世处事则为一典型、地道的中国人。此为众所周知之事，似不必饶舌赘述。
　　两个在行为上深受传统人文价值浸染的饱学之士相遇，虽不能尽同，却不会不和。所谓君子和而不同，汤胡二人诚得其精髓也。今人有喜谈弘扬传统人文价值者，吾不知舍此“修德以成君子”之价值，复有何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