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两篇有关西方新文论文章述评

　　有关西方新文论的著作很多，但是提纲挈领式的介绍性短文少见。最近我发现了两篇，都写得清楚扼要，而且作者一法一美，代表两种学术观点，可以互为补充，所以愿在这里转述它们的主要内容，后面并附有我的读后感，以供读者参考。
　　一、美国人的七个论点
　　先介绍美国的一篇，因为它写得特别简短，题为《论批评的黄金时代》，正文是“七个论点”，全文如下：
　　1.我们正处于批评的黄金时代。二十世纪末叶文学表现的主导方式不是诗歌小说，不是电影戏剧，而是批评和理论。所谓主导方式，不是指“流行的”、“公认的”、“官方的”方式，而是指“进步的”、新兴的、先锋派的表现方式。
　　2.批评的黄金时代是以发达工业国的高等学府为中心的学术现象。
　　3.当代批评是严肃的、实验的、百科全书式的、个性化的。所谓“严肃”，指它专业化制度化强，关涉政治，志在创立新型知识。所谓“实验”，指它冒险、戏谑、变态，对正统知识持怀疑态度。所谓“百科全书式”，指它内容广博(人与自然、性与历史、政治与宗教等无不在其研究之列)，不自囿于传统意义上的“文学”。所谓“个性化”，指它具有自传性的、内省的和自我陶醉的特征。
　　4.当代批评最重要的流派是女权主义批评、马克思主义批评和后结构主义。所谓后结构主义，并不单指解构主义，而是指一整套判然不同、极不稳定的阐释方法，包括解构主义之前的各派，如结构主义、形式主义、现象学、言语行为理论、接受美学和符号学等。女权主义批评和马克思主义批评借助后结构主义的百科全书式的实验方法来达到严肃的个人批评目标，譬如履行伦理和政治义务、探索新知识、在阅读、写作和教学过程中谋求自我实现等。
　　5.批评的黄金时代植根于一种新型刊物，即批评和理论期刊。六十年代之前还没有这类刊物，一般认为《新文学史》是其首创。较之传统的文学和学术杂志，这类刊物有几个新的特色。1)它们融汇了传统文学和学术刊物的许多特色，既刊登文学作品，也兼收文史哲方面的理论和学术文章，既有短文杂议，也不乏高文宏论。2)它们具有跨学科和超学科的性质，时代性强，内容有所侧重，以大学为基地。3)它们与各类“小”杂志和传统评论刊物如《党派评论》、《美国学者》等在书店里并列出售。4)它们不在纽约出版。
　　6.不少头脑清醒的有识之士把批评的黄金时代视若弊端，认为当代批评晦涩、神秘、学院气重，局限于少数专家学者，而且自身处于无政府状态。有传统意识者则说它缺乏政治效应，无视道德准则，没有认识价值，风格让人讨厌，有辱批评界的名声，是知识界的危险。在常人看来，当代批评是昙花一现的舶来物(主要来自法国)，易懂易学的小把戏，容易使年轻人上当。
　　7.当代批评兴起于欧美大都市的高等学府，是发达国家的“先锋”文化的主导形式。相比之下，在南非、中东、南美和澳洲等外围地区，文化的主要形式则是形象文学，如小说、诗歌、戏剧和电影。最精彩的新文学是殖民地文学；最精彩的新批评是发达国家的批评。
　　(杨国斌译文)
　　此文之后附有一个较长的“评述”，对上述七点逐一加以补充说明，在过程里也对反对或怀疑新文论的各种说法加以驳斥，颇有气势，大有扫荡一切之概，而这也正表现了美国新文论的战斗性。
　　作者米彻尔(W.J.T.Mitchell)是芝加哥大学教授，有影响的新文论期刊《批评探索》(Critical Inquiry)的主编，一九八八年曾来北京外国语学院讲学，此文即其讲稿之一。
　　二、法国人的历史观
　　第二篇文章题名《当代文学批评概貌》，原来发表在法国《万象百科全书》，作者贡巴尼翁(Antoine Compagnon)是一位中年法国学者，近来在美国哥仑比亚大学讲课。(我在一九八八年去巴黎时同他谈过，读者可参阅本刊一九八九年五月号《学府、园林与社会之间》一文。)
　　文章一上来就指明：有几种文学批评，一是“口头”评论，二是作家评论，三是大学人士所从事的专业文学批评。本文只谈第三类，但“该类批评对社会、对文学的影响甚小”。
　　下面分节论述：1.耶稣会士和本笃会修士；2.文学史与诗学；现象学与精神分析学；3.文学制度社会学；4.修辞学史与历史修辞学；5.解构实践；6.接受理论；7.发生学。
　　这些题目都很吸引人，其中牵涉到了对几个重要流派的评价，但是作者主要致力的却是通过对历史的透视来说明众多现象的根子何在。他以为几个世纪以来，“法国文学研究始终存在着相互竞争的两大传统势力”，即语文学传统与修辞学传统，并说明它们的区别是：
　　前者从个别现象、单独现象的观点看待文学，即着眼于某某作者、某部作品。从进行详细博学的历史考证意义而言，它是历史性的。后者则在一般性的范畴，乃至普通范畴内看待文学，即着眼于体裁、行文技巧或写作手法。它们之间对立的焦点仍然是，以什么观点来看待作品，即究竟视其为现实还是可能。个别派对作品产生兴趣，因为它存在，因为它是某个人在一定条件下写出的作品。语文学家只承认个人存在。至于一般派，他们对同一篇作品也有兴趣，但只因为它属于某一个语言体系，体现一种语言结构。这种结构本来可引出其他作品，不过它们没有形成而已。一般派研究作品的着眼点是结构，即从它的延伸性和概括力来看待文学(即可能形成的作品总体和它所包含的“文学内质”)。(董纯译文，下同)
　　这两大传统也可以简称为“个别派”与“一般派”，在历史上各有不同的代表者：“个别派”的创始者是本笃会修士，“一般派”最杰出的代表则属耶稣会士。
　　二者之间的争论不时重现。较近一次是：
　　一九六○年期间，当老巴黎大学和“新文学批评派”论战开始时，这一对立再度出现，无丝毫减弱的迹象。巴黎大学采取了继承朗松传统的立场。那些被巴黎大学派斥为异端，并唤作“新文学批评派”的人，内部并不一致。他们依据的是本世纪初俄国的形式主义派，索绪尔语言学，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和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等新人文学科中的各个流派。论战的典型例子是雷蒙·比卡尔和罗兰·巴特之间的纷争。比卡尔是《让·拉辛之文学生涯》(一九五六)一书的作者，代表巴黎大学主张搞作者生平的一派，而巴特所著《关于拉辛》一书(一九六三)的立足点则是精神分析的人类学，目的在于向“温柔的拉辛”这一神话挑战。
　　此后的情况是：
　　将近二十年期间，文学批评始终处于令人瞩目的地位。自六十年代中期开始，巴特的文论成了有教养者必读的典籍，就像论哲学必读福柯，谈精神分析学必论拉康一样。其时，文学批评成功地调和了专家和业余爱好者两类公众。早在十九世纪圣佩韦和布吕纳蒂埃时代他们就已经成为一个整体。尔后，是朗松使教授们离群，索居教育界。巴特的学说含有布吕纳蒂埃的观点。例如，他在《文学批评与真理》(一九六六)一书中回答比卡尔的《新文学批评，或称新诈骗》(一九六五)时，将真理和科学奉为自己的理想。布吕纳蒂埃在世纪转折时刻为《大百科全书》撰写“文学评论”条目时，也是这样做的。然而，时代毕竟不同了，茨维当·托多洛夫转变立场就是一个迹象。他以一九六五年完成的俄国形式派译著以及诸多个人著作，为普及结构主义学说作出了极大贡献。不过，托多洛夫脱离，甚至鄙弃了理论，专事文学作品中道德价值和人的价值的评论。至此，如果说“个别派”和“一般派”之间，博学考证和修辞辩术之间的对立依旧存在的话，他们实际上都降低了要求。几个世纪以来，史学派和理论派的两大传统始终平行发展，也许永远无法调和。然而，近期最引人注目的研究已都是介于两者之间的横向的探索了。而他们的分界线，也由于受到那股立即被命名为“后结构主义”的新文学批评浪潮的冲击而模糊起来。后结构主义在德国和美国的发展比在法国更快。
　　这就是说，分歧依然存在，两派都平行发展，“也许永远无法调和”，但是也不乏变化的迹象，例如出现了“横向的探索”，而两者都受到一股新的文学批评浪潮即“后结构主义”的冲击。
　　以上是《耶稣会士和本笃会修士》一节的内容。在下面各节中，作者对各种新文论流派进行了评述。他的立场依然是一个尊重历史的学者，对各派道出其流，也指出其变，并且注意到它们之间的关系并不总是矛盾的，也常有调和的地方，例如说“文史学家并没有满足于开列书单，撰写生平……而也开始谈论语言，操起了结构主义者的用语”。当然，他也不断揭出这些流派各自本身的破绽，例如针对“解构理论”，他说了这样一段话：
　　解构以注释作品的疑难点对抗文章语法，拒绝接受任何“元语言”，而指出文章的意图“永远处于业已”被言语活动消蚀的状态。这种立场将最终发展成极端的怀疑主义，使人认为，既然所有成文作品的意图都受损，产生了疑难，那么，一切作品就都成了文学。而且，既然所有的作品，包括历史和数学都是文学，那么言语同世界之间的关系就不再存在，或者疏散了。德里达本人观察到，美国的解构主义导致了大学在社会里的孤立地位。于是，从言语活动均不存在含义这一观点出发，一切作品皆等值，还有什么必要相信甲篇胜于乙篇一筹呢？
　　紧接着是对美国解构派的描绘：
　　很长一段时间，美国的解构派聚集在耶鲁大学，“耶鲁学派”由此得名。依照保尔·德·曼(《阅读之比喻》一九七九)，J.希里斯·密勒(《杜撰与重复》，一九八二)及杰弗雷·哈特曼(《荒野中的批评》，一九八○)等人之见，文学语言使其本身含义解构，一切言语都是文学语言，没有一种言语以其字面意义出现。在此，文学对其本身含义中的解构程度也许比所有其他篇章尤甚。但是由于它自诩为文学，人们无疑也就不大期待它会有严密联系的含义了。文学批评家能做些什么呢？他甚至无需使作品解构，只要静观它是如何解构就够了。对此，希里斯·密勒写道：“解构是作品本身已经自动解体的证明”。由此兴起一种万能应用法，得出的总是同一个结论，并使文学批评家对一切作品保持着一种优越感。
　　这种“优越感”的例子不须远寻，在我们前面介绍的米彻尔的文章里就是处处可见的。
　　贡巴尼翁对于“接受理论”的叙述文字不长，但是异常清楚，从十九世纪法国布吕纳蒂埃在关于体裁的理论中“把读者考虑进来”说起，重点介绍了伊塞和姚斯的论点，也提到了美国人斯坦利·费什的名文《这堂课里有文本吗？》，指出后者的“狂热的相对主义无法让人接受”。然而对于“接受理论”本身，贡巴尼翁是肯定的，特别是在姚斯的“四个阅读层次”系统里看出了一种可喜的前景，即“企图立足于效果，把文学理论派关于开放的多重含义性接了过去，创立一部新文学史的接受理论”。
　　这将是一种融合。贡巴尼翁最后所评述的“发生学”也是一种融合，即它是一种建立在理论基础上的老“觅源评论”，只不过把重点放在作品的“生产”和“源头工作”上。“它标志着朗松主义与文本派已经取得了协调”。这样一来，不少搞传统学问的学者“也因而找到一条坦途，重新开始传统的研究工作。而这又有何不可呢？”
　　是的，有何不可呢？贡巴尼翁正是寄望于重新融合后的文学批评。他最后的结论是：
　　同修辞史和历史修辞学一样，接受美学和文学发生学都在竭力融汇文学史和文学理论的精粹，尽管两者之间的争论已深深地影响过上一代人。这意味着，当今的文学批评不愿再追随本笃会派，亦不想当耶稣会派了。与此同时，固有的对立依然存在，而且，倘若无视这一现实，就很难想象真正的文学批评了。
　　三、读后感
　　两篇文章都提供了事实与论点，合起来是对西方新文论的一个纵观。
　　两者的不同在于米彻尔只把新文论的特点加以总结，不涉及各种流派本身的理论要旨，他的写法是直指的，突兀的；贡巴尼翁则是从容的，娓娓道来，但不乏嘲讽；他不仅分析了各个重要流派(可惜没有涉及巴赫金的复调理论和威廉斯等人的文化研究)，而且把它们同历史上的两种做学问传统联系了起来。
　　用历史眼光，贡巴尼翁看出做人文学问，总有两大传统，或明或暗地对立着。根据法国情况，贡巴尼翁称这两大传统为耶稣会派与本笃会派的对立传统：前者重修辞学，一般范畴(如体系、类型、结构)，共同问题；后者重文学史，细节(正是版本学、目录学、考据学者致力所在)，个别现象(作家与作品的独特性)，而避免由此及彼，大而言之。
　　这两大传统的本身也在演变，其内涵与着重点在不同时期也不一样，在历史上两者互有消长，然而直到今天，仍然形成对立的两大学派。贡巴尼翁就是把一九六○年代的罗兰·巴特的新文论与雷蒙·比卡尔的朗松主义旧学问之间的论战看成是这种对立的继续，延伸。
　　其实何止法国有这样的两大传统的对立。在米彻尔的美国，也同样存在。新文论者极言文学史的虚妄，而大型美国文学史仍在出版。新文论充满术语僻词，越来越不好读，人们也就更加盼望有艾德蒙·威尔逊、F.O.麦息生等人文主义的批评家再生。在我们中国，也存在这种对立，而且历经反复：单说近代，明朝的空疏为清初的朴学所替，朴学又为后来的经世之学所取代，时至今日，还有观点与材料，体系与事实基础、博学与专才、才气与实学的对立。
　　那么把这两大对立的传统结合起来，各取其长，岂不更好？而且传统虽对立，属于传统中的人却又各有不同情况，兼有两者之长的非凡学者还是有的。贡巴尼翁谈到了跨越两大传统的“横向的探索”，并在最后结语中指出已有一些学问门类——如修辞学史和历史修辞学、接受美学和文学发生学——“都在竭力融汇文学史和文学理论的精粹”。这是一位法国学者看出的一种前途。
　　但是这种融汇却未必是米彻尔这位美国新文论者所寄望的。他着重的是：新，变，割断，冲击，控制。他也有他的历史眼光，却只看出了当前是文学批评的“黄金时代”。在他文章的“评述”部分里，他花了不少篇幅来谈这一点，把当前时代比作十八世纪欧洲的“理性时代”和“启蒙时代”。
　　如果说当今西方文论盛行，文论成为一种专门学问，连保守的老大学也不得不设立新文论讲座，不得不允许研究生作有关文论的博士论文并取得学位、教职，这是符合实际的。这样的局面是伴随着科技大进展出现的，是后工业社会中人文学问的新思索的产物之一，这也无疑是正确的。然而能将它比作十八世纪欧洲启蒙主义时期一样重要的“黄金时代”么？何处是笛卡尔、牛顿、洛克、伏尔泰、卢梭一样的巨人？何处是他们这些人所引导的“誓与天争”的思想洪流？到今天为止，新文论在当代思潮里不是主流，不过从科学、哲学、语言学、社会学等主流学问套用了若干概念和名词，游离于极少数以文论为业的大学教师之间，在影响上没有启蒙主义、浪漫主义席卷全社会的普遍性和深远性，甚至没有现代主义对世界文艺创作的催发力。试问后结构主义已经产生了哪部杰作，足以为《尤利西斯》、《虹》、《四个四重奏》之继？
　　与此相关的米彻尔的另一论点也是值得推敲的，即：文论是当今发达国家的主导文学形式。能够看出发达国家与边缘地带及前殖民地的文坛的不同，是有眼光的，然而同样的观察却可以引出不同的判断。前殖民地创作的兴盛正说明在宗主国式微之后，那些地区迸发出了空前旺盛的创造力，同时还有现实的苦难在折磨它们，使它们的作家发愤写作，在优秀的小说、诗歌、剧本和电影里寄托了忧思和希望，并且一如米彻尔自己所说，在艺术上“也表现出成熟、内省、复杂和实验的特点”；而在发达国家则出现了文学批评的“工业中心”，许多聪明人不是努力创作，而是从事奥秘、琐碎、冗长的经院式争论，两相对照，何者更值注意，更需研究？米彻尔对这个局面有一个解释，认为伟大的批评时代必然后于伟大的创作时代，因此帝国中心的文坛仍然是先走了一步，也就是说前殖民地仍然处于低级阶段，这不还是西方先进论的“帝国模式”的重版么？
　　何况文论究竟是不是当今发达国家的主导文学形式也还需要进一步探讨。这样说，至少表现了对大学的范围只有极窄狭的了解，而对什么是主导形式又沾上了“以我为主”的优越感。发达国家的创作就真的不振么？未必。如果眼光不限于超级高雅文学，至少可以看出各类小说仍然是兴旺的，特别是电影、电视文学更在蓬勃发展，文坛并不惨淡，只不过重点转移了。
　　总之，米彻尔虽然提出了美国新文论的若干特征，有助于我们了解美国文坛和文化现状，但是他的主要论点，即当今是西方文艺批评的又一个“黄金时代”，却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但是我们中国学者却又不能因此就转过身来，根本不理西方新文论了。新文论是西方当代文化里一个重要现象，已经打破了西方学术界的停滞、沉闷的局面，在我们中国也已产生了一定影响，我们应该对它有更多的了解。
　　为此，似乎应该进行几方面的努力：
　　1.要更多阅读新文论中各种理论的原著，抓住其实质，设法弄清其前因，后果，贡献所在，要害所在。
　　2.要有联系地看今天问题，联系西方社会思潮、文化传统、文学实况，也联系中国传统和中国文学现状。这种联系也是一种比较。
　　3.要保持清醒头脑，回到根本问题。根本问题仍是：
　　作品；/作者；/读者；/社会；/世界。